宋代被学界所诟病的所谓“崇文抑武”“弱宋”的缘起，可以追溯到 755 年的唐代安史之乱，虽然这个时间点距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发动政变以夺天子大位，还有近两百二十年的时间。

唐代在立朝之初并无大规模的常备军，而是依然按照传统方式，以兵农合一的原则，通过府兵制来组织军队。即让部分农民划归于兵府为单位的管理中，平时处于务农状态，而农闲参与军事训练。但是到了天宝八年，公元 749 年，安史之乱前六年，不仅府兵各单位装备等已经残破不可用，甚至无兵可用了。府兵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职业化，专业化的边防军队和拱卫京师的北军。

隋代承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而来，而李唐王室亦原为北朝贵胄，因此，李唐的皇室家族本具有胡人血统，比如高祖，太宗，高宗之母均为胡人而非汉族，因此自唐初，诸多番将由于能征善战，均委以重任，并不受猜忌。唐代不如后来的宋代，明朝大谈华夷之防，而是对待少数民族将领的态度上显得更加开放与包容。

唐玄宗时期，由于北方边境防卫的压力，加上执政的李林甫认为番将不识字，对其相位没有威胁（因为唐代高官都可出将入相的，而非只是文官专任），于是诸边镇渐渐由拥有较多自主权的节度使担任，而这些边将属下的士兵，大多是应募来的专业兵士。

大多数边境节度使是少数民族将领。当时唐代使用番将守边其实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后来的反对者总是更多的倾向于从“华夷之辩”的角度来认为唐代的失策，造成后来中原王朝的动乱，但从后来范仲淹或韩琦的对西北军务的建言来看，使用当地兵员，不仅减少在当时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运输的困难，减少财政的压力，而且，从情感上，边兵的心理比远戍而来的中原军队要来得稳定一些，守土的决心也就更大。毕竟农民总是守土重迁的，如果从中原调兵到边境，从军力财力的消耗上，从应付战事的灵活机动上，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到了安史之乱前不久，朝廷已经有近九成的正规军控制在这些节度使手中。而安禄山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由于唐玄宗的宠信，加之安氏与朝中诸大臣们的关系良好，他一步步升迁，最后被任命为河北最强大的三个藩镇即幽州，成德和魏博的节度使。

755 年，安禄山起兵，动乱直至公元 763 年才告平定。期间，长安陷落，皇帝逃亡，百姓流离失所。唐王朝好不容易从武则天时代惨烈的政争走出，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才过去十余年，便落入了“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悲怆。

安史之乱波及了当时的华北，西北和中原腹地。隋唐的建立，消弭了中国自汉末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状态，而经安史之乱，时局又再次走到国家分裂的悬崖边。

首先，为了对付叛军，朝廷只能把驻守西北的军队调回，直接导致西北地区不复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当时强盛的吐蕃及其他过去臣服于唐朝武功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转而控制了这一带，于是造成中原往西北的道路断绝。而这也造成两百多年后宋朝和西夏政权的和战。从此，诗人再也无法遥望阳关。盛唐的武功烈烈，或许只留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里的昭陵六骏那一道道坚实却飘逸的刻痕里。

第二，由于在平叛中，中央军力不足，只能凭借各地节度使的力量，于是造成平叛后中央权威的衰落，各地节度使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逐渐掌握的更大的行政权利，便拥兵自重，即形成所谓的“藩镇割据”。从赋税数字就容易看出当时孱弱的中央权威，在安史之乱发生的 755 年，朝廷的税户大约有 900 万户，而五年后，只剩下不到 200 万户了。

但是，这样的形势并不如同隋朝之前的南北朝的分裂状态。虽然中央无力完全控制藩镇（此时中央政府能勉强控制的只有京畿所在的关中道，西北地区，长江淮河流域和运河沿线），可是各藩镇虽然彼此间常有复杂的争斗，但也往往无力去彻底吞并他人，于是他们并无意于去争夺皇权，仅仅满足于偏安于自己控制的地区。藩镇节度使的名义上常常需要中央的正式任命方能树立威权，比如宰相李德裕在唐末的 844 年就曾评论独立性最强的河北诸镇道，“河北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所以最终就导致了唐王朝勉强地维持着松散的统一。我们可以借助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态势来更好地理解藩镇情况，比如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等等，他们与南京政府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是，这样的平衡是不稳定的，随时会因为更强大的外力而灰飞烟灭。

但由于藩镇内长期的治理不当，造成民不聊生，造成唐末时，这些割据政权内爆发的起义如摧枯拉朽般撼动着延续多年的秩序。

859 年裘甫带领不堪赋敛无度的贫民在浙江东部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爆发于唐王朝的财政来源要地，亦可见当日社会与经济的不堪。868 年，驻守岭南的 800 多名士兵因不满朝廷如期复员返乡的承诺和糟糕的待遇，在庞勋的领导下起义，与其响应的起义者众多，兵锋席卷十余州，遍布山东至淮南一带。

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都在一年多后遭镇压而失败，但这些受压迫和被剥夺生计的农人，士兵并没有因此而消亡，社会的问题也没有被根本，于是爆发于 875 年的黄巢之乱，以更凌厉的态势于此后十年间席卷唐帝国，其带来的长期的动乱结束了中央-藩镇的脆弱平衡，最后使得朱温，李克用等新一代的军事强人出现，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崩溃。朱温在 907 年逼唐哀帝禅位，建立后梁，于是，原先以李唐王室为共主的不稳定的统一形势被打破，便开始了战乱频生，政权交迭的近 50 余年的五代时期。

而在南方，唐末战乱中崛起的亡命之徒或地方豪强则逐次建立了各地的割据政权，和在北方的后汉的继承者北汉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十国。

五代十国的分裂形势，实际是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大分裂状态下，再经唐末各地动乱，豪强四起后所导致。和唐代藩镇不一样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政权有极大的独立性，只是他们不免时而结盟，时而相攻。

北方的五代的控制区域大体都在长江淮河以北，直到后周末期，周世宗柴荣才夺取了南唐控制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五代只能勉强控制着陕西和山西，从唐代安史之乱后，甘肃西部一带即被党项族的藩镇割据势力所侵占（即后来的西夏王朝），更遑论唐初所控制的整个河西走廊至天山南北。

在北方，如同千年来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形势一样，强大的契丹压迫着大体从自今天平津到大同一线的边防。937 年，后晋石敬瑭为取得契丹的支持，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其结果便是自撤藩屏，让中原王朝对付北方强邻时几乎无险可恃。今天我们在冬季从北京南下，如果是雪天，即可见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一路一马平川，无险可收。而当年，京津一带，即所谓幽州，蓟州，涿州等，即在十六州中。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另一路，即从雁门关往南，即今天的大同一带，就是当时的云州，蔚州，应州等。今天看十六州一带，大体上也是中原王朝建立的长城一线。（汉高祖初年的被匈奴所困的白登之围就在大同东北四十公里的地方）。这样的后撤是危险的，在 946 年，后晋因为想摆脱辽国的宗主权，辽军挥兵南下，直捣开封，这几乎是 1127 年，金国灭北宋的靖康之耻的预演。

出身军人家庭的宋太祖赵匡胤，其父赵弘殷是后汉时期的军事高级将领，而赵匡胤也在 20 余岁时就加入了时任枢密使，后为后周开国皇帝的郭威麾下。在多年的征战后，由于军功卓著，赵匡胤被郭威和其继任者周世宗柴荣所深为信任，倚为股肱。959 年，在柴荣去世前不久，时年 32 岁的赵匡胤被擢升为相当于首都卫戍部队司令的殿前均都检点。

赵匡胤有幸在柴荣去世前被委以重任，除了他的在历次征战中的优异表现外，更重要还是因为其资历和名望较其他的将领低，比如郭威的驸马张永德，或是禁军的最高将领李重进。柴荣的继位者后周恭帝才七岁，为了防范这些将领在他身后叛变，如过去前四个短命王朝的政权交迭所使的手段一般，世宗对这些实力强大的军事将领不免有猜忌防范之心，于是在他去世前将这些将领调往外地。他或许认为职位虽高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没有能力发动政变，在他去世后，可以保证后周政权的稳定。

但是一切终究事与愿违。世宗去世仅仅半年后，960 年春节，赵匡胤还是发动了陈桥兵变，带兵从陈桥驿返回开封，以武装政变夺下了孤儿寡母为政的后周皇权。或许当日京城百姓见此事件时会简单地认为，这又一次王朝更迭，因为在那个时代里，掌握中央禁军，发动政变夺权，只是常见的套路。仅仅 50 年前，这个被刚推翻的这个后周政权，也是借由这个方式取代前朝后汉的。

可是京城的百姓讶异地发现，这次的政变过程，稍显平和，秋毫无犯。不再有如过去的政变时军人纵兵劫掠都市。因为赵匡胤在政变开始前，已经严令不可剽劫，更不可以加害后周宗室。由于赵匡胤和他的同盟者牢牢掌握着京城禁军的兵权，除了禁军将领韩通试图抵抗而被杀外，本次政变几乎是兵不血刃。而在以宋代周的过程里，在京城也并无发生如后梁朱温在夺唐政权前，制造的如白马驿之祸般的大肆杀害朝臣的血腥事件。

或许也就是这样的变化预示着太祖不同于过往的武夫执政风格。十五年后，大将曹彬攻下南唐首府金陵时，也无血腥的屠杀。所以当日寄淫性于才气之间，能唱出“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的南唐后主李煜也才还有时间去苦吟一番“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因为有了军事上的成功做铺垫，所以在行政层面上的过渡便显得更为容易，比如当时的翰林学士陶谷，当太祖发现还无禅让诏书以进行仪式时，陶谷便取出已准备好的诏书献给太祖，此举令太祖非常鄙薄其人。五代期间，执政大臣习惯了朝比肩，暮北面的城头变化大王旗，许多士人早无忠义之心。

陈桥兵变后，在经历了约半年消灭其反对者如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昭义军（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的战事后，新政权稳定了下来。而在准备后续对南方“九国”和北汉的统一战争的同时，赵匡胤和他的同僚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走出这个五代政权循环更迭的困局。

出身军人家庭，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机遇成为后周军事精英的赵匡胤并非一介鲁莽灭裂的武夫。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从后梁到后周，仅是短短的 53 年。如果他的宋朝不做改变，找出政权长治久安的方法，那么或许也将很快地成为所谓后宋，成为第六个短命的北方王朝，五代便成了六代。太祖在之后杯酒释兵权时对拥兵大将们说 “做天子太难，还不如做节度使时安乐，我几乎夜夜难以安枕入眠”，在随时隐藏着反叛危险的环境下，此话并非戏言。

于是，在这样即使当上皇帝也令人不安的环境中，如何做出改变，便成了赵匡胤和他的谋士们所要面对的最迫切要务。

不 过，相较于五十年前朱温为政时的局势，此时的赵匡胤要有利得多了。朱温建立后梁时，藩镇势力依然强大，朱温花费大量心力尝试征服各方但难见成效。可在赵匡胤开国时，前朝后周的郭威和柴荣在前四代王朝的征伐下，已经消灭了北方最为强大的各个藩镇势力。而其他实力较弱的藩镇便无足挂齿了，而南方的十国也是国力孱弱。到了后周期间，藩镇虽然仍存一定实力，但并无足够能力和中央抗衡，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取得首都的控制权，那么就算是政权更迭成功了。

在外患方面，中原政权在此时，与北方的强敌契丹，也大致处于一个武力的均势。此时辽国处于终于醉酒不醒的“睡君”辽穆宗时期，内部政务瘫痪，更遑论侵害中原了。而西北党项族的割据势力此时并未强大到可以威胁宋朝边防。在南方，柴荣夺取了南唐富饶的淮南后，不仅打开了南方统一的要道，而且还大幅增加了税赋收入。如果不是柴荣 39 岁英年早逝，以后周时期开始的重建文治政府的努力，恢复经济的措施和可与契丹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他还是有望开辟一条不同于过往四个短命朝代的新路来的。

即位不久，宋太祖就曾和他的心腹赵普讨论了如何稳定政权的问题。赵普的回答一语中的，他认为，五代的问题实际就是各藩镇势力太重，造成君弱臣强，因此才有了中央政权的不稳定。而改变这个不均衡局面的方法就是收各藩镇，大将的兵权，财权，人事权。也就是，要努力增强中央的实力和权威，即“强干弱枝”。而从宋太祖的角度看，他取得政权，只是简单地因为依靠京城禁军得到了中枢的控制权而已，相对于过去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开国时的军政实力，赵匡胤的基础显得太薄弱了。因此，加强中央集权成为宋代立国之初的最重要方略。

宋朝虽然是一个新的朝代，但原有的典章制度也还是从先朝惯性般的延续下来。宋初的制度建设，也不是一撮而就的，而是从宋太祖一直延续到他的继任者宋太宗，大体持续了二十余年才初步定型。

在立国初期，其重要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逐步收回地方的财政控制权，官员的任命权。

建国初期，除了要面对“十国”外， 还有各地方的节度使的阳奉阴违。虽然他们表面上遵从重要号令，但是其依然保有独立的人事，财政和兵权。中央政府采取逐步向地方派遣文官主政，或设置地方长官的副职的即“通判”来节制节度使的权利，甚至派遣朝廷高官为地方官，以便更好地节制地方。直到 977 年左右，赵匡胤的继承者宋太宗才最终把所有的节度使废除，政令完全统一于中央。而节度使一职也逐渐变为一个仅具荣誉色彩的空衔，用于赏赐有功的大臣们。也就是大体在这段时间，太宗才统一了南方各分裂政权。这个工作完成的时间跨越十余年，可见在当时形势下，利用平稳过渡手段以求统一中央政令的不易。

其次在财政权部分，朝廷设立转运使等职位，专职负责把各地大部分赋税集中送往中央，地方留存不多。但这样集中财赋于中央的做法，却造成后来地方财政的紧缺，州县空虚。举例而言，在宋建国后近一百年后，苏辙说：“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他所说的“ 三司”即宋代的中央财政的最高主管部门，即所谓的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而他的弟弟苏轼在杭州知府任上时，准备要修理寺庙，却发现按照制度，超过一万钱的公费，竟然需要中央批准。也就是这样的矫枉过正，都造成了地方在财政上的困窘。而即使地方留有一些余财，但是其最终的控制权依然在中央。有必要时，中央还可以随时向地方征调。

最后便是逐步收回地方的兵权，把青壮士兵划归禁军，即中央军。大多数禁军驻扎于京畿附近，而地方只留实力弱小的厢军。于是我们才会在《水浒传》里知道到林冲是东京的“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实际上，地方上的厢军逐步演变成担负政府工程的劳役部队，并无实际作战能力，这就在军事上造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宋太祖所希望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从唐末开始的强势的地方藩镇。中央甚至下令地方州县要推倒城墙，不得设防。因此除了边境重镇外，留在地方的军队是极少的，也就是这样的安排，却造成了宋代几次民变中，地方几乎无部队可以抵御的窘境。

这三项举措，就是赵普说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虽然这些新政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唐末以来地方和中央的对峙态势，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自宋加强中央集权而消弭地方实力后，中国帝制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长时间的地方割据与国家分裂。但是这样绝对的中央集权也衍生了众多弊端，比如在军事上的中央集权，是造成后来的宋朝对外战争中屡屡战败的重要缘由之一。

五代的递嬗，多源于军事政变。后晋石敬瑭在辽国支持下，率领五千骑兵攻占京城，后唐灭亡。公元 951 年，后汉枢密使郭威在澶州被军队拥立为帝，挥兵返回东京，灭汉建周。而短短九年后，赵匡胤几乎是顺着郭威政变的剧本再次在陈桥驿黄袍加身。

因此当政权初步稳定时，牢牢掌握军事指挥权以防肘腋之变对于赵匡胤而言犹显至关重要。如前所述，赵宋在建国之初的统治基础是很薄弱的，因此，“防范”是赵匡胤挥之不去的心态。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太祖当时的心境。

961 年的夏天，陈桥兵变后次年，太祖召集他的主要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燕集。酒酣过后，太祖对他们说，做皇帝不如做节度使自在，他自己总是难以安枕而卧。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惊惶不已，赶紧表明自己的忠心。但赵匡胤之后的话提到了痛点，他说道，“虽然我相信你们是忠心的，但如果有一天你们的部下有人想有更多的富贵，而逼迫你们像我一样黄袍加身，那么该如何呢？”于是太祖劝这些当日和他一起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大将们自解兵权，以保富贵天年。次日，石守信等人均称疾自请解职。

当石守信等人自解兵权后，太祖打算让已居高位且与赵家有姻亲关系的宿将符彦卿执掌兵权，遭赵普屡屡反对，太祖问他说，“符彦卿对你也不错，你为什么一直要反对这个任命呢？”赵普的回答让太祖无从再想，他说，“那您当初又为何会辜负周世宗呢？”

在五代年间那样混乱不堪的军事角力中，赵匡胤这样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防范心理极容易理解。因此，当夺取政权后，如何抑制武将的权势便是首要之务。但相较于流氓般的汉高祖和明太祖的大肆诛杀开国功臣，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温和许多，这样的人性化的操作似乎预示着宋朝的气质将与前朝不一样，正如在政变时进军开封前，赵匡胤要求他的将士不可以剽掠市肆，这样的改变，在当日的见惯了流血政争的开封市民眼里，或许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而与之同步进行的便是军事指挥体制改革，以便让军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大致情况可见下表：

陈桥兵变时，赵匡胤任殿前军都点检，即该军最高指挥官。

对武将的不信任与防范心理，使太祖创造了所谓的“更戍法”。即驻外的禁军，每两年更调一次。表面上看，是为了在调动行军过程中磨炼军队，可在此过程中，制度又不允许其统兵将领随军调动，因此其真实用意便是要“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阻断士兵和统帅的私人联系和感情，但这样的将不知兵的弊端，在数十年后的战争中便陆续显露。

仁宗皇祐年间（1052）的狄青任命一事中，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九十年后的文武官僚的地位对比体现的淋漓尽致。当时，行伍出身，征战西夏有功的狄青要被提拔为执掌军务的枢密副使，谏官贾黯提出了诸多反对理由，他说，“朝廷大臣，将耻与狄青为伍。如果不守祖宗成规，便是要自比五代衰乱之政。”而后狄青受命征伐两广一带叛变的侬智高，谏官韩绛请求派文官为副职，以便监督狄青，他说狄青是武人，不足以专任。反倒是曾是狄青昔时的长官，时任宰相的庞籍反驳韩绛说，过去军队屡战屡败，主要是由于主将威望不济，下属各执己见，人人自用，如果还用文臣为副，那么狄青必定无法树立梳理威望，号令不行，最终导致军事失败。

更早前，当狄青在河北真定担任副帅。某日宴请从中枢相位改任定州知州的韩琦。酒席中有个节目是一位俳优模仿一位滑稽的儒生，同席的官员刘易便认为这是狄青故意安排的，其用意是便是嘲笑书生出身的在座官员，他勃然怒道“黥卒安敢如此！”，且骂不绝口。（作为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按宋代规定，脸上刺字，即所谓的“黥卒”）。但老成的韩琦发现，当时狄青的反应却是“气殊自若，笑语温然”。次日，狄青还特意到辱骂他的刘易府上致歉。除了狄青的雅量外，也可见因为当日文武官员地位悬殊，造成作为武将出身的狄青，即使战功卓著，也不敢如百年前五代时，跋扈不羁，轻视文官的。

除了对军事统帅部门的分权外，行政部门的重塑也是基于这样的分权理念，即尽力地把实权掌控在皇帝手中。但相较于明太祖粗暴无知地废除宰相之举，赵宋采取的举措则饶富智慧。

太祖采取逐次分权，让各部互相牵制的做法。比如，在唐初，军权和行政权合一，都在中枢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而宋代延续五代做法，用枢密院这个源自于类似皇帝秘书参谋的职务来控制军权。而作为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在宋初不容置喙军政。同时还有三司使分宰辅的财政权。于是平章事，枢密使（称为“二府”），三司组成了军政的最高管理机构，相互分权，而其下各部门也同样重床叠屋，互相牵制。比如，太宗时期创立的审刑院分刑部之权，审官院分中书对于中下级官员的铨叙权等等。

虽然这些制度重塑均有“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的防范用心所在，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为了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重新梳理五代混乱的政权机构。比如，规范了枢密院和中书的分工，就是要让五代时强权的枢密院不再随意关涉行政权。这些改革措施在最初之时，对于新生政权的巩固，至关重要。

可是如果一切未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那这些制度便可能会成为弊端的源头。比如在太宗时期，时任枢密副使的寇准在谈论如何处置被捕的西北割据政权首领李继迁的母亲时，时任宰相的吕端却没有被告知与会。会后，寇准经过吕端的办公室也未将此事告知。于是吕端才主动找寇准问道，如果是边境的普通事务，那是你枢密院的管辖，我不敢过问，但是如果是军国大事，我就需要知道了。听到此言，寇准才如实告知。

之后所发生的冗官，冗兵，财政紧缩，兵力不济等问题，则有部分缘由都来自于宋初建国者们的这番新体系的构建。

以上宋初的行政，军事制度的创建，或许是某夜太祖酒酣之后依然难以入睡，方知自己夺权之后，如果不做出改变，那么他的朝代，只是和过往五代一般转瞬即逝。而如何顺利走出五代的循环，不至于成为“六代”。宋太祖和宋初精英们的一切举措，却饶富温情和实际。而也就是这样的气质，使得宋代虽然因不似其他朝代武功赫赫而被嘲笑为“弱宋”，但其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却可以和绝漠远征的西汉，或是所谓四方来贺的初唐相匹敌。原因就在于宋朝被认为是一个新历史的拐点，开创的中国的历史“近世”。而其文化灿烂的根源，就是宋初开始的重建文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