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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和元稹:去他的《长恨歌》

白居易的母亲是个疯子。时人说是“心疾”,大约是现在说的“精神分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悍妒”。后来人提到白居易,多少要说一句,他母亲是个疯子,还要补一句,白居易的父亲是他母亲的亲舅舅。这是门近亲乱伦的婚姻,好像要为她的疾病在不合礼法的婚姻里找到根源。但白居易自己是不提的。相反,他牢牢记得、反复回忆母亲多多少少曾经展现过的慈爱,其他的那些,就不说了。

贫穷和疾病是世上最掩藏不住的两样东西。白居易二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在襄州别驾任上去世,跟着父亲留在襄阳的一家人立刻失去了经济来源。白居易带着一家老小又搬回渭南下邽依靠太祖父的族人,寄人篱下。母亲有病,但也有清醒的时候,清醒过来便担忧几个孩子的衣食,病却更重了。白居易只好专门去浮梁,向已经做了浮梁主簿的长兄要钱,跑了两千五百里,讨到的钱却不多,很快,长兄就打发他带着匀来的一点儿米回家。从浮梁到洛阳走水路,换船补给的时候,借住在江边山下的小旅店。山里长夜绵绵,熄了灯,雷霆风雨就格外清晰。白居易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担心母亲,担心弟弟,担心一家人的生计。他写了一篇《伤远行赋》,讲到贫病交加的家里,斟酌反复,只说:我出门这么久了,母亲一定日夜担心我吧。

在白居易以后的人生里,“贫穷感”一直如影随形。他是十五岁就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天才少年,自然要尽力营造一个文人萧散自在、淡泊名利的自我形象,但另一方面,每一天他都在焦虑“养家糊口”。

人生有累,哪怕吃着肉,也常常觉得饥饿。他后来做官,第一份工是校书郎。刚上班,他就夜里失眠——“薄俸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忧虑自己在京城瞎忙,既赚不到多少钱,也不能在母亲身边晨昏供奉,工资涨幅跟不上母亲的衰老。他写信给弟弟,担忧两个未嫁的妹妹没有嫁妆怎么办。

他后来做天子近官“拾遗”的时候,唐宪宗问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官—— 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机会。但是他眼盯着那点工资,老实浪费掉了。他说:我家里穷,工资少,还有老母亲要奉养。我看“京兆府判司”[京兆府判司:“判司”是节度使、州刺史的僚属,掌管判案等司法工作。京兆府与河南府在唐代地位高于其他州县,京兆府判司的地位也高于一般州郡的判司,虽然是州官,但重要程度可以与一些清要的京官相提并论。因此,白居易得到“京兆府户曹参军”(另一种判司的称呼)时专门写诗说亲友“贺客满我门”。但白居易就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也并不真正管理判司分内的工作,升迁京兆府户曹参军只是为了让他在继续为皇帝“知制诰”草拟诏书时能有一个可以领薪俸的官职。(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很好,钱多离家近。皇帝于是给他做了户曹掾。他激动地专门写了一首诗,说新工作一年工资四五万,又可以早晚照顾母亲,人生啊,除了衣食无忧,不饥不寒,还有什么好奢求的?

他自己辛苦计较量入为出,但别人家“行马护朱栏”“筠粉扑琅玕”的高门大户,就坐在城里最显赫的地段,每天嘲笑着他的疲于奔命。他忍不住眼热,吞着口水酸溜溜地写:这大多是将相高官的别院,这些人豪宅太多,房子建起来,恐怕只看过图纸,来也没来过。

但贞元十五年(799年),客居洛阳的二十七岁“大龄无业青年”白居易甚至还没资格担心他的工资和房子。他需要先考上一个官,到长安去。但做官,是一条千军万马争过而常有伟大诗人掉下去的独木桥。

传说里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向著作郎顾况投稿。顾况听说面前的少年叫“居易”,笑了笑说道:居易呀,长安米贵,长安居,大不易呢!

白居易决定去考最难的那科——进士。长安城里最多这样穿着白麻衣的考生,他们走在一起就像一片一片的云,熙熙攘攘来了,没多久就分散寥落没有踪迹。

唐代考试分为“常科”与“制科”。常科年年有,考的人最多,其中又分为“进士”与“明经”两科。明经只考经典背诵记忆,但当时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一科的考生常作为“庸碌无能之人”,被人鄙视。进士科常常两三千人应考只取二十人左右。进士科考卷不糊名,考试前考生还可以带着自己的诗卷去考官和考官的朋友们家里自我推销。在这二十人里还得去掉这些“声名显赫”的“红人”,更不剩几个名额。

白居易的家世背景不能为他铺路,又没有飞黄腾达的朋友,为了考中,只能拼命。他白天研读赋,晚上研读儒家经书,以研读诗歌作为休息,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zhī),看东西眼睛里点点都是飞蝇。二十七岁的白居易无意间照镜子,看见的是满头白发和脸上的皱纹。

仅仅进士及第,并不能得到一份工作。还需要守选三年,才有资格参加吏部的常调铨选,有做官的可能。哪怕运气好,被吏部选上了,也都是州府参军或偏远州县的县尉。家里兄弟四人,长兄远在浮梁,生病的母亲,一个快要应考的弟弟,另有两个待嫁的妹妹都要靠他来抚养。为了靠近长安,替母亲治病,给弟弟铺路,他需要一个留在京城的位置。

只能去参加更多的考试。作为已经考上,还在守选期间的“前进士”白居易,得到一个参加吏部主持的“科目选”——“书判拔萃”[书判拔萃:科举制度之下选拔人才的考试有许多种类,最常见的是一年一考的进士科和明经科。考中进士或明经科之后,并不能立刻做官,需要到吏部再考“关试”,成为吏部的“选人”。由于官员的名额有限,选人总比官位空缺要多,因此,成为选人之后一般要“守选”几年——等待空出的缺。守选期满,可以参加吏部在冬季统一进行的铨选。参加吏部冬季铨选的,除去从未做官的选人,还有更多的是官任期满等待再次授官的前任官员。如果不想经过漫长的守选,也有其他考中就能做官的考试:由天子召集、亲自监考选拔的“制科”,由吏部召集为选拔专门人才而设的“科目选”。科目选每年十月由吏部召集,其中最主要的两科是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博学宏词科考文章三篇,分别是诗、赋和论。诗为五言排律,十二句六韵,赋限字限韵,有时八韵,有时六韵。书判拔萃科考三条判词,长度和难度都比较大。所以为准备书判拔萃科考试,白居易需要练习百道判词。(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的机会。书判拔萃与博学宏词一样,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两项得官捷径:先中了进士,再去参加书判拔萃考试,考上就会被授予校书郎、正字,或者是邻近首都的县尉。都是在名声好、前景佳的清要官位,又能留下一个博学有才能的名声,将来要升官的时候便有大概率被举荐为拾遗、监察御史等与皇帝亲近的位置。

比起操心家计,白居易大概更喜欢考试。书判拔萃考解决纠纷的判词。白居易为自己准备了百来道模拟题,比如说:

乙女许配给了丁男,彩礼已经接了,但是乙后悔,丁愤而告官,乙辩称:可是都没有立婚书呢!

甲的老婆在婆婆面前骂狗,甲很生气,把老婆休了。老婆也很生气,认为没犯“七出”,怎能单方面离婚?甲辩称:这是不敬!

……

这些后来成了在考生中广泛传播的“百道判”。

在三十一岁这年,白居易终于如愿做了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年),四年校书郎任满,白居易不愿意赋闲等待吏部再次考核,挤进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考试。考上了,便能立刻授官。

为了省钱,赋闲时的白居易连房租也不想付。他与同样校书郎任满,也要参加制科考试的元稹一拍即合,都搬进了华阳观,结伴温书。这下连笔墨纸砚的文具钱都有人分摊了。制科考策论,白居易再次展示了他在考试方面的天赋,整理出了一套《策林》,分析策对的每一个部分,还有参考答案,在考生中畅销一时。甚至后来皇帝下制诏,也用了白居易的参考答案。

如果白居易一辈子只需要考试,他一定过得很开心。但考试只是一道帷幕,他以勤奋和才智用力把大幕拉开,满以为会被鲜花掌声淹没,没想到人生最真实的崎岖黑暗才开始一点点展现在他眼前。

辉煌的唐代长安城在清晨五点依然保持着她一贯壮丽的面貌。

一条横贯南北的朱雀大街把城市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属于皇族的宫殿与官衙,以及围绕着他们的高官显贵占据着城市的中心与东北部高档社区。

城中心的鼓楼掌握着城市的生息。每到日落鼓响八百声,在鼓声停止前,城里被分割成方块的一百多个居住区关门歇业,行人回家,再不许有人在街上行走。直到第二天五更天刚破晓的时候,宫内的晓鼓响起,坊门才能开启。

在年轻的下级官员白居易眼里,隐没在暗昧夜色中那些象征帝国气派的宽阔道路,面目并不亲切。白居易总是在整个城市熟睡的黑暗里,穿戴整齐,悄悄打开坊门,骑着马向北边宫城出发。他要在宫内晓鼓声响前,到达城市北边的宫城,等着黎明时皇宫城门打开,朝拜君主。

长安城北高南低,从白居易家里进宫,十里北行。在冬天,北风呼啸,上坡路滑,照路的蜡烛半路就被狂风吹灭,耳朵被呲出冻疮。哪怕到了宫城门外,宰相们可以去太仆寺车坊暖和暖和,白居易却还需要在毫无遮挡的风雪中等着开门,一边盘算着向君主贺雪的句子。等到宫门打开时,等着赞美这场雪的白居易却已经是“须鬓冻生冰,衣裳冷如水”。

白居易在长安住了十多年,搬了五六次家。从长乐里、宣平里,到昭国里、新昌里,却越搬越往南,做校书郎时租的第一套房在长乐里,反而是他住过离上班最近的一个地方。

但年轻的白居易对未来有一种火热的信心。

白居易考上“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的这一年,也是唐宪宗李纯登基的第一年。这一年,王叔文、刘禹锡“永贞革新”失败,朝廷里当权的高官大多在这次与宦官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赶了出去。宪宗需要一些年轻新鲜、对他忠诚不贰的面孔。

他看见了白居易的诗。一个光明的未来就这样掉到了白居易头上:他先去做了京畿周至县的县尉,没过几个月就被借调入朝中做了集贤校理。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以县尉成为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令,做机要秘书。

隔三岔五,皇帝就邀请他参加宴会,他以“内相”的亲密姿态坐在皇帝身边,百官之上。至于宫里送他茶果梨脯、绢帛,甚至家具、御用车马更是平常的事情。白居易在日后为自己编订《白氏长庆集》时,特别收录了所有他为皇帝写的任命诏书,成《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诰》两编,以为无上光荣。

转过年去,白居易被再次提拔,做了左拾遗。虽然官品只有从八品上,却是不经吏部由皇帝亲自考核的近臣。工资自然是涨了不少,他甚至有钱买了两个健壮的婢女照顾母亲,防止她神志不清时自伤自毁。

家庭的负担一时松动,事业一片光明。在无亲无靠的京城里,忽然靠上了那个最大的靠山,心情激动的白居易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受宠若惊,宁愿肝脑涂地的心情:

拾遗虽然是小官,但供奉讽谏,天下发生任何不恰当的事情,都该由拾遗提出来,或是上书,或是廷诤。高官们顾虑身份地位不敢说的话,只好由拾遗这样的小官来说。但这正是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您对我这样好,让我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只能粉身碎骨来报答您。可惜我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粉身碎骨的机会!您放心,但凡天下的官员做事有一点儿不合规矩的,您下的诏令,有任何不妥的,我一定竭尽愚诚,向您密陈!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写了《新乐府》五十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他拿着放大镜努力找到了王朝每一个地方的问题:《卖炭翁》写官市欺压小民,《阴山道》写贪官,《杏为梁》写居住的奢侈,《紫毫笔》写失职,《官牛》写自私的丞相……但同时,他在开篇便写了《七德舞》《法曲》,又写了《牡丹芳》——也没有忘记歌颂圣人与皇帝——万方有罪,都是地痞、恶霸、朝臣的错。

作为谏官,他唯恐自己须臾闲置了手上的谏纸。中唐以后,要想在朝廷上出人头地,不投靠宦官,就得投靠节度使。但白居易,把两边都得罪了。

淮南节度使王锷(è)很有钱,到处送礼,给皇帝送,给皇帝身边的宦官送,想做宰相。白居易跳出来对皇帝说:做宰相的人首先要有贤德。这人在节度使任上搜刮您的子民,把搜刮来的财富再送给您,以后人人想当宰相就跟他学,这天下还会好吗?

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拉拢魏征的玄孙魏稠,想替他把当年唐太宗赐给他太爷爷魏征的房子赎还。皇帝同意了,让白居易草拟一个诏书。白居易却又不同意,说这种激励劝勉前代功臣后代的好事,当然要公家来做,李师道是什么东西,能以他自己的名义来做这样的事情?还是您出钱比较好。

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王承宗按着惯例自己继位为节度使,向朝廷先斩后奏。宪宗生气节度使不经过朝廷同意,私自搞父子世袭,要打他。朝臣却没几个同意。宦官吐突承璀(cuǐ)为了表功,自请领兵。带着二十万军队去打王承宗,屡战屡败。白居易又上书:本来就不该打,现在又打输了,还不停战,等什么呢?

唐代朝官,四年一任,每年考核政绩口碑。拾遗是皇帝亲自选拔的官员,不参加吏部考核,但被白居易点名批评的官员可是要被考察的。白居易像他在书里读到的那样,为了皇权,做直臣。通往大明宫御座前,白居易浑然不知的黑暗里,一双双仇视的眼睛在窥探一个机会,把他掀翻在地,永远不要回来。

传说白居易母亲的死,成了元和六年(811年)长安的一桩大丑闻。京兆府申堂状到了裴度面前,报的是白居易母亲掉落坎井,死了。但哪有正常人会莫名掉进井里去?据说,白居易曾经有一个叫湘灵的恋人,母亲却反对他们的婚姻,白居易到三十多岁都还没有结婚。有司便怀疑这是一桩谋杀。

皇帝近官谋杀母亲的案子报上来,四座皆惊。

白居易百口莫辩。母亲有时发狂自戮,甚至会抓着菜刀在家里狂奔。白居易专门请了两个健壮的仆婢,厚给衣食,就是为了照管好母亲。但这一次,一个没看住,母亲便跳进了井里。他又不愿把母亲的疾病说出来。幸好这时薛存成说,我住白居易隔壁,邻里左右都常常听到他母亲大喊大叫,听说是心疾,已经很久了。

案子结了,但白居易的秘密终于众人皆知:白居易原来有一个疯狂的母亲,常常在家大喊大叫,最终死于坠井。

白居易母亲的死从此成为一个把柄。

元和九年(814年),白居易守丧结束,做了赞善大夫[赞善大夫:太子属官。太子府一般设有左、右赞善大夫各五人。(《唐六典》卷二十六)]。转过年去,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在首都长安的大街上被刺客刺杀。武元衡当场死了,裴度因为戴了厚毡帽掉在阴沟里逃过一劫。凶手还嚣张地在金吾卫办公室留书:别想逮我,我先杀你!

当天中午,这宗谋杀案就在长安城里传遍了,却没有任何人上书向皇帝建议处置凶手。武元衡、裴度,都是主张向不听话的节度使开战的主战派,自然人人都怀疑刺客来自李师道、王承宗,却都不敢说。只有白居易当天就第一个上书,态度强硬急迫,敦促朝廷赶紧逮捕刺客捉拿真凶。

正各执己见没有头绪的朝臣此时却统一了目标:攻击白居易。——他此时已经不是拾遗。不是谏官,这就不是他该先插嘴的事情。很快就有人说了,白居易别人的事情管得宽,自己却毫无私德。他的母亲是看花坠井死的,他却在守丧期间写了看花和新井诗。这样毫无孝道的人,该赶出朝廷去。

朝廷上人人都很喜欢这个借口,提出要把白居易赶出去做江表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又补充说:白居易做了这样伤风败俗的事情,根本就不能作为一郡长官,还是做江州司马吧。

在关键时候,唯一能够救他的宪宗皇帝没有做出任何保护白居易的努力。实际上宪宗也早就对白居易不耐烦了,他曾经私下不满地说:白居易这家伙,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却屡屡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真是让人无奈得很!

官场有一些大家心知肚明的规矩:政见不合,便被找各种理由排挤。礼法是一套隐形的“刑具”,专门伺候异见。它的内容——“孝亲”被规定出整齐的面目,哪怕心里最恨父母,表现出规定的形式就是孝顺的,相反,稍微不合“规矩”,不论事实如何,便要被扣上不孝的帽子,踩上一百只脚。

这一次,他们找上白居易的时候,玩弄的是他母亲的死。他在浮梁夜雨里,反复说服自己,虽然她不讲,但母亲一定也在思念他;他为父母写作墓志铭,也只愿意回忆父亲去世之后,年幼的自己与弟弟妹妹围绕着母亲的身边听她亲讲诗书,循循教导。

他在所有的回忆里裁剪掉母亲疯狂的那一面,坚定相信,哪怕她深陷在不能自控的疾病里,她心里也是爱着他的。温柔慈祥,就是她本来的样子。为了给她一个安详的晚年,他掏心掏肺地为朝廷做事,拼命往上爬。

现在,因为政敌充满恶意的杜撰,人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疯狂的母亲,为看花坠井而死。而他对此十分快乐,还高高兴兴地写诗、看花、咏井。

这也是可以的吗?

白居易还没有经历沉沦的时候,对“失败”就不陌生。他做拾遗,作为皇帝的眼目,系玉为佩,曳绣为衣。但居高临下,“朝见宠者辱,暮见安者危”,对命运翻覆看得更清楚。他跟好朋友元稹约好了,等到女儿嫁了,儿子成家了,就退休去过渔樵江渚、岁晚青山的生活。

等到自己真正经历起伏,又忍不住计算起数十年宦游的得失。唐代做官,三品之上穿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才能穿绯袍,配银鱼袋。六品之下着青袍,没有鱼袋。在长安蹉跎十多年,他屡屡望见绯袍银鱼袋,现在又功亏一篑。

年轻时用来拼搏前途的健康也已经抵押给时间,再也拿不回来。白发多得数不过来,就任它去长。眼睛更坏了,夜里读书疼痛难忍,只能熄了灯,暗夜枯坐。

小城市日落而息。江边清冷的码头上,他又听见繁华长安的琵琶曲。浔阳北风里枫叶荻花瑟瑟脆响,他又写了一首流行的诗,娱乐别人,拯救不了自己。他依然陷落在没有灯火的荒野,再繁复堂皇的曲调,也不过讥诮地一遍遍指出,他一个“天涯沦落人”罢了。

元和十年(815年),四十三岁的白居易困在庐山脚下的江州,白发青衫,江州司马,他这辈子大概就这样完了。当年的同事,哪怕是不如他的,却个个都发达了!他像是赤身裸体落在深井里,衣冠整齐的昔日同僚在井上来来去去,不看他,难过;低下头来看看他,更让他感觉受到羞辱。与他同做拾遗的崔群已经做了宰相,写信来问。他回信说:您问我近况怎样,没什么好说的,混吃等死而已。您又问我身体怎样,除去一只眼睛不好,身体的其他地方也不好。你又问我每个月的钱够不够花,我虽然钱不多,计算着花,反正没冻死。

白居易花钱在庐山上造了一栋别墅,三年江州司马,他有一半时间住在庐山上。按规矩,守官离开治所,都要请假报备按期归来,白居易屡屡超期,别人也不敢管他——白居易的诗名天下皆知,哪怕在贬谪的路上,也有学龄少年款款背诵《长恨歌》。

委屈、怨恨。说出来小家子气,给别人添笑话。只好一再强调:我不在乎,我无所谓,我学佛参禅热爱自然,好得很!

只有回信给元稹的时候他感到舒适——他比人人混得都差,最起码比元稹好一点儿。

元稹,他那个十四岁就明经及第,比谁都聪明,都讨女人喜欢,都能折腾的好朋友,就快要死了。

白居易刚到江州,有人带给他一封信与二十六轴元稹的诗文。是通州司马元稹写来的。信里说:我得了疟疾,病得很重,怕是要死了。在生死危惙之间,只想到了你,我让人收拾了几卷我的文章,封存好。告诉他们,哪天我死了,就把我的文章送给白居易,请他替我写个序吧。

元稹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相似,却处处都比白居易更惨一些。元稹七岁丧父,整个少年时代都跟着姐夫住在凤翔北方边境的荒残之地,没见过繁华,不敢有欲望。十四岁来到长安考试。考上的却是受鄙视的明经科。甚至有人说,他以新进诗人的热忱去拜访当时的名诗人李贺,李贺接了他的名片却一言不发。直到元稹硬着头皮进去,热情表白了半天,李贺才冷冷反问:你考明经科的,有什么资格来看我?为了甩掉明经及第的“污点”,元稹不断考试,直到贞元十九年(803年)平判登科,做校书郎,才算洗刷了明经科的低下,他同年中明经的人却早已做了两年多的官。

元稹与白居易一道策试及第,在白居易做拾遗的时候做了监察御史。

两个人都很爱提意见,但白居易只是被皇帝背后吐槽,元稹却被宦官用马鞭打伤了脸。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以皇帝使者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东川,一路上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法贪墨朝廷赋税、田产、奴婢数百万,因为严砺已死,与此案有关的七刺史都被罚俸。元稹得罪了与严砺有关的众多权臣要员,朝廷却没为他撑腰——元稹刚回长安就被调去了东都洛阳。没几个月,曾经与他野蔬充膳,金钗换酒的妻子韦丛去世,祸不单行的元稹只能在不眠的夜里默默写下“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下一年,他终于被召回长安。回程路上住在公家旅馆“敷水驿”,照着规矩住在上厅。宦官刘士元晚到,却也要住上厅。元稹睡下了,不让。刘士元直接抄起马鞭一脚踹破房门,闯进房间里追打元稹。元稹从床上惊起,衣服都没穿整齐,不仅被狼狈地打伤了脸,还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

在与江州司马白居易如今一样的心境里,他还依然写信祝贺白居易的高升,白居易丧母停官生活拮据,他还寄钱接济白居易的家用。元和十年(815年),元稹被短暂地召回京城,但结果并不是重新启用,而是换贬到通州。

元稹跟白居易一样,快四十的时候贬到险远,真的相信,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元稹写诗说“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刚到通州没多久,在湿热与蚊虫的攻击之下,北方人元稹很快就得了疟疾,病体缠绵,前途惨淡。

但元稹跟白居易又不一样,他是一定要做宰相的人,一天没做到,一天不甘心。被赶出朝廷,便想办法回去,落下来之后,必有东山再起。

元稹在通州病到手脚都不好使了,也要向当时主管选官的吏部尚书权德舆上书,寄送一轴自己的各种作品。等他琢磨清楚军阀宦官才是他重回朝堂的关键,朝臣的品性面子也不能阻挡他献殷勤。

元稹在江陵的时候,下了大功夫与荆南监军崔潭峻交好。后来新皇帝穆宗登基,崔潭峻带着元稹的诗词给宫娥嫔妃歌唱表演,很快让穆宗记起早就有诗名的元稹。于是元稹转祠部郎中,知制诰——为皇帝草拟诏书,做秘书。为了得到在皇帝面前露脸的机会,元稹常常轻车简从悄悄拜访宦官魏弘简,后来果然一举以工部侍郎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元稹当宰相的那天,满朝轻笑——人人都知道他的宰相是怎么来的,便都有谈资耻笑他结交宦官,首鼠两端,斯文丧尽。

而白居易,按着他做拾遗时的性子,该猛烈抨击德不配位的元稹。不过,他做不到。

白居易在江州,想念元稹而不能见,便在屏风上写满元稹的诗。元稹还在通州,相隔万里,通信不便,他就在阆州开元寺的墙壁上写诗遥寄白居易:“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

白居易梦见元稹,写诗问他:“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元稹沉疴难愈,自料是活不过来了,于是回信说:“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但哪怕病得快死了,元稹也没有忘记给江州司马白居易寄去京城买来的绿丝巾白轻容。

白居易、元稹,半生蹉跎,眼睛都不好使了,才睁大眼睛看见那个挂在眼前,显而易见的道理:他们曾经以为做官与考试一样,靠勤奋与才华。但考试之后的漫长人生,并不遵循任何与公平相关的规则,更不提供任何体面的退路。

元稹被重新起用的时候,白居易也离开江州,升任忠州刺史。刺史可以“借绯”,白居易连忙喜滋滋地脱下青衫换绯袍。但从江州到忠州,是“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山高路远人烟稀少,忠州也不是个好地方。

为了把他从江州捞出来,前同事崔群出了大力气。白居易写信感谢崔群,最后说:您问我,去忠州我喜不喜欢,我有什么好选的?鸟能从笼子里飞出来我还挑拣哪片林子吗?

元稹决心留在这个决斗场里,挫折与轻视只让他更无畏地往上爬。但白居易,弟弟白行简做了左拾遗,两个妹妹嫁了人,母亲死了,失去负担,也失去在这条狭窄而熙攘的官道上闷头往前挤的动力。

距离他们约定“白首同归”已经过去十多年,这件事情元稹不再提了。距离白居易满怀感激与豪情地向宪宗上书也过去十多年。肝脑涂地以身相报这事,白居易也不再提了。

后来白居易的官越做越大,主客郎中[主客郎中:礼部尚书领导下掌管周边国家朝贡往来等外交事宜的官员。从五品上。(《唐六典》卷四)]、再次知制诰[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唐代以九品职官等级定薪俸,但是“知制诰”并不是九品职官系统里的官职,所以没有专属于“知制诰”的官职和薪酬。“知制诰”常加缀在本官官名后,相当于拿着本官职的工资做替皇帝起草诏令的工作,比如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诰,就是白居易拿着从五品上主客郎中的工资待遇,实际上并不管理朝贡往来等事物,而专职为皇帝起草诏令。这种非正式的借调方式在唐代中后期十分普遍,又叫“使职”。]、朝散大夫[朝散大夫:文散官,从五品下。(《唐六典》卷二)唐代文散官有二十八阶(一说二十九,或三十阶),开府仪同三司为第一阶,将仕郎为最末一阶。朝散大夫在文散官等级中排第十三阶。文散官没有具体的职事内容,多用来划分身份级别,类似现在的“职称”。]、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中书省内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的职位。官居中书令、中书侍郎之下,常设六人。正五品上。(《唐六典》卷九)]……但他再也没有肝脑涂地的激情,迫不及待去报答提拔他的皇帝。隔三岔五就要写诗自嘲:我这么差劲的人觍着脸赖在这么显要的位置上,还不都是为了钱。不是我喜欢做这份工,实在是为了养家糊口,没办法。

有时忍不住,还是要提意见,提了依然没人理。他便眼不见心不烦,申请外调苏杭,一边工作一边休假。工作自然做得不出岔子,但跟年轻时,很不一样了。

喝酒、学佛与写诗成了白居易往后人生的目标。学佛是在这所剩不多的人生里不用太痛苦的镇痛药,他的眼病到老更重,看朱成碧,眼不经风,只能看特制的“大字书”。寄望僧侣用金篦(bì)拔出,但也不知道成功与否。

而写诗,他还是希望在百千年之后,这么多让他愤怒却不能声张,让他狼狈还要装作不在乎的事情都没人提了,那时候,有人像元稹一样喜欢珍重他的。

唯一值得高兴的是,他有钱了。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回到长安做主客郎中知制诰,新昌里那栋二手房,终于还是买下来归自己了。他可以放心在院子里养竹子,不用担心哪天搬家了又要重新来过。他一连写了两首诗赞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的快乐。不过,母亲早就去世,当初他一心想要涨工资买房子的理由却又不在了。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的“老臣”白居易做了太子宾客,有钱有闲,决定在洛阳住下。奋斗半生买得的长安新昌里二手房,说卖也就卖了。在洛阳买了一套更大的园林。他自己说:“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养歌姬,宴宾客,甚至还养了一双白鹤。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当年让他斜着眼看不上的“土豪”。

太子宾客任满,朝廷本来要派他去做同州刺史。他因病嫌远不愿去,朝廷只好改派他做太子少傅[太子少傅:太子属官。太子府一般设有“太子三师”,即从一品高官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和“太子三少”,即从二品高官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唐六典》卷二十六)“太子三师”和“太子三少”这样的高官,只授予极少数对皇室有重大贡献的高官,或者授予失去实权的功臣武将做荣誉职位。]。做了七年不想做,白居易还敢辞职。朋友们担心他断了工资家用拮据,他还有积蓄田产规划退休生活——“囷中残旧谷,可备岁饥恶。园中多新蔬,未至食藜藿”——有谷仓,有菜园,比起他当初做拾遗时“衣不盈箧,食不满囷”不能同日而语。

大和五年(831年),元稹死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元稹的家人求白居易写一篇祭文,把元稹的骏马、绫罗、丝帛、银鞍、玉带,六七十万的东西全部送给白居易当润笔。白居易不肯要,元家人不肯收回,白居易便全部捐了重修洛阳香山寺。他说,修好了,是功德,都是元稹的。但愿他多享冥福,也但愿来生我可以与元稹再次同游香山寺。

后来他真的梦见与元稹同游,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郊游踏青,骑在马上随口说个题目便开始联句,从城外到城里,联了几百句,还意犹未尽。醒来的时候,茫茫夜色里冷冷清清一点儿光正落在枯黄的草地上。白居易慢慢想起来,元稹去世以后,窗外这片草地青而又黄,是第八个秋天。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大和九年(835年),风雪夜里,庐山顶上东林寺收到六十卷《白氏长庆集》。寺院的云皋上人颤颤巍巍打开门,接过随文集附来的诗信一封。是年逾七十的白居易从洛阳写来的。他说,他们已经许多年不互相通信,不知云皋上人近况如何?大家都发疏齿摇,距来生再会已经相距不远。讲好了,由于他的特别信任,亲手编订的白居易一生的成就将由东林寺云皋上人保管。送书的家仆得到云皋和尚一再强调会用心保存才放心离去。

稍后几年,苏州南禅院收到《白氏文集》六十七卷,诗文三千四百多首,洛阳胜善寺收到《白氏文集》六十五卷,白居易的侄子龟郎、外孙谈阁童也都收到了麻纸誊抄的七十五卷《白氏长庆集》,白居易一再在随诗书信里表示:这是比我性命还重要的文集,这就托付给您了。唐代的名诗人这么多,但诗文散落,保存下来的不足鳞爪,最“万无一失”的只有白居易。

白居易最后在刑部尚书任上退休,领半薪,每年也有五十多万钱入账。当年跟他一道做翰林学士的同事,除了他,都做了宰相。他又忍不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写道:“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反正我混得最惨。而做过宰相的那些,其中就有王涯——当初说白居易品德低下,只能做江州司马就是他的功劳。

大和九年(835年),白居易在洛阳专心修订他的文集。这年冬天,七百里外的长安发生了一件大事:朝臣谋划杀掉宦官仇士良,本来得到了唐文宗的支持,没想到举事当天唐文宗反被宦官们挟持,计划失败——正是“甘露之变”。一批大臣被杀,其中正有王涯。消息传到洛阳,只用一个白天。白居易正在香山寺看花,立刻写了诗:

祸福茫茫不可期,

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

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

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

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你们是龙是麒麟,了不起!我不过是泥里拖着尾巴的乌龟。只是没想到,你们都被砍成肉酱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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