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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和刘禹锡:诗人的旅途

柳宗元二十岁的初春,荣耀与忧虑结伴而来。贞元九年(793年)二月进士科放榜,柳宗元的名字赫然在列。为了犒劳这场百里挑一的残酷考试中的胜利者,朝廷安排了丰盛的庆祝:游曲江,杏园宴。最英俊的两名进士会成为骄傲的探花使,在雨水过后,当长安城开始恢复新一年的色彩与生机时,一日看尽长安花。甚至,在这样孔雀开屏似的展览之后,成为朝廷达官贵人的女婿。

对于柳宗元,他还来不及考虑个人的光荣。他更迫切地需要走入官场,帮助父亲一起复兴这个衰败许久的家庭。只是,这个进士或许来得太晚了——他的父亲柳镇一病许久,总也不好。黑暗里那层通向死亡的薄幕,正缓缓揭开。而年轻的柳宗元还没有准备好告别。

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才刚刚团聚了一年。四年前,执掌刑法纠察的父亲因为平反冤狱得罪宰相,被贬夔州。亲故避之不及,只有柳宗元去送他,从长安一直默默送到蓝田。父子分离的时候,都没有哭。被欺负了,哭有什么用?在长安这个势利的地方,拜高踩低是人人都会的技巧,鲜花与冷眼的转换只需要几个瞬间。

人人都知道河东柳氏曾经是朝堂上的顶级氏族。柳宗元的四代祖柳奭(shì)是高宗王皇后的舅父,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宰相。当时柳氏在尚书省做高官的有二十多人,一时风光无限。

人人也都知道,那已经是久远的历史:唐高宗宠幸武则天,为了做皇后,武则天对支持王皇后的朝臣进行了血腥的清洗,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禁止出入宫廷,一贬再贬,也逃不过被处死的命运。柳氏从此衰落。

家族衰落的后果是直白的贫穷。柳家在长安善和里有祖宅,里面藏有三千卷皇帝赐书,都是往日辉煌,却没有米,也没有钱。衰落的大家族不只柳家,别人家把祖传的书籍卖掉也能换点粮食渡过难关。柳家却不。柳宗元小时候,倔强的一家子饿着肚子,也还是要教小孩子读书。威势断了,文化还在。柳宗元小小年纪就知道,总有一天,柳家的孩子要靠着考试再次回到他们祖辈曾经站过的宣政殿。

他迫不及待地长大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人人都夸赞他少年英杰,京城里的人都知道,柳家得到了一个好儿子。柳宗元终于可以与父亲并肩合力。但命运总有愿望与努力所不能到达的层级,捱到贞元九年(793年)的初夏,父亲还是去世了。从此柳宗元常常陷在一种“来不及”的焦虑里,父丧需要守孝三年,不得做官。进士科考中,也不能立刻做官,需要有官职空缺,等待吏部授官。柳宗元等不得了。三年守孝期满,柳宗元没有继续等待吏部授官,应考博学宏词科。落榜,再考,终于考中。博学宏词登科的考生不需要像进士一样等待官职空缺,立刻授官。

二十五岁这年,柳宗元成为集贤书院正字。这是应该骄傲的成就:做集贤书院校书、正字,然后出任京城附近的县令、县尉,再回到尚书台、中书省做官,从此就在人人艳羡的传统升官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但是,这条路的尽头毫无悬念,可以想见——等到三十年后退休,运气不错也能混一个高级公务员。

柳宗元并不相信运气,与这个国家一样,运气已经很久不眷顾这个家庭。父亲十七岁考中明经科,没多久,安史之乱爆发。复兴家族的努力必须让位于生存。父亲带领族人流浪江南,等到安史之乱平息,再迁回长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安史之乱的平息并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跟随安禄山反叛的军将原地放下武器,受封为节度使。“投降”只给朝廷圆了一个面子,之后,节度使们不断地重新反叛。在朝廷疲于应对藩镇叛乱之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抓住机会屡屡发动战争。柳家刚迁回长安没多久,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长安,当时的皇帝唐代宗不得不放弃首都逃亡陕州。柳宗元十岁那年初冬,被调往河南襄城镇压藩镇叛乱的泾原士卒经过长安时,忽然哗变,攻陷长安,酿成“泾原之变”。当朝皇帝唐德宗不得已,也从京城逃跑。正在读书年纪的柳宗元也因为避祸不得不离开学校,离开家,远避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

国家动荡,朝廷上宦官与权臣争斗不断,柳宗元需要别于常人的勇气,创造自己的命运。但除了一个过时的姓氏,他一无所有。柳宗元不得不去寻找跟他一样无所依傍的“新人”。比如,与他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刘禹锡。同榜进士,如同同班同学,唐代人也知道这是以后用得上的人脉,总是格外用心维护。刘禹锡只比柳宗元年长一岁。这两个家里的独子,总幻想着自己有个兄弟,甚至屡屡把朋友当作兄弟。但别人大多有自家兄弟,总差了一层。现在,一个庶族外地人,一个衰落了的世家独子,同样怀有对做出一番事业的迫切需要,再也没有比这更亲密的友谊了。

比起柳宗元,匈奴后裔刘禹锡甚至连显赫的祖宗也没有。不过,刘禹锡会编。为了一张显赫的名片,刘禹锡为自己编造了一个有名的祖先:跟三国时代的蜀国开国之君刘备一样,刘禹锡找上了西汉的中山靖王,汉景帝的儿子刘胜。刘胜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之后这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开枝散叶,世系混沌不清。到了刘禹锡这里,又几百年过去,正是浑水摸鱼瞎认祖先的好选择。他的朋友们也很有眼色,从此便都称他“彭城刘禹锡”。

贞元十八年(802年),刘禹锡做渭南县主簿,柳宗元做蓝田县尉,都在京城附近,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学问,切磋文辞。更重要的是,都疯狂地想要建功立业的柳宗元与刘禹锡谋划起在盘根错节的朝堂里找到自己位置的方法。

看向未来,刘禹锡向柳宗元提供了一个机会:刘禹锡考中进士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东宫做太子校书[太子校书:太子属官。太子东宫下设有司经局,主要功能是为太子收集经、史、子、集四库图书,刊印编辑正本、副本、贮本以备太子查阅。司经局由太子洗马领导,洗马手下有校书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从九品上。校书与正字的职责相似,都负责校正、整理、刊印司经局收藏的经、史、子、集四库之书。(《唐六典》卷二十六)],靠着他豪爽的性格结交了许多太子身边的朋友。陪太子下棋的“棋待诏”王叔文尤其欣赏刘禹锡。王叔文表面上陪太子下棋,实际上是陪太子观察朝政,制定未来的施政策略。得到王叔文的喜欢,就得到了太子核心决策圈的入场券,成为太子的心腹,他们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唯一的一点儿风险是,皇帝并不喜欢太子,正考虑着要废了他。

儿子长大了,父亲总是最欣慰,但在当朝皇帝李适(后世所谓“唐德宗”),伴随着欣慰的,还有恐惧、厌烦与犹疑。见过太子的人都说他“慈孝宽大,仁而善断”。但儿子的能干,是用老子的无能衬托出的。

德宗纵容宦官,一面是宦官完全掌握了护卫皇宫的神策军,一面是曾经由京兆尹下属官员负责采购的皇宫物资全部落入宦官的掌握,宦官假“宫市”之名几乎强抢民财。白居易曾在《卖炭翁》里记下一个卖炭为生的老头,明明衣单衫薄不能御寒,又盼望着天再冷些,自己的一车炭可以卖个好价钱。在夜雪里赶着连夜烧成的一车炭在清晨进城。迎面碰见两个黄衣使者白衫儿——负责“宫市”的宦官。宦官只丢下半匹红纱一丈绫,往赶车的牛头上一挂,就强行拉走了一车千余斤的炭,甚至连车也一并拖走。

皇宫内为皇帝豢养飞鹰走狗的“五坊小儿”[五坊小儿:皇家动物雕、鹘、鹰、鹞、狗各有一使管理,管理这五坊的总使叫“五坊使”。五坊使和宫苑、闲厩使一般由一人兼任。(《唐会要》卷七八《五坊宫苑使》)“五坊小儿”指五坊使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工作人员。]也学着宦官的样子欺行霸市。张网在里坊门口,不许人出入;张网在井口,不许人饮水,非得留下买路钱。在酒肆饭馆吃霸王餐,老板如果胆子大,敢问他们收账,一定被打骂。

太子看不过,见到位高权重的宦官如同空气,从没有好脸色。太子的正直让满朝大臣欣慰,他们已经忘记当朝皇帝年轻时也是这样立志扫平藩镇统一国家的有为青年。老皇帝感觉到这样的欣慰是一种对他的死亡心照不宣的期待。贞元三年(787年),太子的丈母娘郜国大长公主私下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早死被发现。愤怒的皇帝第一个就想到了太子:始作俑者一定是这个等不及要做皇帝的儿子。“废太子”这个想法被老皇帝不遮掩地提了出来。惊恐的太子一边与太子妃离婚,一边给为他讲话的宰相李泌写信:如果陛下不能原谅我,我已经准备好了自杀的毒药。但皇帝要废掉太子也不容易——从来会招致满朝大臣的反对。更何况,还有李唐皇室从唐高宗到唐玄宗这些不久远的历史屡屡提示废太子的可怕后果,皇帝终于没有下得了这个决心。

太子从此收敛起来,只热衷于下棋。实际上,缄口不言的太子通过陪他下棋的棋待诏王叔文、陪他读书的太子侍书王伾(pī)悄悄网络着朝廷里的年轻才俊,规划着老皇帝死后的革新。太子的选择并不多——正左右逢源的朝臣没人愿意沾染一个随时可能被废的太子。他能够说服的,要么是家里没有势力的外地人,要么就是衰弱到没人理的大家族后人,比如刘禹锡,比如柳宗元。后来,负责修撰这段历史的韩愈在《顺宗实录》里写道,王叔文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定为死交”,仿佛在描述一场铤而走险的狂热旅程。

满怀热情的柳宗元并不能预知他与太子就此捆绑的未来,但他有太多这个时代不公正的记忆:柳宗元刚做集贤殿正字那年,国子司业阳城请远贬的同事喝了一杯酒,因为这杯酒被判“结党”,远贬道州。柳宗元下班回家,在司马门乘车,听见吵闹,发现两百多个国子学生跪在宫前阙下,求皇帝收回远贬他们老师阳城的诏书。他感动于学生们追慕道义的勇气,又担心他们因此牵连性命,于是主动给学生们写信,赞扬、劝慰。但是,他一个小小的集贤殿正字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实上的改变,他甚至只能虚假地安慰学生们:“哪怕你们的老师被贬谪了,他也能够造福一方。”

正直的遭到谗谤,冤屈无法伸张,如同阴云笼罩在他与他的父辈头顶上。而他的责任,是为下一代留下一个朗朗晴空。为此,他需要站到更高处去创造历史。不仅因为有利,更因为正确。不过,在更多人那儿,仅仅正确并不够,长幼尊卑、面子和自尊心更重要。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有惊无险地继位,就是后来的唐顺宗。扶持顺宗继位的一班老臣等着论功行赏,没想到新皇帝却翻脸不认人,立刻开始安排自己的亲信占据关键位置:王叔文做翰林学士,为皇帝草拟制诏,有自由出入皇宫的权限,是为“内相”。吏部侍郎韦执谊,被封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禹锡改任屯田员外郎,专管盐铁经营。谋划许久的革新以遏制宦官和打击藩镇为核心迅速实施起来,就是后世所谓的“永贞革新”:

罢宫市,罢除五坊小儿;

放出宫女三百,放出后宫、教坊女伎六百人;

诏令天下,除去法定的税率税项,不准再收苛捐杂税;

除去法定上奉,不得再有盐铁使每月向宫中送钱。

命令下来,集市百姓欢呼。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从六品,掌管礼仪、祭祀、选举。从六品的高官,这是他的父亲奋斗一生的终点。对于柳宗元,不过是三十二岁时一个意气风发的开始。他的父祖不能做到的,他可以。

改革税制、抑制宦官与藩镇的那些动作,并不知道柳宗元参与了多少,这短短的几个月倏忽而过,许多重要的细节都被有意模糊。但在史家后来拼贴完成的因果里,宦官与藩镇并没有坐以待毙,甚至,他们以更老练和强势的政治手腕给了年轻的改革者们许多难堪:为了彻底把神策军军权从宦官手里夺下,顺宗任命自己的亲信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右神策统军、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神策军统军,左右神策军中各一,从二品。神策军一般屯驻京城,但除去京城之外,在长安西、北又有一些城镇是神策军的防区,即所谓“京西、北神策八镇”。另外,在地方叛乱或者外族入侵时,朝廷一般调遣一部分神策军参战,驻扎在战场或边防地区的神策军叫“神策行营”,由“神策行营节度使”管理。京西北神策军与神策行营都归属神策军中尉管理。(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韩泰做行军司马。以俱文珍为首的一派掌军权的宦官很快明白了这次调任实为夺权。不甘心就此让权的俱文珍很快向神策军诸将发下密令:不许交出兵权。范希朝和韩泰到达奉天军营,神策军中诸将一个都没有来见他们。改革者们的这次夺权至此失败,从此神策军一直掌握在宦官手里。

原先作壁上观的藩镇也很快向朝廷提出了要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向来惯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因为归化西南少数民族、通好南诏有功,顺宗刚继位,就升他做检校太尉。这只是个荣耀虚衔,韦皋真正想要的是趁朝廷纷乱之时,顺宗来不及管,名正言顺地占领三川。韦皋很快派手下度支副使刘辟到长安私下拜见王叔文,对他说,太尉派我来向足下表示诚意,如果您能够使太尉做三川节度使,尽领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他必有重谢;您如果不同意,他也会让您吃不了兜着走。

“剑南三川”是当时政府一半财政收入的来源。韦皋尽领三川,可预见的又会是一个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土皇帝。王叔文坚决反对,甚至差点杀了信使刘辟。韦皋从此信守诺言,积极寻找起王叔文的敌人。

抑制宦官与藩镇,在忠诚于中央朝廷的历史书写里从来是正义的举措。可是,哪怕与改革者们一样忠诚于朝廷的朝官也非常讨厌这几个年轻人——在讲究长幼有序的官场传统里,他们抄近道获得了旁人几十年也妄想不来的权力。站得高了,看在别人眼里立刻就是小人得志。

在新、旧《唐书》里,史官们不吝于记下最戏剧化的瞬间。

冬至、除夕,皇帝会赐下应时的口脂、面脂给近臣,表示亲密与看重。得到赏赐的臣下也必须上表感谢赏赐。永贞元年(805年),刘禹锡根本来不及操心写谢表,他更操心封文件的糨糊还剩多少——需求量太大,按照一般办公用品的量配发的糨糊根本不够,刘禹锡专用糨糊需要有一斗米来做,够成年人吃一天。

宰相们中午在政事堂一起吃饭。按规定,百官在会食期间不得谒见宰相,但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公务,径直进了食堂。韦执谊赶紧站起身去迎接,跟着王叔文就走了。其他几个宰相只得停下筷子等待韦执谊回来继续一起吃。等了许久还不来,于是派人去问,很快小吏来报,韦执谊已经在王叔文那儿吃过了。饿着肚子等来一包气的几个宰相里有一个当场摔了筷子要辞职,回家之后一连旷工七天。

甚至他们的朋友,不仅没有得到好处,还怀疑自己被出卖了。永贞革新开始前两年,韩愈和刘禹锡同时做过监察御史,当时柳宗元是监察御史里行(见习监察御史),是同事也是好友。但很快,韩愈便因为上疏议论京兆尹李实瞒报关中旱灾,以及五坊小儿欺压百姓等事被贬为阳山令。哪怕顺宗继位后李实被贬,哪怕韩愈的好友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成了高官,韩愈也并没有被诏回。远在阳山的韩愈不得不怀疑,刘禹锡和柳宗元是有意不想让他回去。感到被抛弃的韩愈酸溜溜写了一首诗:“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同事都是才俊,我却与刘禹锡、柳宗元关系最好,可是他们两个却把我私下说的话传了出去,害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宦官、节度使和朝中不满王叔文一派的官员都为他们的仇恨找到了最正义的代理人——顺宗的长子,广陵王李淳,最有资格的太子候选人。现在,他们要扶持新太子继位,改朝换代。盘踞在唐帝国之上的朝廷如同一条巨蟒,现在,它决定蜕去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廷会有新的样貌,王叔文、柳宗元,以及顺宗皇帝的亲信们,将会被自然地扫进权力的垃圾堆。

顺宗皇帝也不能为改革者们撑腰——并非不想,皇帝前两年忽然中风,后遗症是失去了说话能力。继位之后,没法正常地上朝接见官员。所有朝政都由刚升任翰林学士的王叔文和王伾转达。皇帝的病症更给了讨厌王叔文这伙人的老臣们一个最好的借口:王叔文其党,“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奸佞。

在宦官们的监控下,顺宗皇帝的身体一天天恶化下去,王叔文自然希望下一任皇帝能够支持他们,假如找不到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便干脆找一个年幼的小皇帝,做盖章机器,不要碍事。支持王叔文的皇帝宠妃牛昭容正好有一个小儿子,是王叔文更属意的人选。俱文珍和反对王叔文的旧臣们根本没给王叔文磨磨蹭蹭的时间,直接找翰林学士草拟了立广陵王李淳做太子的制书,递到了不能说话的皇帝面前。人多势众,皇帝被逼无奈,点头同意。

广陵王李淳刚一做太子,剑南西川节度使、荆南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一同上表,请求太子监国。外有方镇节度使做后盾,内有禁军将领俱文珍的支持,德宗朝留下的老臣开始了对王叔文、柳宗元与刘禹锡一群人的清理。王叔文很快被夺走了翰林学士的位置,不再能随意出入宫禁。太子李淳在方镇和神策军的支持下进一步逼迫顺宗退位。那时候,王叔文正因为母亲去世不得不交出自己所有的权力,回家守丧。太子的继位几乎没有遭到王叔文这一派任何像样的抵抗。

在一切不能公之于众的权力博弈结束后,作为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还需要草拟上奏《礼部贺立皇太子表》,载欣载奔,手舞足蹈地表忠心。皇太子登基为帝,又是柳宗元草拟上奏礼部的贺表,贺皇帝登基,贺改元。喜庆话说得都很漂亮,侥幸希望新皇帝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但他心里已经知道,作为王叔文的同党,在他起笔以锦绣文章恭贺李淳登基时,审判他命运的车轮已经开始沉重地滚动。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九日,皇太子李淳(后改名李纯)继位,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柳宗元领衔上奏的那道《礼部贺改永贞元年表》里说道,这一天黎明之前,死罪犯人改流放,流放及以下罪犯,降一等——这是继位改元的常规操作:大赦天下。三天之后,柳宗元得到了这封贺表的回答:

王伾贬开州司马,王叔文贬渝州司户。王伾很快病死贬所。明年,又一道圣旨追到渝州,赐死王叔文。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邵州刺史。

闻诏即行,一刻不许耽搁。

柳宗元一路往南,刚到长江边上,另一道诏令追上了他:柳宗元改贬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刘禹锡改贬朗州司马。除此之外,与柳宗元、刘禹锡一样有过短暂风光的旧同事韩晔贬饶州司马,凌准贬连州司马,程异贬柳州司马,陈谏贬台州司马,韩泰贬虔州司马,韦执谊贬崖州司马。

这一群与王叔文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短暂地改革了朝政的革新者,从此在历史上定名“八司马”。

对于柳宗元,做邵州刺史,虽在险远,也算是一州之长,还可以做些事情,但“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是朝廷明确规定不得干预政务的闲散职位,没有公务,没有官舍,只有一个正六品上的空头品级。它的存在,专为朝中贬黜的官员所准备——这就是流放永州的体面叫法了。

柳宗元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仲冬时节。再往南,在洞庭湖、湘江一带的阴风冻雨里,他仿佛看见千年前屈原的背影。怀抱天真的理想而获罪,他模仿《离骚》一连写下数十篇赋。写他并非贪恋名与利,不过是想在混沌世间做些实事,但他站出来的时候,更多的人,如天边连片的阴云遮蔽。在屈原曾经游荡过的湖湘风雨里,柳宗元补上一个诗人从苦难里淬炼出浪漫的必修课。

快过年的时候,他终于到达永州。这个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交界的小州仅有八百九十多户居民,但毒蛇毒蜂遍地,还有一种叫“射影”的毒虫潜伏在水里,趁人不备向人发射毒物,传说里哪怕被它射中影子人也会生疮。零陵是永州的治所所在,柳宗元在此没有住处,便暂住在三国时期吴国将军吕蒙的旧居,已经荒芜的龙兴寺。厅堂里长满蒹葭,野鸭鹳鹤占据着杂草丛生的院子。长安城里爆竹声声,新桃换旧符时,柳宗元住在阴冷潮湿向北的厢房里,想着,怎样给这没有窗户的房间开一扇透光的窗户。

三十出头的柳宗元承受着人生至此最重大的失败,但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唐代的官员三到五年一任,任满可以升迁或调职。哪怕是被贬远离京城做一个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也不能随意离开的司马,也有机会“量移”——酌情调任到离京城近一些的州郡做个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对于柳宗元,也许等一等,会有转机。元和元年(806年)的八月,柳宗元等到一道专门点名了他的诏书:

左降官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亦不在量移之限。

只要宪宗皇帝在位一天,他就被永远流放。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时,年近七十的老母亲与他同行。十二年前,父亲去世,七年前,他新婚仅仅三年的妻子杨氏因为流产离开了他,母亲是这个小家庭里陪伴他最久的家人。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在江南做官,他没有像一般的士大夫子弟那样进国学或者州、县学读书,反而与母亲及两个姐姐住在长安西南沣川岸边的农庄里,家里没有书,便由母亲为他开蒙。母亲教他古赋十四首,且背诵且讲授,又教姐姐们诗礼图史、女红裁剪。

永贞革新的时候,柳宗元捧着朝廷的任命,对于将要登上的舞台,有憧憬有担忧,想要做一番大事,也害怕一旦得罪,会被远贬,被惩罚。母亲只含蓄地对他说:“你就去做大事,不要管我。我虽然老了,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京城做官,我也会跟着你。”

直到他被贬邵州刺史,长安到湖南邵阳,路途千里,舟车不便,柳宗元满怀愧疚,母亲却笑着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到了永州,山川起伏,寸步劳倦,野外有毒蛇毒虫,只能借住在湿冷阴暗的龙兴寺。柳宗元不仅没有能够复兴他的家族,甚至连一个普通京官一般奉养老母也不行,他抱以厚望的改革,最终把他变成了一个罪人。痛苦内疚的时候,母亲又对他说:“你从前做的错事,当作以后的警示,敬惧而已。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就没有任何的遗憾。明者不悼往事,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的事情悲戚过!”

母亲的从容助长了柳宗元本就棱角分明的倔强。永贞革新里施行的政策没有一件是错的。更滑稽的是,除去五坊小儿,抑制藩镇等措施被宪宗继承下来,继续实施着。他便理所当然地不知悔改,甚至,在贬谪的委屈忧愁里生出了一种悲壮。反省,但不后悔。他在《戒惧箴》里写下:“省而不疚,虽死优游。”

直到“问对错”也失去意义的时候。永州的房屋简陋,无人侍奉,夏天炎暑熇蒸,湿热不去,生病没有地方看,药石也求不到,祷告更没有神灵的同情。不到半年,在元和元年(806年)的夏天,母亲就去世了。灵柩需要运回京城栖凤原祖坟安葬,但柳宗元这个名义上的永州司马实际上却是个囚徒,连母亲去世也不能送灵车回京。他这个被困在南荒之地的独子,所有的孝心只能是跟在灵车后面,看着它越走越远。

他努力做官为了做让母亲骄傲的儿子。现在,马医农夫、乞丐用人甚至奴隶,只要有孩子,就会在清明时受到子孙的追养,但是京兆万年县栖凤原上显赫的河东柳氏,自以为高门大族的柳宗元,他父母的陵园不会有子孙祭扫。这像一根针,走路时扎在脚下,躺卧时扎在脖颈,痛时他就发愤向京中一切有可能帮助他的旧识求告,求一个回到长安,甚至转去离长安近些州县的机会。

并不是没有机会。元和四年(809年),也在永不量移的“八司马”之列的程异忽然被召回京城,因为在理财方面的本事被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盐铁转运使:转运使,隋唐时,在州、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上增设“道”。转运使一般是掌握多个州、道的漕运的官员。盐铁使,唐肃宗以后,由于筹集战争经费的需要,对盐进行专卖、课税、定价的使职。有时,盐铁使与转运使合为一职,由一人担任。(《唐会要》卷八十七)]李巽(xùn)起用为盐铁转运使扬子巡院留后[盐铁转运使扬子巡院留后:唐肃宗时期,任命刘晏改革盐铁税收。刘晏在漕运沿线的交通枢纽设置十三处巡院,分别是: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有知院官常驻,监督、维护漕运,防止走私食盐,同时负责对食盐收税。(《新唐书·食货四》)]。

柳宗元家的亲故颇有在朝堂上能说上话的,但他贬谪永州五年,从来没有故旧大臣写信来问——他是罪谤交积的罪人,人人都怕问一句就沾上倒霉的腥臭,坏了自己的大好前途。别人不写信来问,他也不敢贸然写信去求救。崔群是柳宗元一起长大的通家旧好,无信来问,柳宗元还要给他找理由:崔群现在做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皇帝身边的人,多少双眼睛盯着,不要给他难堪。柳宗元也不敢给他写信,只能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小心翼翼提一句:“敦诗(崔群)在近地,简人事,今不能致书,足下默以此书见之。”偶尔有信来问,他捧着信诚惶诚恐,疑若梦寐。

年轻时他要做领袖,仿佛人人都喜欢他。唐代有做“壁记”的传统,新的建筑盖起来,都争着要请文坛的最有名的一支笔来做壁记,叙说建筑的源流与意义,抄誊在墙壁之上,作为可以流传后世的光荣。邠宁进奏院[进奏院: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不断增强,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左右,将原先各道在长安设置的邸务(进京朝见时的落脚处)改成进奏院,管理邸务的“留后使”改名进奏院官。进奏院官负责向地方发出“进奏院状报”,通报宫廷、朝政和中央的情况,公开或者秘密地收集情报,做地方进贡中央的中转站。进奏院一般设置在靠近大明宫的坊内,尤其以平康坊和崇仁坊最多。(刘艳杰《唐代进奏院小考》)]落成,请柳宗元写了壁记。周至县盖了新食堂,邀请他在食堂墙壁上写壁记介绍食堂兴建的缘由。太学有三个新任的四门助教上任,办公室里少一个壁记,也请柳宗元去写。他是最受欢迎的天才,人人趋之若鹜。

在永州,穷厄困辱,世皆背去。他还保留着贞元年间应邀写作的壁记,如同保留他年轻时左右逢源的证据。现在想来,当时真的人人喜欢他吗?那些奉承夸赞里又有多少口蜜腹剑……他现在都明白了。在不能入眠的深夜里,柳宗元在给旧友的《与裴埙书》中自我剖析:“我早年进取,早早得高官,惹人嫉恨。朋友们都要我替他们求官,哪怕我勉力为同辈朋友推荐,真正得官的也只有十分之一。求官不得的那些于是诪张排拫,编排造谣。不过,自己生性高傲,不能摧折,人人说我不堪,我便越不解释,以为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现在我落难也已经这样久了,但朝廷中关于柳宗元的造谣依然风风雨雨不能停止。”

为了求生,他还要继续硬着头皮给从前有交集的朝中贵近寄送文集。柳宗元做监察御史里行时武元衡是御史中丞,他的顶头上司。代拟表章的事情柳宗元做过不少,武元衡后来升做西川节度使政绩卓著,也很会表现识才怜旧的风度,他给柳宗元和刘禹锡都写了慰问信。但叙旧可以,起复不行:永贞革新时武元衡因为不站在王叔文一边从御史中丞被贬至太子右庶子[太子右庶子:太子属官,隶属东宫右春坊(又叫典书坊)。一般设置为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侍从太子,协助处理公务,献言献策,又叫“右中护”。(《新唐书·百官四》)]。柳宗元、刘禹锡如同鸡肋,弃之可惜,但谁都不愿意赌上自己的前途去再次起用他们两个。

回到京城遥不可望。更给祖宗蒙羞的是,他快四十了,连个儿子都没有,死都没脸去死。

柳宗元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忙着考试升官,而后忙着革新朝政,总以为再娶是很容易的事。没想到被贬到永州,连老婆也娶不到了——他要娶妻生子,至少要妻子出身名门世族,可以配得上河东柳氏。永州这里蛮荒险远,哪里来的合适人选?元和四年(809年)以后,少数几个亲密故旧开始给他写信,柳宗元反反复复向故人乞求替他寻一个合适的妻子生个儿子。

在《与杨京兆凭书》里,他对老丈人杨凭说:可怜我妻子早早死了,曾经有个儿子,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世上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儿子。老天如果可怜我父亲让他的香火延续,就请让我得到大赦,回到家乡立家室。那就是我尽了做儿子的孝道。如果我从此之后再掺和朝政,天厌之,天厌之!

杨凭后来因为贪污罪被贬,接替他做京兆尹的是老朋友许孟容。柳宗元于是又给许孟容写信,在这封《寄许京兆孟容书》里再次强调,万一刑部能够去除我的囚籍,我也不堪再做什么大事了。只求您看在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可怜我祖宗没有后代,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替我张罗。我也不指望能够回到长安,不指望能够替先人扫墓,住进我家老宅,只求能够让我稍微北迁瘴疠不那么严重的地方,娶个媳妇儿,生个男孩儿,有所托付,我死了也放心。

元和年间,风云变幻。永贞元年(80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元和元年(806年),节度副使刘辟反叛,被镇压;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度使李锜反叛,被镇压;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镇压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战争。在这一次次的战争里,宪宗向天下宣示了他绝不姑息藩镇的决心,一步步成为后代史书里记载的“元和中兴”之主。柳宗元年轻时的朋友韩愈、元稹如过山车一般享受着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柳宗元则在楚越之郊,在一面面有如牢狱围墙一般相拥的山峰之内,觍着脸,一封又一封向京城投递书信,求一个可以结婚的老婆。

他也还讨一类人喜欢:愤怒青年、失意秀才、贬谪朝官。柳宗元的族弟柳宗直考上进士却没有得官,时有传说,都是因为有个罪人哥哥柳宗元连累了他。柳宗直干脆就去永州找柳宗元,向他学文章,陪他到处玩,照顾一家人。类似的还有柳宗元的表弟卢遵,跟柳宗元同样被贬谪而无所事事的吴武陵。

这一群被时代抛弃的人什么都没有,只有大把的时间,于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柳宗元负责规划路线:从龙兴寺走到法华寺,登上法华寺西亭可以望见湘江,湘江的支流冉溪,冉溪之外的西山。冉溪而南,西山往西的钴鉧潭,钴鉧潭西有小丘,小丘西又有小石潭。都游玩一遍。

过了几年,他搬去冉溪,没多久,再次从西山开始另一个方向的巡游。

西山中有可以观景的朝阳岩。朝阳岩东南,冉溪水行至芜江,有袁家渴。楚越方言中,水的支流叫“渴”。袁家渴西南步行百步,有一条长十许步、宽窄变化在数尺间的石渠;水流从大石下穿过,往更远处菖蒲覆盖,清鲜环周的石潭源源而去。石渠上有石桥,过桥西北下土山山南,又有一座桥,过桥后是一条比石渠宽阔三倍的石涧,涧底是宽阔不见边际的整块大石。水流冲刷着石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这两次长长郊游的记录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这些就是后来提到柳宗元必要提起的《永州八记》。

山水游记,柳宗元眼前已见过许多范本:北朝郦道元整理地理文献而成的散文体《水经注》,南朝诗人鲍照的骈体《登大雷岸与妹书》。但没有人如柳宗元,他的文字踏着如水流般自由流动的步态,有击石般玲珑的音律。当时流行学骈体文写公文,他偏不。他按着司马迁的路数写散文,但从小接受的骈骊对偶让他的散文里有强烈的律动,朗朗上口。韩愈在朝,柳宗元被放逐,但不妨碍他们一道提倡的散文写作成为当时的风尚——“古文运动”。

他数十年用力于文章的苦心,原是为了成为最出色的翰林学士,执掌制诰,成朝廷腹心,创造属于他的时代。现在,只能随便浪费在人迹罕至的荒山水。每一次的出游总以兴致勃勃为始,寥落萧瑟为终。每当他从发现美景的喜悦里沉淀下来,将要深入对人生的感慨,他总把它硬生生掐断:都是恐惧,都是委屈,不要提。

有人从北方来,看他天天到处玩,笑嘻嘻地对他说:我本想来宽慰宽慰您,看您现在脸色坦荡,看来是通达人,那我就祝贺你了!柳宗元既无法埋怨这轻佻的安慰,也无法直白地陈说自己的痛苦,只能淡淡回答:“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

柳宗元在永州的前五年,到处寄住,从龙兴寺住到法华寺西亭,都是暂住。五年之间,住处被山火烧毁四次,墙倒窗毁,书籍衣物荡然无存,人光着脚跑出来,不敢烧火,不敢做饭,不敢点灯。只惴惴不安坐在屋顶,等着天灾过去。怀揣着很快就能离开的希望,他总是憋着不愿意盖房子。到元和五年(810年),柳宗元终于买了小丘,买了泉,盖房子,垒池塘,有了固定住所。他为溪水泉丘池堂亭岛都起了名字——愚——因为他自己蠢。他为此写了《愚溪诗序》: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

从此放弃回京城去的奢望,要把永州当作家。

陪他一起游玩的人渐渐都离开。吴武陵调任,宗直在三十岁上早早故去。柳宗元为此自责万分。他在祭文里反反复复地说,柳宗直的英年早逝都是自己的罪。像柳宗直这样眼神儿不好,不会察言观色的人屈指可数。更多的人,脑子很好使——哪怕是柳家族里的小辈也知道躲着他走。旅途哪怕经过永州,也假装不知道柳宗元在此,目不斜视,飞快赶路。柳宗元年轻时就知道这个道理,在《宋清传》里写过“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他早早接受了这种势利。老实的小辈柳澥(xiè)来看他,离开时,柳宗元为他写了一篇序,夸柳澥是敦厚朴实的人,勉励他勤圣人之道,辅以孝悌,期望他在未来带领柳氏一族的复兴。那些对他不闻不问的族里小辈,他平平淡淡讲起他们去往各地赴任出差,经过永州也不来看他一眼的事,他甚至还要柳澥为他带话,勉励他们奋发,为自己不能替家族增光而道歉。

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如同一颗钉子一样被摁死在永州的,只有他柳宗元。

永州在南方,到了冬天,有时也落雪,日夜不歇。登上朝阳岩,可以见到白茫茫无边延伸,越过五岭覆盖南越数州。柳宗元记下冬日的大雪,也记下他仿佛自由又永远被禁锢的心情: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

从零陵送出的信,柳宗元望眼欲穿,等回的只有寥寥问候。也有例外,他年轻时引为兄弟的刘禹锡也正在朗州司马任上,跟他一样,坐监。柳宗元收到的寥寥书信里十之六七来自刘禹锡。

柳宗元从永州往外发送的书信大多是灰色的,讲他“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霿”“穷厄困辱”。只有写信给一样倒霉的朋友时,才有一点点他年轻时的叛逆高傲。柳宗元研究命运与天道,写了《天说》寄给刘禹锡,刘禹锡便写了三篇《天论》寄回,并说:这是你《天说》没有讲完的道理,我来讲。柳宗元读后回信说:我开始大喜,以为是能够让我茅塞顿开的新东西,详读五六日,也没发现什么跟我《天说》不同的地方。你不过是说,天并不能参与改变人间事,这不是我《天说》里早就讲过的吗?你的议论都是《天说》里已经发过的,你写这么多也是车轱辘话佐证《天说》,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新见卓识!你这人写文章,是文笔枝繁叶茂,道理七拐八绕!

永州治所零陵(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与朗州治所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距离并不远,难兄难弟。柳宗元写的是“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刘禹锡写的却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在城墙拐角的更鼓楼边建了一栋竹楼,地偏人远,空乐鱼鸟。京城有人想叫他痛苦,他偏不。不忙着掰扯对与错,只忙着强身健体托关系找由头在朝廷里露脸。

他有这样强烈的行动力,更对所谓的“命运”嗤之以鼻,他更相信自己。柳宗元“肌革瘆懔(shèn lǐn),毛发萧条”,“行则膝颤,坐则髀(bì)痹”,四处求告,别人泛泛宽慰几句,好些的再送些药石。刘禹锡一头扎进医书药典里,为柳宗元研究起强身健体治病的药方。他小时候背药典,是童子功。此时闲暇,续起来研究,时时寄来自己研习的药方,治肾虚,治脱发,治脚气(刘禹锡到晚年还手痒,替白居易治眼病)。再有时间,研究佛学与民俗。

刘禹锡的人生从来没有什么平顺的时候,家无高官显宦,只能靠他单枪匹马凭才学在京城闯出一番天地。刘禹锡给皇帝写信,巴结高门大族,考进士,考博学宏词科,考吏部取士科,终于得官,做了东宫太子校书。没过一年又因为父丧去职。等服丧期满,为了赚点钱,只能到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里做个秘书。什么都要写,年节里朝廷发了面脂、口脂、春衣,谢表都是他来写。后来他又来到京城,有了正经官职,为了打点人情通关系,也还得兼职替人写文书,文集里好几卷是替武元衡、裴度等人写的公文。但越坎坷,他就越有无穷的斗志。他对自己有无穷的信心:是与非,不是他自己的错与对,全在时机。他要好好保养,等待时机,健康长寿就总有一天能回到长安去。

元和九年(814年)腊月,刘禹锡与柳宗元在差不多的时间接到诏书:诏回。从南方回到京城有两条路。一条“两都驿道”:出潼关经洛阳经汴河水道南行。第二条“蓝武驿道”:从蓝田、武关经过商山至邓州南行。两都驿道平坦易行,但很费时日,而蓝武驿道山路崎岖,却能更快到达。

柳宗元和刘禹锡选择了快速却艰难的这条。一路上春气萌动,黄昏时炊烟拂来已有暖意。仿佛都是好兆头。到达蓝桥驿时离长安还有不到百里,他们在驿站的墙上看见了同样被从贬谪地江陵诏回的元稹留给他们俩的诗:“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京城与朝廷就在百里之外,快马加鞭,他们还能追上这失去的十年。再往前,到达灞上,元和十年(815年)的春花已开,与十一年前他离开的那个春天,几乎一模一样。柳宗元写下此时激动的心情:

十一年前南渡客,

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

驿路开花处处新。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这年他四十二岁,重新开始,也还来得及。

柳宗元回到长安的一个月并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桃花落尽槿花开,听说朝廷正商量着让他和刘禹锡还是回尚书省去做员外郎,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任命。于是柳宗元清理祖宅,祭祀父母与亡妻,收拢散落各处的家传典籍,拜访故旧,一个月毫无知觉地溜走。

三月十四日时,朝中的任命毫无征兆地下来:柳宗元做柳州刺史(今广西柳州),刘禹锡做播州刺史(今贵州遵义),其他几个被诏回的“永贞革新”旧人也都通通任命远州刺史——四千里外北归人如今要向四千里外更远而去。

这样近乎戏耍的任命据说来源于刘禹锡的一首诗。在无所事事的一个月里,刘禹锡忙着与他年轻时在长安交下的故旧宴饮,游乐。他们去了以前曾去过的玄都观,是看花的好时节,刘禹锡终于没有被十一年的贬谪弄死,反而活蹦乱跳地回来了,得意地写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传说正当政的武元衡听说这首诗,想到自己曾经在朝廷议论是否诏回“八司马”时授意下属反对。他认为刘禹锡是在嘲讽他们:武元衡就是“刘郎去后”当政的“新贵”。本来朝中对于诏回“八司马”就议论纷纷,宪宗皇帝对于刘禹锡和柳宗元远没有后来的史书中记载的“爱才”:那就继续贬出去,柳州与播州,远远待着,别回来了。

刘禹锡的母亲八十多岁了,刘禹锡带着她去播州,山长路远;刘禹锡不带着母亲赴任,千里相隔。无论如何,这一去,都是生死两别。在永州失去了母亲的柳宗元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上表朝廷,请求让自己去播州,让刘禹锡去做柳州刺史。朝中可怜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御史中丞裴度也帮着劝皇帝:这是逼迫刘禹锡与母亲生离死别,您推崇孝道,这会损伤您的名声。皇帝愤愤说,刘禹锡知道自己母亲年纪大了,就更该谨言慎行,不要给亲人惹祸。他现在明知故犯,不重罚已经是对他好。

皇帝终究爱惜自己的名声,刘禹锡改任连州刺史。柳州刺史柳宗元与连州刺史刘禹锡,这对难兄难弟,再次一道被踢出朝廷,一个去广西柳州,一个去广东连县,在被贬谪的路上甚至还能再结伴走一段。

十一

柳宗元到柳州时是元和十一年(816年)夏天。四十三岁,须发皆白。在永州时落下的膝颤、腿疼、脚气病还没好,又得毒疮再患伤寒。

在柳州的柳宗元没有在永州时那样绝望。他相信天道无法决定人事,但时间已经逼迫他看清自己的命运。二十岁时他是年轻的进士,三十二岁时,他已经做到了父亲一辈子才达到的六品官,没想到,他领先于同龄人的官禄荣耀从此停止。逝者如斯,增长的只有年岁、白发、疾病和不断压着他的复兴家族而无望的愧疚。他不再恐惧将要到来的厄运——厄运已经到来。他这一生将要以这样的方式浪费,已成定局。家族与父母的期望他都辜负,反而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豁达。

他没能为父母尽孝,便力所能及地让他管理的地方父子骨肉能够团聚。柳州人口买卖猖獗,卖儿抵债成风,还不起钱,孩子就成为债主的奴隶。柳宗元到任之后,禁绝人口买卖,以工钱还债。修孔庙、兴教化,渐渐地,一向被视为化外之地的柳州,变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他忽然爱上了种树,戏称自己是“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种完柳树,又在柳州城西北种下两百株柑橘树。春来新叶婆娑,想起伴随他一路贬谪,他时时向其诉说却从没得到回应的屈原。他仰头看挺拔向上的树干,想起屈原的《橘颂》,想他写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神态。在柳宗元熟悉的文学传统里,有树的地方,就有人对于时光与命运的伤悼。他在心里预演了自己成为过去的那天,后人会怎样记得他。他希望后人看见他种下的树,会想起种树的人。

他从箱箧里翻出草稿与书信,开始编订自己的文集。柳宗元是个早慧的诗人,惠政当世、复兴家族,是他作为河东柳氏后代必须承担的责任。都做不到的时候,他也还是个诗人。现在,他能够寄望的也只有当他、他的朋友、他的敌人,还有那个不喜欢他的皇帝一起被时间碾成齑粉,当后世忘记踩在他身上的脚都属于谁时,他们还能够记得诗人柳宗元。

十二

长庆二年(822年),柳宗元和刘禹锡共同的僧人朋友去连州找刘禹锡。他向刘禹锡细细讲起他这一路上经过永州零陵时对柳宗元愚溪故地的探访。当年柳宗元结茅树蔬,建在愚溪上的房屋院落,已经找不到了。愚溪仿佛从来没有人居住,依然是蒹葭茅草、凫(fú)鹳遨游的荒野。这是柳宗元离开永州的第七年,也是他去世后的第三年。

刘禹锡最后一次见到柳宗元,是元和十年(815年)诏回之后,从京城再次贬谪的路上,他们在衡阳分手,一个去往广西柳州,一个去广东连州。不知道这一次贬谪又是多久,再有一个十年,他们都会是五十多的老头儿。分手时,柳宗元写诗说“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他想着,到了退休的年龄,皇帝大概也不会在意这两个废人,也许可以和刘禹锡一起归隐田园,比邻而居,做两个诗酒唱和的老翁。

四年以后,元和十四年(819年),刘禹锡的母亲病故。比柳宗元幸运,刘禹锡现在是刺史了,可以从连州扶柩北返。路上经过柳州治所衡阳,刘禹锡的队伍停了一停。母亲病重时,柳宗元三次派人去问候,疲惫悲伤的刘禹锡决定在柳宗元这里歇歇脚。等待他的,不是柳宗元的盛情接待与安慰,只有素服悲戚的柳家人,还有一封信。信里说:我病重了,留下遗稿,累你替我编集。柳宗元的书案散乱,有些文稿已经编秩整齐,还有些书信写了一半还没有发出去。好像柳宗元与刘禹锡半生的友情,甚至没有一个慎重的句号。

刘禹锡带走了柳宗元的遗稿,也带走他的一个儿子(柳宗元没有娶到合适的妻子,但终于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遗腹子)。他知道,这是柳宗元最担心的两件事。

后来,元和十年(815年)分手时柳宗元的愿望刘禹锡都替他实现了一半:二十多年之后,刘禹锡早从贬谪之地归来,一路从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升官到太子宾客。他不仅熬死了宪宗,还熬死了穆宗、文宗。他从来知道自己必定是这场本质上看谁活得长的竞争的胜利者。从和州北归,在扬州碰见老友白居易,请他吃饭,席间刘禹锡得意地写“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回到长安,刘禹锡一定又要去玄都观看花,再次写了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后来住在东都洛阳,也有钱,真就买了田,盖了大园子,在最繁华的都市里享受起田园生活。他本就朋友多,此时老朋友白居易、令狐楚都在洛阳。结伴赏花,结伴出游,三人唱和来往,甚至攒出《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两本诗集。

唯有柳宗元的故事停留在元和十四年(819年)。死亡消磨所有深刻的痕迹,如同水滴石穿。刘禹锡对于人的意志在时间里一点点被自然抹去从来有清楚的洞见。他写过“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也写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们年轻时都相信自己会与从前的所有人不同,甚至超越历史,超越时间,成为伟人。

事实上并不。一年年草长莺飞终究会掩盖一围不再有人活动的房屋院落存在的痕迹,溪水悠悠,春草空绿。刘禹锡的朋友柳宗元也在他的目送下一点点淡去。但作为诗人,刘禹锡还有在无情流过的时间里留住柳宗元的一项权利:他终于为柳宗元编纂完成《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后人不能知道柳宗元一生里任何的丰功伟业,正如后世已经忘记他的敌人,忘记提携过他憎恨过他的那些皇帝,甚至不再关心踩在他身上的脚都属于谁。

他们只记得诗人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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