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顶级诗人，李白以一己之力，提升了唐诗的整体气质，成为彪炳文学史的巨无霸存在。

但奇怪的是，有关李白的诸方面，却存在极多疑点、极度混乱之情形，直到现在，学界就一些基本问题仍无法达成共识：他到底是胡人还是汉人？他父亲是富商还是从事其它职业？他本姓李还是后改为李？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反观同时代其他几位大诗人，如王维、杜甫、孟浩然，尽管亦存在疑点，但大部分信息是可以指实的，确定的。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家谱是任官和婚姻的凭证，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向来重视历史，重视家族传承谱系，很少有像李白家这种信息模糊到如此程度的。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南薰殿李白像 陈大章绘、图自江油市李白纪念馆

一

关于李白出身，所能参考的权威资料，大体有四种：一是李阳冰《草堂集序》，一是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及刘全白《唐故翰林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前两位为李白同时代人，又与其有密切接触，资料的可信度高一些，但未必能全信——他们所得信息应为李白亲口所讲，我们考察李白的言行风格，经常性隐瞒、篡改、美化自身的信息，这是要警惕的一点。后两人比李白稍晚，但年代仍离得近。尤其是范传正，他父亲与李白有过交往，他又曾亲自寻访过李白的孙女，他们所记比后世显然更为可靠。即便如此，这四种之间又矛盾重重，难理出一个完全清晰的主线。

相较之下，以《草堂集序》最为准确——此文是经李白审定并认可的，不是客观意义的准确，是李白认为的准确。我们来看《草堂集序》中相关叙述：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李阳冰的叙述，与李白对外宣称的出身大体相似——他来自“陇西李氏”，如其诗“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先祖直指飞将军李广，凉武昭王李暠则是李广的十六世孙，如此算下来，李白为李广的二十五世孙，仅从时间线上来看，是可以对应的，这一记述也有说服力。

但真正的问题是，李暠是不是李广之后本就是一大疑点，唐人房玄龄等人所修《晋书》在李暠世系中添枝加叶，实乃迎合李唐宗室乃陇西李氏后裔这一政治需求。[1]我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李白至安陆与许氏婚配时，许家要看李家谱牒，李白拿不出来——有理由怀疑，李白家世谱牒早已散失（如果有的话），为了应对各种情况（如干谒），他伪造了身世，攀附李姓宗室，并完全按照李唐伪造的家世渊源打造了自己的出身。

李阳冰语焉不详处甚多，如“中叶非罪，谪居条支”，中叶是什么时间，条支是什么地方，争讼纷纭，弄不清楚，唐高宗龙朔元年，始设条支都护府，其地多被学者认为是今阿富汗中部，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新墓碑并序》指“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此一说被多数专家推认李白生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坦境内）的证据，就地理而言，碎叶与条支相距两千里，而中叶与隋末是否抵牾？如认为碎叶是李白出生之地，理由则极不充分。

陈寅恪先生认定李白是胡人，郭沫若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汉人，虽各有道理，但在论证链条上都无法形成闭环，只能认为是合理推断。

由“易姓与名”及“隐易姓名”可知，李家一度是改了姓的，回到四川之后重新又改为李。

无论如何，李白出生总有一地。目前学界有两说，一是碎叶，一是江油，因资料太过有限，两种说法都无法驳倒对方。

二

多数学者认为李白的父亲李客之身份是胡商，这个说法有很强说服力，但依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提及李客信息的只有范传正：“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䘵仕”。只看这些，感觉李客更像一个追求清静的隐士，而非商人。有学者指出，这个客是客商之简称，即来大唐做生意的胡商，这就有些牵强了，严格地说，客对应的是主，亦即外来移民。

郭沫若认定李客是富商，其证据和推论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指从西域迁回四川），“李白的家在经营商业，在李白的作品里也有痕迹可寻。他在《与贾少公书》里说‘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又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里说‘青云豪士，散在商钓’”郭沫若大概误用了这两份资料——《与贾少公书》意在求去、退隐，“混游渔商”是说要去归隐，跟商业没有半毛钱关系；“青云豪士，散在商钓”依然是寻求隐居之意，与经商亦无关系。

这个结论最为致命的一个破绽是：如果是胡商或者巨商，李客为何不远万里跑到偏远的绵州定居，而不去长安、洛阳、扬州这样更适合经商的通都大邑？再不济还可以去成都。从诸种资料含糊不清的交待中，我们可以推断，迁家江油似有隐情，李客目的是为求得清静，低调地生活，尽量减少或避免与人交往。

李家有钱倒是事实，否则李白不至于出蜀一两年时间，散尽三十万金，就算打个折扣，这依然是一笔巨款——这大概是人们怀疑李客是商人的核心原因——这怀疑极有道理，但不能断定李客就是胡商。我们还可以推测，李家在李白三十岁以前发生了变故，不再予以李白财富上的支持——证据是李白到安陆后，经济已十分紧张、窘迫，此后再未有散金三十万的壮举。

从李白有限的交待中，可知的是，李客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李白幼年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识字、读经、阅史等等课业，应是在父亲指导和要求下完成的，他又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让李白的文学天赋获得了开发。大约可以看出，李白童年似乎没上过正式学校，大部分时间跟隨父亲攻读。

至于李白的母亲，我们无从得知她的任何信息，李诗中也没有任何地方明确提及，但只要读读他那些思乡诗，其中应也包括对母亲的思念，“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等等。

李白可能还有至少一个妹妹或弟弟。《彰明县志》载：“有妹月圆，前嫁邑子，留不去，以故葬邑下。墓在陇西院旁百步外”。李白一生写月无数，他的生命密码也与月紧紧相连，下面还会展开论述。

天生我材必有用 戴敦邦绘、图自江油市李白纪念馆

三

李白有过四段感情，《李翰林集序》有记：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其中透露的明确信信息是，李白正式婚姻有两段，一是安陆许氏，二是河南宗氏，中间两段感情应为“同居”，这两位女子，一位为刘氏，另一位姓名不详，一般称为“鲁妇”。

李白自24岁“辞亲去国，仗剑远游”，再未回到家乡，在江淮地区浪荡三年后，于安陆成家，做了赘婿，夫人许氏是前宰相许圉师孙女，许家看中了李白的文采，李白相中了许家的藏书和家世，或者还有许氏的相貌，借助于这次联姻，李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阶层跃升，从“商人之子”一跃而入士绅序列。在李唐时代，众多世家大族已经衰落，但门第依然是整个社会看重的事情，此时许圉师已死，但许家在安陆当地依然有一定声望——这是他在当地展开仕途的敲门砖。

唐代社会风气较为开放，但依然存在贱视赘婿的风气，李白下定决心入赘，是承担着一定社会压力的。赘婿虽被贱视，在彼时却有一定市场，据陈鹏《中国婚姻史稿》，“然权贵之家，往往以女招赘士人，而士之未达者，亦多乐于就赘，藉为趋附之梯。”说到底，许李两家联姻，双方各有所需。

从《李翰林集序》可知，许氏为李白生子女二，女儿在先，名平阳，儿子在后，为明月奴，一般认为是伯禽。《寄东鲁二稚子》称，“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为女儿取名平阳，为儿子取名伯禽，寄予了李白的期许和理想。

历史上有两个平阳，一是汉景帝刘启之女平阳公主，她是汉武帝的亲姐姐，先嫁曹寿，后嫁卫青，是个极有心计和主意的女人；二是唐高宗祖李渊第三女，胆识过人，为大唐开国立下过军功。李白大概是期待女儿巾帼不让须眉，做个性自由举止洒脱甚而建功立业的大女人。可惜天不佑李家，平阳“既嫁而卒“，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伯禽是周公长子，姬姓，伯是排行老大，鲁国第一任国君，治鲁有方，广有业绩。这不是李白期待儿子同样建功立业么？《李白评传》作者周勋初认为，伯禽名鲤，谐“理”或“李”，从“李耳游西”说。个人以为，此说法不大站得住，“伯禽名鲤”一说从何而来？《史记》中没有，周氏所引证据出自《太平广记》。

独坐敬亭山 汤义方绘、图自江油市李白纪念馆

李白诗《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其中有“高堂倚门望伯鱼，鲁中正是趋庭外”，这里借用《论语》典，借孔夫子和儿子孔鲤之身，喻自己对伯禽的思念。

平阳和伯禽出生之时，正是李白于安陆四处干谒一心建功立业之时，“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他身上的儒士底色于此时最为闪耀，为孩子取名平阳、伯禽再合理不过，以李白的狂放不羁，当然可以自比周公、孔子。

明月奴又有何意？奴在古人的小名中经常出现，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小名黄奴。奴在名字中有“小可爱”之意，与之对应的，唐太宗长孙皇后，小名“观音婢”。有专家称，古人认为日出东方，月出西方，明月奴意指“西方来的小家伙”[2]。其实，月亮是李白诗中一贯的意象，也是唐诗中出现最多的意象之一，明月的指向是思乡，是归家，是团圆，李白为儿子取名明月奴，更像今人为孩子取名“小月亮”一样，它是否有明确的西方含义值得商榷。大概只是喜欢月亮，即为孩子取名明月奴而已。

第二位夫人宗氏，亦是宰相之后，其祖父是宗楚客，此人曾三任宰相，后被诛杀。宗氏应是李白于天宝十载再游梁园时结识，这年李白五十岁，二人如何相识已不可知，大诗人再次入赘。

婚后二人关系颇佳，有李白不少写给宗氏的诗的为证，款款深情，颇为难得。安史乱后，宗氏离开梁园，和李白一起定居庐山。李白好道，宗氏亦笃信道教，二人志趣在此得以融合，“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

永王李璘应永王之邀欲入其幕，宗氏极力阻止，“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时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宗氏出身相门，对政治有一定的洞察，因而阻其入幕，李白则建功心切，不管不顾，由此而跌入人生至暗之境。

李白遭厄，宗氏为之奔走，四处求人搭救，可见其非一般女子，有定见，有主意，有勇有谋。后李白流放途中遇赦，急匆匆返回豫章与妻子团聚。上元二年，李白投奔安徽当涂县令李阳冰，宗氏则选择到庐山修道。

“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生子曰颇黎”，许夫人去世后，李白与刘氏结合，我们不知道此刘氏是安陆当地人，还是移家东鲁后所合，大概二人感情不睦，二人同居时间甚短。李白携子女离安陆迁往山东，又与鲁妇同居，生颇黎，又有唐人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称，“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故很多人认为这个天然便是颇黎，李长之则认为天然是李白的另一个儿子。颇黎即玻璃，但与今日之玻璃又非完全同义，熊忠《古今韵会举要》：“玻璃，亦西国宝，此云水玉，千岁冰化。亦书作玻璃”，可见是西域名词的音译，是一种天然的水晶石，古时归之玉类，在唐人诗文中频频出现，是唐人比较熟悉的外来宝物，韩愈和李贺诗中都有提及。[3]如此说来，颇黎与天然应系同一人。

李白去世前，长子伯禽大概是在身边的，他将家安在了当涂。范传正在当地寻访李白后人，历三四年，找到李白了两个孙女，“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进退闲雅，应对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两个孙女都嫁给普通农民。据孙女交待，父亲伯禽于贞元八年去世，她俩还有一个哥哥，出门远游，不知所踪。

说李白在政治上幼稚，可能有点不妥

看传记多了会发现，那些作者信誓旦旦的叙述，言之凿凿的结论，很多经不起推敲。

传记的底色是误解，既使伟大的传记也不例外。

作为读者，我们被调动起来的各种情绪，往往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这几天翻李白，积攒了很多疑问，最想不明白的一点是：这个写诗的天才，饱尝过人间冷暖的求仕者，见识过形形色色人等的社会观察家，何以一而再再而三犯那些让普通人看起来低级的错误？

以致于后人评价他，在政治上太过天真幼稚。

这种结论其实很危险。

——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体验李白的处境，不清楚他处理很多事情的动机，不了解他行动背后的逻辑。

只说最重要的两件事，它们改变了李白的人生走向：一是得罪李林甫和高力士，导致他被“赐金放还”；一是入永王李璘幕府，导致他坐了大狱。

得罪权臣和皇帝身边红人，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个人死刑，即便李白不太了解现实的政治运作，但至少明白得罪二人的后果，辛苦半生获得的职位，怎么就这样轻易丢弃？

从这个角度说，他不太会主动碰瓷。

但他为什么仍然出手？

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得罪二人是李白的主动运作，是他谋划的仕途计划的一部分。李白被皇帝宣召进京，成为翰林待诏，得益于他的大名远播，入京之前，其人其事已被人们交口传诵，李白已成为活着的传奇。像唐玄宗这种顶着盛世光环好大喜功的帝王，自然乐意拥有求贤的名声，这才有了李白进京。或者说，李白和唐玄宗，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合作，是共赢，李白在仕途上获得了突破，唐玄宗则得到了爱惜人才的美名。

李白巨大的知名度从何而来？除了诗，除了才华，人设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大唐人民心目中，李白狂傲不羁，潇洒飘逸，神彩飞扬，举止迷人。你看，这不正是盛唐的标志吗？人们安居乐业，文艺获得了复兴并且蓬勃发展，诗人的每一个句子让人神魂颠倒，酒精和荷尔蒙都可以找到安放之处。

要继续获得关注，继续拥有巨大名声，继续实现仕途上的突破，必须做些出格的事情，我相信，李白评估过得罪权臣的风险，但与风险相伴的，可能是巨大的收益。李白有勃勃野心，他绝不甘心在翰林院里浪荡，写几首歌词供皇帝在后宫中娱乐。

得罪李高，可以让他的形象更为高大迷人，从而赢得舆论，获得更大重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在这个角度上，李白得罪李高的行为是否好理解了一点？

稍加梳理李白的求仕轨迹，就会发现一个隐藏的真相：他在政治上非但不幼稚，而且称得上处心积虑，步步为营：到处干谒，求取仕进；干谒走不通，以退为进做隐士，实际为谋求名声，获得任用。他两次婚姻，都娶了前任丞相家的姑娘，谋求实现阶层跃升；到处跟人讲自己是“陇西李氏”，跟皇帝家攀祖宗；极力隐瞒自己的商人出身，凡此等等，都经过缜密筹划。

第二件事是入永王幕府。不只身边朋友劝他不要投奔永王，连妻子宗氏都劝他，李白能不明白个中利害吗？当时，肃宗已经即位，玄宗成为被抛弃的太上皇，永王完全失去了登上大位的资格，别人都能看得见的道理，为何李白视而不见？

我们仍然要换个角度理解此事。

其一，李白已经五十七岁，赐金放还后，这个披着道士外衣的儒生，一直渴望着建功立业，可以说安史之乱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借此可以匡扶天下，使大唐回归正途。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他的一生再无翻身可能。因此，他要毫不犹豫地抓住，他参军的目的不是推翻肃宗，而是直捣安禄山。

其二，按照李白一贯的处事原则，他一直坚信高风险高回报的道理——甚至可能打算利用玄宗父子的间隙谋求自身发展。玄宗被迫让位，心中自然不甘，对肃宗多有怨恨，永王李璘成了太上皇重夺皇位的唯一希望，因而大力扶持永王，李白此时站队永王，其实就是站队李隆基。在他而言，这就是政治正确，就是能让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当然，他失败了，他成为阶下囚，他成为皇室内部政治集团斗争的牺牲品。

历史书写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

注释：

[1] 《陇西李氏初论——北朝时期的陇西李氏》，张金龙，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2（4）

[2] 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

[3] 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

来源：菜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