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15个不同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由当时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员之一的宫廷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随行官员来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工业、农业、采矿业、金融、文化、教育、军事和治安。岩仓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这令他们眼界大开，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这次出访，让使团成员意识到日本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是如此之大，也对如何进行变革形成了共识。这些官员没有因所见所闻而沮丧，反而在回国后充满干劲。他们对日本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热衷于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团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从1977年到1980年，很多次由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邓小平在1975年开创性的五天访法之行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邓小平回国后对出国考察的益处深信不疑，开始鼓励另一些考察团出国。他批评其他干部不明白中国有多么落后，并坚信走出国门能打开他们的眼界。华国锋曾率团出访过东欧，回国之后也成了派团去现代国家考察的支持者。
过去几百年里，中国人也曾去过西方，并为中国带回了新思想。例如，19世纪的翻译家王韬从伦敦回国后，曾着文大力推崇中国可以从西方现代化中学到的东西。相比之下，1970年代末的特点在于，身居要职的干部们一起出国考察，并且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下，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所学到的东西。
邓小平访法归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将出国愿望压抑已久的干部们终于有了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已退休的老干部也争相走出国门，把这当作对他们多年献身于共产主义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补偿。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出国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经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到1978年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里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仓使团一样，他们回国之后也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细致的考察。
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1978年12月2日，他告诉那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1978年中国所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是当年春天组织的四个考察团，他们分别去了香港、东欧、日本和西欧。从1978年3月9日到4月6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考察了工厂、农庄和科技部门，回国后就中国可以采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但更加重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使用的骂名。中共领导也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了关系。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1978年4月至5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广东存在着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1977年视察广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国家计委的代表团从香港回来后，1978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强也在1978年12月访港，以加强北京和港英政府的关系。他在香港期间促请港督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采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在国务院官员访港之前，香港与大陆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访问为使香港成为向中国输入资本和全球经济发展知识的主要渠道铺平了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获得现代工业技术的来源，还因为它提供了管理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战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林乎加率领的代表团于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访问了日本，代表团成员来自国家计委、商业部、外贸部和中国银行。日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国当时面对的类似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一片萧条，但在战后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下，日本经济迅速进步，很快就赶上了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经济管制、中央计划经济、配给制和价格管制的战时经济，转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其中消费产业是工业成长的主动力。
林乎加的代表团甫一回国，就向政治局汇报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进步：日本人大胆引进国外技术，利用外资，大力推动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团汇报说，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愿意提供援助和技术，帮助中国的发展。代表团推荐了各种项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厂。尽管由于此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政府降低了日本对中国振兴的影响力，但这个代表团以及稍后邓小平10月的访日，使日本在资本、技术和工业管理方面对中国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谷牧的出访和四化建设务虚会：1978年5–9月
在中国的经济领导人中，谷牧的地位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他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五国——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代表团成员在出国前听过简单的情况介绍，但他们对西方都了解甚少。这些备受尊敬的干部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和所学习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回国后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为中国勾画的新图景，使得这次考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邓小平在1975年对法国的五天访问侧重于外交关系，只短暂考察了企业。与此不同，谷牧的访问为期五周，成员包括来自各个专业的干部，他们深入考察了对中国有用的技术和观念。谷牧回忆说，出行前夕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示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谷牧代表团的20名成员是由华国锋指定的。出访成员中至少有六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像岩仓使团成员一样，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
谷牧副总理是个经验丰富、广受尊敬的经济干部。1954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文革期间，他是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的“业务组”领导人，为经济工作提供全面领导。他不但抓经济计划，而且分管科技。邓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对他有所怀疑，但是看到谷牧是个干练而务实的干部，并支持现代化，邓便很快打消了疑虑。谷牧与复职的老干部和文革中发迹的人都能搞好关系。事实上，谷牧受到如此的尊重，在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就被委以指导促进外贸和发展经济特区的重任。
谷牧的考察团动身时，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仍然悬而未决，但是中国与考察团出访的五个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正常邦交，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都曾派出高级代表团访华。因此，当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代表团出访这些欧洲主要国家时，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时驻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国驻华大使都飞回本国，陪同中国代表团访问他们各自的国家。
由于中国刚开始走出冷战的思维模式，谷牧代表团的成员以为他们会被当作敌人看待。虽然有出国之前为他们准备的情况简报，但东道主的友好和开放还是让他们吃惊。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厂等设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对一般中国人也不开放，因此对于欧洲人愿意让他们参观工厂、办公楼、商店和几乎所有其他设施，他们无不感到诧异。
考察团访问了五个国家的15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他们考察了发电厂、农场、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考察团在一些访问中分成小组，总共考察了80个不同的地点。他们一路听取情况介绍，收集各种资料。他们的重点是经济事务，因此会见最多的是经济专家，但他们也会见了外交官、政治家和军官。他们考察了制造硅片、光学仪器和化学制品的工厂。他们几乎没有观光时间，但还是访问了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在考察德国资本主义成就的同时，也向共产主义的起源地表达他们的敬意。这些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体生产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发电厂用计算器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则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这些情景令他们震惊。而在不来梅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见到被吊运到货船上的集装箱。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高也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就像几年前的邓小平一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专心学习科学技术。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这一个月多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欧洲人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现代技术，也让代表团成员大感意外。仅仅在一次宴会上，在座的一群欧洲人就宣布准备提供多达200亿美元的贷款。他们还惊奇地看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征税，并对当地事务作出决策。代表团回国后认为，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
谷牧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于下午3点召开。政治局委员们是如此之兴奋，他们决定晚饭后继续讨论，会议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才结束。他们听过谷牧的汇报后，才知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些怀疑对西方情况的汇报，但他们了解并尊重谷牧代表团的成员，知道这些人是可信的。由于多年来惧怕西方，他们对欧洲人热情好客的开放态度、以及提供贷款和技术的意愿更是感到吃惊。谷牧知道他的同事们对资本家抱有疑虑，他解释说，欧洲人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的工厂开工不足，因此想把产品和技术卖给中国。谷牧提出了外国人能够帮助中国改进生产的一些可能方式——补偿贸易、合资生产和外国投资，并且建议说，所有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细研究。为了打消对谷牧在汇报中有所夸大的顾虑，最熟悉国外发展状况的老干部——叶帅、聂荣臻和李先念——都称赞谷牧的介绍既客观又清楚。这次汇报给政治局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一致同意，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起来。既然其他国家能够引进资本和原料从事出口商品加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代表团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正式的书面报告，于6月30日提交政治局。邓小平因为听力不好，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而是单独接见了谷牧。他在见面时说，中国应当根据谷牧的所有建议，尽早采取行动，包括向国外借款。中国领导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纺织业，因为中国的布匹十分短缺，购买任何布料都要凭票。增加布匹的供应，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对外开放的价值，进一步获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况且由于粮食短缺，难以通过迅速扩大棉花种植来增加衣物的供给。因此谷牧主张抓紧引进化纤工厂，这样可以生产所需的合成纤维，就像日本、台湾、南韩和香港一样，用纺织和服装业推动中国轻工业的起飞。
谷牧的出访使中国有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愿望，但这不仅需要重新考虑具体的产业计划，而且要改变政府的规章制度，以便外国企业来华经营。西方资本家是否会利用中国对国际惯例的无知，占中国的便宜？这样的疑虑并未消失，但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大步前进。他们思考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新问题：允许哪些中国企业跟外国人打交道？如何防止外国人占它们的便宜？如何将外贸融入中国的计划体制？如何决定哪些地方和单位可以接受贷款和技术？
明治时期的日本有宽松的时间，岩仓使团用了十多年才出版了21卷《殖产兴业建议书》，作为产业发展的指南。与之不同，谷牧出访之后的几周之内，代表团就完成了报告，中国领导人立即组织了相关单位对考察的内容进行讨论。
报告完成后，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从1978年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在开幕式上，谷牧做了关于他们考察过程的长篇报告，并谈了自己的一些印象。会议由当时主管经济的最高领导人李先念主持。与会者被告知，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要思考国家在未来应当做些什么。邓小平因为正忙于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没有出席会议，但他一直看会议简报，并在看过会议总结报告的草稿后提出了修改意见。
不同于与会者被关在宾馆里数日的工作会议，务虚会在两个月里开了23次上午会。一向很少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华国锋认为这些会议很重要，因此参加了其中的13次。会议当日的下午干部们回各自单位汇报上午的讨论，并准备其单位对会上所提问题的书面回复。务虚会让60名主管经济的部委代表介绍各自单位的整体工作和计划。这样一来，各单位能够了解其他单位的想法，但又不必对具体分配和生产指标进行争论——这些细节将在以后的计划会议上讨论。
曾在中国几乎对外隔绝的时期领导着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在9月9日的闭幕会上宣布，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他在务虚会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李先念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人能够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20世纪取得重大进展。他宣布，为达到这个目标，从1978到1985年要进口价值180亿美元的货物和设备。
在1978年的夏天，参加务虚会的人刚刚开始了解全球经济体系，中国还未准备好进行市场化试验。但是在相对宽松的气氛下，与会者得以提出将在未来20年不断被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市场、放权、价格、外贸、微观和宏观管理等等。其中最紧迫的两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扩大外贸和外国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调动个人、地方和外国人的积极性，又能保持对全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的控制？
在务虚会的讨论中所形成的对未来十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访带来的乐观主义和兴奋情绪。有些设想——例如，中国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钱为进口新工厂设备买单——后来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在前所未有的机会的鼓舞下，雄心勃勃但缺少经验的干部们要为国家抢回失去的20年的愿望不免超出了能力所及。不过，尽管存在过度乐观的倾向，务虚会的干部们并没有放弃政府管制。外国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的经济；外国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要通过与外贸有关的特定政府部门，由这些部门中会讲外语、对外国人有一定了解的干部来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务虚会期间，乐观的与会者自然无意听取陈云——他代表了一批冷静谨慎的干部——所说的话。陈云自1962年受到毛的排挤后一直没有官职，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乐观的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当时也没有人能比他更敢于给乐观情绪泼冷水。务虚会临近结束时，陈云得知务虚会上的一些发言后，对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说，会议应该延长几天，听一听不同意见。陈云说：“从外国借钱是对的⋯⋯但一下子借这么多⋯⋯我们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我国的现实。我们的工业基础没法跟人家比，我们的技术能力也赶不上人家。他们只看到我们可以借钱⋯⋯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国外贷款，这样做是不行的。”但是与会者都想大干快上，华国锋没有延长会期听取其他的观点。
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他一直在看会议通报，对乐观情绪也未给予限制。当听说决定借价值180亿美元的技术和设备时，他随口说道：“怎么不借800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务虚会两个月前曾与邓小平见过一面，他准确地观察到了邓小平当时的心情（见第11章），他对卡特总统（Jimmy Carter）说，邓小平很着急。
点燃星星之火：1978年9月13–20日
当年毛泽东谋划点燃中国革命时，曾写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此相对应，胡耀邦说，邓小平的东北之行（1978年9月13日至19日）也点燃了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而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当年秋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或许他还应再加上一句，这些变化也包括邓小平登上头号领导人的位置。邓小平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北韩劳动党建党30周年庆典后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在最后这次点燃星星之火的东北之行中，邓小平在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日本人旧称“满洲”）停留了数日，随后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这些地方呼吁更大胆地脱离毛的思想，不要囿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去东北时，三个月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两个凡是”之间的争论刚刚热起来。就在邓东北之行的几周前，华国锋的宣传部长张平化去东北各地视察，要求干部拥护“两个凡是”。（后来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获得更大权力后，张平化成为了最先被他撤职的干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其实是响应张平化意见的一种方式，他要鼓动人们在支持改革开放上作出更大胆的努力。由于华主席控制着北京的宣传机器，邓小平为了避免引起直接冲突，在北京时说话比较谨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讲话，言论上也较少保留。而且他这些非正式的讲话不必通过正式讲话的批准程序。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批评汪东兴，但他确实批了“两个凡是”，支持了“实践标准”，这等于间接地批评了华国锋的班子。中国那些有政治头脑的干部们认为，邓小平赞成“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是为自己在与华国锋竞争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中争取更多支持。他选择在东北开始点火自有道理，因为这里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据地——辽宁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都最先宣布支持“实践标准”。
在吉林省党员干部大会上，邓小平批评了鼓吹“两个凡是”的人，说他们没有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说，马列主义并没有告诉中国革命者要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使马列主义适应了当时的具体情况。邓小平说，同样，当外国人拒绝卖货物给中国时，发展外贸的条件还不成熟，但现在与外国改善经济关系的条件已经变得有利了。“四人帮”也许会把跟外国人改善关系说成“卖国”，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正确方式，正是适应这些变化，促进对外贸易。
邓小平在辽宁时说，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他本人在内，必须承认我们辜负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国人民。深谙政治复杂性的人都听得懂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所以邓无需再讲下面的话：“当『我们』辜负了人民群众，谁应该对此负责？是谁不愿作出改变来纠正错误？是谁相信凡是毛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他还指出：“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它很落后，只解决表面问题，造成机构重迭，助长官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不难断定，邓小平认为，在改变体制、为经济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方面，华国锋做得不够。
邓小平在东北期间还要巩固他在军队中获得的支持。东北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邓小平视察工厂、农村和部队时，他一直陪伴在左右，因此两人有很多机会交谈。不过，邓小平对海军第一政委——常来旅顺大连港视察的苏振华上将——的个人忠诚有所担心。苏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忠诚——1976年干部们被要求批邓时，他对邓的批判在邓小平看来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年4月湛江港一艘驱逐舰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邓小平认为苏振华——他是中国海军最高级别的领导和军队在政治局的代表——要对此事负责。苏振华在受到邓的批评后不久得到通知，华国锋从北韩访问回国时将在东北停留。他知道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对立，又对自己挨批心中不快，于是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作为欢迎华国锋到来的仪式。在获悉苏振华要用这种排场支持华国锋后，邓小平勃然大怒，他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次检阅。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期间，要确保军队中没有人再支持华国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视察期间和自己过去的忠实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邓小平一再对他的听众说，要结束对“四人帮”的批判，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增加生产需要做的事情。邓小平已经准备好为增加生产而工作，而听他讲话的人也可以肯定他决心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
在中共的官方历史中，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开始实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会议。其实，三中全会仅仅是正式批准了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召开工作会议时距离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已经两年，对各种观点都可以重新展开讨论，人们不必再担心被指责为对毛泽东不敬。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称赞这次会议说，它标志着我们党又恢复了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传统。他说，这是自1957年（当时的“双百方针”鼓励自由表达）以来党的会议上最好的讨论。有人认为，它是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最好的会议，还有人认为，它是自1941年至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最好的一次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他在11月10日宣布开会时说，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业和1979年至198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还要继续讨论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的内容。他的会议计划，与邓小平一年前在广东军队会议上倡议的完全一致：结束对“四人帮”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但是会议开始两天之后，华国锋的会议计划却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气氛会发生如此彻底而迅速的改变。邓小平在几周前就为会议准备好了讲话提纲，并安排胡乔木和于光远帮他作了充实。但是11月14日他访问东南亚归来后，听说北京的气氛已变，又让他的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
叶帅很快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11月11日，他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间。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210名中共最高层干部。与会者中有很多党政军大员，包括中央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各省级单位党委的两名最高领导和一些退居二线的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还包括一些能够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党员。华国锋在致开幕词时宣布，会议原计划开20天，但也许要开得更长一些。最后，会议一直开了36天。与会者们把自己关在从中南海步行即可到达的京西宾馆，因此讨论在晚上、周末和正式会议之外都可以继续进行。会议的形式——包括全体大会和分组会——以及把与会者关在宾馆中的做法，都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规定和方式一样，但是在上次会议的20个月之后，政治气氛已全然不同。
这种会议的形式便于所有与会者参与。除了四次全体会议之外，与会人员按地区分为六个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组的与会者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每天会有一份各组的会议简报分发给全体与会者。当某一分组要把它的观点写入报告时，成员以举手表决方式作出决定。邓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样，没有参加分组会，但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报告。
华国锋在会议开始时就意识到，很多与会者不满于“两个凡是”和对1976年“四五”运动示威者的严厉批判，不满于他不愿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平反。“四五”事件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华国锋已经作出的调整仍不足以使众多参会者满意——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承认，4月5日去天安门广场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悼念周恩来，然而，这次示威仍被贴着“反革命事件”的标签。1978年11月的大多数与会者对这种不公正的做法感到气愤。尽管华国锋再次表示，邓小平没有参与“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干部认为，正是由于这个事件，邓小平才被再次打倒并为华国锋所取代。因此对该事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邓小平的评价，很多人坚持要对它重新评价，把它定性为一场“革命运动”。
华国锋在最初的讲话中着重于四个现代化，希望以此回避政治分歧，只讨论已经达成高度共识的经济问题。华国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精心准备的，为安抚他的批评者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他完全不提“两个凡是”。在说明了会议日程之后，他明确表示准备接受外国的贷款、技术和商品，将其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不曾准许的。他没有直接否定政治运动，但是他说，他曾慎重考虑过是否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全社会进行动员的运动，但最后认为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用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华国锋还对与会者表示，他曾经指示在批判大会上不应当游街。很多希望推进改革、加快老干部复出的与会者也承认，尽管华国锋没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阶级斗争，但他为结束这些运动里最恶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也很难不赞同华国锋讲话的主调。
在11月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纪登奎副总理就农业问题发言时，华国锋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面。大多数与会者都曾有过负责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亲眼见证过大跃进后的饥荒。虽然中共是依靠农民的支持才得以上台执政，但与会者深知由于政策失误，造成了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严重的粮食短缺仍在继续，宝贵的外汇需要用来进口粮食。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面对忍饥挨饿的农民和六神无主的基层干部，不得不处理这些灾难造成的后果。尽管中共把犯下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它仍难以免除施行这些恶劣决策的责任。干部们越来越愿意私下说出当时还不便公开讲的话：毛泽东要承担部分责任。
在这种背景下，纪登奎的讲话让与会者感到农业政策的制定又恢复了诚实坦率的作风。他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浮夸吹牛、盲目乐观、空话连篇的语言，坦率而全面地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国家的农业政策变化太快，难以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与会者知道党必须解决仍然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纪登奎提议，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要增加农业投资，改善种子和化肥供应，将农民可用的贷款数量翻一番，把粮食收购价提高30%。
但是，纪登奎的开放态度和华国锋的安抚姿态，却不足以平复对华国锋的不满。很多与会者认为，华国锋已不再能提供党所需要的最高领导。例如，会议开始后不久，中南组的与会者就一致宣布，他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月11日，即会议的第二天和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很多与会者就群起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进一步开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们要求为那些已故的备受尊敬的干部正名，并让自己过去的同事恢复工作。
11月11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干部，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叶帅在当天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华国锋很清楚自己别无选择。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知道，赫鲁晓夫在1964年是如何被布列兹尼夫等人领导的政变赶出了领导层。
11月12日又有九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云。有的会议纪录错误地认为，是他那篇由胡乔木润色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其实在他讲话之前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小组讨论里提出了这一点。不过，陈云的发言利用人事纪录，确实提供了全新而详尽的材料。陈云做人事工作几乎可以追溯到40年以前，这使他的发言更有份量。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否定了华国锋把经济问题作为重点的做法。他反驳说，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1）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61人“叛徒集团”；
（2）在1940年中组部决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3）1937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
（4）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5）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不难想象，陈云是带着某种情绪讲话的：他的怨气很深。这尤其是因为，华国锋没有重新安排他担任要职，而且汪东兴拒绝印发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应当让邓小平复出的讲话。但是他并非唯一带着强烈情绪发言的人，在所有的小组中，发言者们长久受到压抑的怒气都喷涌而出，他们强烈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那些被冤枉的好干部回来工作。发言者能够对那些仍没有获准恢复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都了解受到凌辱和肉体摧残是怎么一回事。在所有六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他对许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国锋的不满越烧越旺。
中央工作会议进行的前几天，会议气氛就已经反映在了承担着维护北京治安责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动中。林乎加在10月9日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取代了曾经负责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吴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开始考虑何时以及如何释放那些因参加“四五”示威仍被关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准备可能发表的声明草稿。
林乎加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并且是华北组的组长。在叶帅与华国锋见面和陈云发言之后，他充分意识到气氛正在发生变化，并于11月13日召开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报，其内容远远超出华国锋有关“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让步。公报说：“广大群众在1976年清明节聚集到天安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犯下的罪行。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当全部予以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属下、当时由林乎加负责的《北京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份公告。接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三位媒体干部——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们还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大胆地决定在各自的媒体上报道《北京日报》的文章内容。第二天即11月15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新华社也立刻宣布不仅群众从事的是革命行动，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质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又在11月16日转载了新华社的声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三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胡耀邦责怪他们三人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涛回答说，他们认为假如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
公告的发表在会议上掀起一股兴奋的热浪。不难理解，林乎加会担心他的大胆举动将招来批评。11月16日，文章在两家报纸上注销后，他打电话问其中一个主编，那个头条新闻是由谁批准的。当得到答复说转载《北京日报》内容的决定只是由主编作出之后，林乎加说，他可以为《北京日报》的文章承担责任，但其他两个主编则要为自己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负责。林乎加害怕华国锋会生气，又打电话给华国锋作出解释，并请求他谅解。让他大感意外的是，华国锋并没有责怪公告的发表。事实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三天后的11月18日，华国锋竟然为《天安门诗抄》这本歌颂“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新书亲笔题写了书名。报纸还印发了华国锋题写书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华听从了叶帅的劝告：顺应正在变化的气氛，以免被人抛到后面。
11月25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这篇讲话并不是检讨，而是宣布他接受党内的主流观点，并打算继续任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代表与他先前赞成的意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同意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是一场真正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对参与者要全部给予平反。
华国锋承认，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1967年2月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并重新作出任命；对康生进行批判。
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他还承认，大多数与会者感到纪登奎关于农业的讲话仍不够充分。华国锋在讲话中也不再提大寨这个样板。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12月13日他又做了一次讲话，承认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
通过对已经变化的政治气氛作出让步，并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华国锋避免了一场内讧。如他所说，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有不少人认为，由于气氛的决定性变化在当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并且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三天变得十分明显，华国锋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他被允许保留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
通常当新的政策路线被采用时，拥护以往路线（现在被称为“错误路线”）的人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宣布支持“正确路线”。然而，华国锋的一些亲密同事并没像他那样圆滑地赶紧调头。时任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就坚决反对为大批干部平反和打破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他当时仍掌管着“项目”和宣传工作。老干部们认为，汪原本是作为毛的忠实卫士获得了他不能胜任的职位；而他在两年前逮捕“四人帮”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又让他保住了这个本来就不应属于他的职位，并使他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阻碍进步。华国锋在11月25日接受了党内的大气候以后，有两名与会者确信风向已变，于是未经协商就开始点名批评汪东兴。他们斥责汪阻碍老干部复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两个凡是”，讲邓小平的坏话。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将汪看成给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摆脱僵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
汪东兴拒绝作出口头检讨，不过他在12月13日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他承认自己在处理项目工作上犯了错误：“我对纠正冤假错案重视不够，行动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决定，将中央项目组和“五一六”项目组的材料转交中组部：“我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恳求党中央免去我的这些职务。”吴德和李鑫也受到了批评，张平化则在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撤职。吴冷西、熊复和胡绳这三个笔杆子——他们跟华国锋和“两个凡是”站在一边——受到了严肃但较为温和的批评。
华国锋和汪东兴暂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三个支持者——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也留在政治局内。迅速崛起的头号领导人邓小平对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变，但是他决定，已经作了检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员不必撤换。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
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来新路线的论坛。在小组讨论中，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介绍自己应付粮食短缺的工作经历，主张国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舒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愈合的伤疤。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如果集体所有制管理不善，调动不起农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率。这些话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对于把农业生产队分解成生产小组的普遍支持。不过，当时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万里（他当时在安徽试验在生产队下面搞更小的生产组）在内，都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们知道，这种讨论将在党内上层引起很大争议，动摇那些仍在试图维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干部的权威。
参加分组会的人也讨论了各种经济问题。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他提醒人们说，1949年以后有三个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建国后的最初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和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1961年–1965年），这些也正是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还提出，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更好地满足对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认为，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应当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并降低出口税以增加出口。
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与会者转向了另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人事决定，但以后将作出这种决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工作会议。由于邓小平不想撤换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因此与会者同意，为了在短期内补充新成员，只能扩大政治局。他们认为，以后只要有人退休或发现不合适的人，政治局的规模就会再次缩小。与会者接受了邓小平“只进不出”的意见，以及新委员应当是“敢做事”的人。西北组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在工作会议之后的正式会议上，这些推荐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会议上普遍认为，在经济工作摆到第一位的时代，应当对陈云这位经济上最有智慧和经验的专家委以重任。陈云十分清楚，邓小平在外交和军事这两个重要领域里经验丰富，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说，就最高职位而言，邓小平是唯一合适的人。但是与会者热情推荐陈云担任党的副主席。
邓小平和陈云能够在工作会议期间团结一致，是因为两人都决心给老干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工作。邓小平实际上成了集体领导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时他已经和叶帅一起掌握着对军队的权力。但是，陈云获得了人事问题上的权力，几周之内又接过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就整体政治地位而论，也就是说，在决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选关键人选方面，陈云与邓小平平起平坐。
邓为改革开放作准备
当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时，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叶帅向他简单介绍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建议他为自己的新工作作好准备。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1927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的人”。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华国锋也接受了叶帅的劝告，在党的政策内容上作出让步，并且同意由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代言人。尽管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而且华国锋名义上仍保留着党政军首脑的头衔，但邓小平按叶帅的建议，已开始为自己的新角色作准备。
在为新工作作准备时，邓小平必须让他的同事们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再次向同事们——他们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保证，他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史太林那样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国家要继续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它的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对此事进一步研究。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邓小平给政治局常委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成为了党的观点。会议几天之后，他的讲话被印发给全体与会者。
邓小平现在要成为头号领导人，因此他必须重写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到12月2日，华国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作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他当时正忙于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准备对越南可能进攻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不过，至少从1969年到1973年下放江西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思考这次讲话中所要谈到的问题。胡耀邦和于光远得到了另外一些实际起草人的协助，并且像通常一样，由胡乔木作最后的润色。
邓小平很少为讲话写提纲，但是为了这次会议，他在12月2日拿出一份有三页纸、共计1，600字的说明。他就讲话的风格、内容和要点，向负责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对稿子的要求。他对起草人说，讲稿要简明扼要，句子要简短，听起来铿锵有力。他要说明中国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改革。12月5日邓小平读过初稿后，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的意见。12月9日和11日他又两次与起草人见面审阅新的草稿，并重复了同样的详细过程。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七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四个问题。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当人们开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把自己的观点张贴到墙上几天之后，邓小平就在11月29日表示，“民主墙”上张贴的一些言论是错误的。
邓小平既要赞扬毛泽东，又要为脱离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间。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犯过错误，他本人也犯过错误，任何想做事的领导人都会犯错误。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邓小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与毛泽东依靠精神鼓励搞大跃进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说：“调动积极性不能没有经济手段。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响应号召，但这种方法只能短时间内有效。”邓小平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制度，通过提拔和改善生活条件，奖励那些促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人。邓小平还特别提出，要给地方干部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发挥主动精神。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当他在1975年对下级干部说要敢想敢干时，干部们担心毛泽东会在政策上变卦；而他在1978年再说这些话时，听他讲话的人已经不必再为政策的变化担心了：他们觉得干劲十足，要努力为国家做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人“算账”。为了避免冤冤相报，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带水。“但是，”他说，“搞清楚每个细节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安定团结是头等大事。”对参与过打砸抢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决不能重用。但是，对犯过错误但作了真诚检讨的人，要给他们机会。然而，邓小平也特别提到一点：党对那些今后再犯错误的人将更加严厉。
邓小平试图提前考虑一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淡化那些将会对新政策不满的人的敌意。他知道不平等会增大——由于即将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多种需求，“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是他说，其他人以后也会有机会，先富可以帮后富。他告诫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的新问题，但是要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要“不断学习”。
邓小平虽然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是他打算开放一部分市场。他对同事们说，不要担心市场会带来经济混乱。他承认，在负责整体计划的人和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地方干部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利益冲突可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他认为，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会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作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他具体说明了应当如何评价干部：对经济单位的党委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采用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情况，它在技术创新上取得进步的多少，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润增长状况——而这是以其工人个人收入及提供的集体福利作为部分衡量标准的。与会者急切地想得到在这种新环境下的更具体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会议最后的重要讲话之后，参加者就会散会；但是这次邓小平讲话之后，会议又延长了两天，以便来自各个地区的小组继续讨论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讲话中的新指示。
邓小平讲话中的很多思想，对于西方的工商业管理者来说就像常识，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从中国1949年以前和1950年代初及1960年代初较稳定时期的政策中找到来源。但是对于1978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痛苦时代终于结束，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
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星期一在京西宾馆召开，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五刚在这里结束。在参加中央全会的委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也参加了工作会议。但是参加全会的还包括全体中央委员——他们都担任党政军要职，而出席工作会议的则包括另外一些能够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党内领导人。在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委员们在其他人到来之前，聚在一起阅读了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便能够统一认识。接下来的三天是中央全会的正式会议和分组会，担任组长的人与工作会议的分组会相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庆祝会，是向中国民众和外部世界宣布新路线得到正式批准的仪式。通常全会的序号是与此前的党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因此当中国人只简单说“三中全会”时，听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人眼里，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开始。虽然改革开放其实是由华国锋启动的，但它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
按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致意见，华国锋保留了他的正式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则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外国媒体和外交界像中国民众一样，很快就明白了副总理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头号领导人。早在11月23日，即华国锋11月25日讲话的前两天，香港记者就向到访的美国专栏作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说：“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他现在掌管着中国的集权政府。”
在三中全会上收获最大的是陈云。三中全会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取代汪东兴获得了对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后拍板的权力。不难理解，很多老干部的案件将在以后几年得到平反，使他们得以回来工作。
通常最高领导人都要在全会上做主题报告，但是由于华国锋是名义首脑，邓小平才是头号领导人，因此很难决定由谁来做这个报告。全会的组织者解决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是取消了报告，但他们实际上把邓小平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作是给党的工作定下了基调。虽然华国锋主持了最后的会议，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两个在全体中央委员面前相邻而坐，真正握有实权并且今后将领导国家的人物身上：邓小平和陈云。东北组的组长任仲夷说，就像遵义会议代表着毛泽东思想对教条主义的胜利一样，三中全会代表着党内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的胜利。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陈云用了另一个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就像延安整风带来了团结，使党能够在1949年以后领导国家一样，中央工作会议也带来了团结，使党能够领导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
没有加冕礼的权力交接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力交接仪式。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已经登上了最高职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它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领导层想避免让民众和外部世界产生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权力斗争的印象。华国锋在1976年刚刚上台，最高领导层担心领导班子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国内的不稳定，损害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努力。在此后的两年半里，邓小平确实把华国锋排挤到了一边，并成为了无可匹敌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是通过一个相对有序的过程一步步做到这一点的，因而没有使中国民众和整个世界感到不安。
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让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的理由了。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于是他们决定不给他全部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陈云——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从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到1979年12月，当邓小平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开始架空华国锋时，他和华国锋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谈起对方时仍然保持了相互的尊重。他们都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中国变得强盛，也都愿意采取务实灵活的作风。但是在1979年华国锋毕竟仍是主席，而邓小平行使着非正式的权力，两人的关系难免特别尴尬。如果摊牌的话，邓小平的非正式权力足以压倒华国锋名义上的权威，但邓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样，力求避免任何公开的不和。华国锋继续主持会议，在公开会议上仍然代表党和政府。不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拥有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老资格顾问的支持，他们担心一人独裁，主张集体领导。在1979年，用西方的话来说，华国锋是个不能当家的软弱的董事会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轻视。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成为高居于华国锋之上的头号领导人，他尚未配备好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统治架构。但是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政治技巧。到1979年夏天，邓小平要收紧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统治架构，便开始逐步削弱华国锋并终于让他靠边站了。
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