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0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基辛格回答说：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基辛格报告

秘密在全球推动人口控制

隐藏了真实战略意图

1974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命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辛格的指导下，研究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并提出对策。这项秘密的研究被称为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也被称为基辛格报告（The Kissinger Report）。基辛格报告于1974年12月10日完成，但尼克松已因水门事件于同年8月9日下台，报告所提议的政策遂由福特政府秘密实施。该报告于1989年7月8日解密。

这份报告的要点如下：

（1） 美国需要对欠发达国家的矿物资源有广泛的获取。

（2） 资源向美国流入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行动、劳工冲突、人为破坏和国内失序的威胁。这些威胁会因人口压力而变得更有可能。

（3） 年轻人口更有可能挑战帝国主义和世界权力结构，所以他们的人数要尽量地保持在低水平。

（4） 所以，美国必须确保关键性的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会绕过他们的人民的意愿而控制本国人口。

计划实施的关键部分包括：

确认主要目标——代表了世界近半人口增长的13个关键国家。征召尽可能多的多边人口控制组织在这一世界范围内的项目上。认识到没有国家能够不诉诸合法的堕胎就控制住人口。

为各国设计带有金钱刺激的项目，以增加它们的堕胎率、绝育率和避孕率。对欠发达国家的小孩，尤其是小学生和更小的孩子，集中“灌输”小家庭的好处。设计和鼓励宣传节目和性教育课程，用来说服人们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而少生孩子。

调研强制性人口控制计划的可行性。考虑其它强制性措施，比如为欠发达国家提供灾害和食品援助，必须以该国家实行人口控制计划为前提。

（6）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美国必须隐藏它的意图，并将这项计划伪装成利他主义的行为，否则会遭到激烈的反对。美国必须让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确信，减少人口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隐藏美国需要廉价获得他们的自然资源这一事实。美国还必须掩盖或者分散人们对这一真相的关注：对发展和健康项目的资金一直在缩减，而人口控制计划的资金一直在增长。

（7）“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应当站在最前线，获得成功计划带来的荣誉。

1989年10月，美国解密《1974年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也称为基辛格报告。《NSSM-200》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

1.美国要将政府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美国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美国将告诉各国，用在发展援助和卫生项目的基金将逐步减少，而用在人口计划的资金继续增加。2.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3.鼓励堕胎合法化。4.通过经济资助，鼓励这些国家增加其堕胎、绝育率，并普及避孕措施。5.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6.给儿童灌输反生育理论以改变其生育文化。7.强制性地实行计划生育。8.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因为妇女是生育的主体）：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现在中国计生委正在通过“关爱女孩”来贯切这一计划，并计划给女孩高考加分）。提高妇女就业率，从而减少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高居全球17位）。改变养儿防老的模式，让生育与养老收益脱钩（中国计生委一直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9.给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美国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除了给中国资金外，

还帮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家，

时间、事件、摘要

1974年5月、NSSM-200报告起草，美国将人口增长列为国家安全问题

1979年、中国开始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0年代、联合国人口基金大规模资助中国计划生育机构

1984年、福特基金会启动中国“人口管理现代化”项目

1989年7月、NSSM-200解密，基本无人关注

1995年、联合国发表中国“计划生育成功典范”报告

2005年、多份学者报告预警：出生率已跌入“低生育陷阱”，但被系统忽视

2011年、基辛格公开表示“计划生育将令中国在2030年前陷入困境”

2020年、三胎政策放开，全年新生人口首次跌破千万

2024年、国家统计局承认“结构性人口衰退”已成国家战略级挑战

1980年代初，中国建立人口学科的时候，是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基础，一开始就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

中国人口学在学术上一直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所主导。联合国人口基金还为中国主流人口学家提供了大量研究经费。

比如田雪原就有4项联合国、美、日等国合作项目的课题。

中国的一些主流人口学家们也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学术模式”定制了）配合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工作，比如他们将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贬得不值一文，而一次次胆大包天地用“出生漏报”、“女婴漏报”等为借口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篡改成1.8，用臆想的“生育高峰”、“生育率反弹势能”来恐吓决策层，并且这类文章很容易发表在国际权威人口学杂志上。有些学者还参与人口普查、调查数据的“修正”，以至于中国人口数据严重失实。

联合国从来不采纳中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客观数据，而是采纳这些篡改后的数据（比如1.8的生育率）。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往往采纳夸张后的生育率进行预测，得出乐观的结论。

美高层秘密计划人口控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控制人口增长的学术思潮开始在美国流行。美国人口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于１９６８年出版了其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一书，激起了公众对人口问题的热烈讨论。１９７２年，西方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标志着人口控制成为发达国家强势的学术思潮。

美国政府力图将学术思潮转化为政府政策。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建议，国会批准成立了由亿万富翁洛克菲勒三世为主席的２４人委员会，撰写了《人口与美国的未来》报告，但尼克松害怕失去传统上反对节制生育的南方白人和北方天主教徒的选票，公开拒绝了该报告中的基本观点。

此后，美国高层倾向于秘密控制全球人口增长。

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４日，尼克松总统下令，由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代表总统，领导国防部长、农业部长、中情局局长、副国务卿和国际发展局局长，进行了世界人口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联合研究。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０日，中情局为该研究贡献了２２页的资料。１９７４年８月９日，尼克松因水门丑闻辞职，福特继任总统。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０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２００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英文简称“ＮＳＳＭ２００”）。该备忘录在基辛格主持下完成，因此又称“基辛格报告”。备忘录被送交某些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征求意见，备忘录的修改持续到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６日，基辛格向福特总统正式提交备忘录，并建议总统加以批准。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福特总统签署了编号为“ＮＳＤＭ３１４”的行政命令，使该备忘录成为美国官方（秘密的）外交政策。整个备忘录的制定、修改和批准完全绕过了国会，长期不为美国公众所知。但从法律上说，“基辛格报告”至今仍是美国的官方政策。美国政府于１９８９年解密了这一备忘录。２００７到２００８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该备忘录的编写和讨论的相关文件相继解密，让我们得以了解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计划的全貌。

姓名，身份/背景，与NSSM-200影响的关联

马寅初（回族），北大校长，提出“新人口论”理论早期独立成型，后被作为独生政策思想资源

田雪原（满族），国家卫计委专家，被批评为“官方人口学代言人”，多次误导生育率数据

张车伟，社科院人口所，主张“延迟危机”，反对过早放开政策

胡鞍钢，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与UNDP合作密切，多次引用西方控制框架

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组织，中国计划生育最大外援来源，影响深远

福特基金会，美国私立基金会，1980年代起资助中国人口研究员与研究机构

洛克菲勒基金，美国医学研究资助方，早年参与中国农村卫生体系“计划生育项目试点”

预计百年内少增长３６亿人

为了应对威胁，备忘录提出了历时百年的宏大计划，以控制人口增长。

这些少增长的人口，全部来自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韩国和新加坡。

备忘录认为，为了实现到２０００年少增长５亿的目标，必须将世界人口增长率从１９７５年的２％，在１０年内降到１．７％，到２０００年降到１．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多方面措施，“在世界人口控制中发挥领导作用”。

不能公开逼穷国控制人口

备忘录建议的措施可分为四大类：

将美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的人口控制挂钩；提供计划生育的信息、服务和技术；利用国际组织推行人口控制；在全球塑造控制人口的政治意愿与公众舆论。

为此，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大幅提高对外援助中用于人口控制项目的比例。但对公开迫使欠发达国家控制人口，备忘录采取谨慎态度：“有人建议公开向欠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们控制人口……我们在一些敏感性低得多的问题中施加过压力，仍引起关系紧张。成功的计划生育需要本国的强烈意愿，是不可能从外界施加的。”备忘录还担心“有些欠发达国家领导人可能把发达国家要求他们推行计划生育，视为一种经济帝国主义或种族帝国主义，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抗”。

备忘录也提到了应该根据欠发达国家人口控制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向他们优先提供粮食援助。备忘录建议“在这种敏感的关系中，必须从形式和内容上都避免表现出强制性”。

备忘录更多地强调，要让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明白，控制人口符合其自身国家利益。还特别指出，要重视对欠发达国家年轻一代的教育，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普及计划生育的思想，这样在１０年到２０年以后，他们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时候，就能自觉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田雪原（满族）男，生于1940年代，中国人口学权威，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国外深造，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联合国人口学体系训练的学者之一。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计生委系统任要职，主持多项人口模拟预测与计划生育政策评估项目，是“一孩政策”技术论证和传播的关键推手。

年份，事件

1978，田雪原参与《人口控制与经济规划》国家课题，提出“汉族出生率需在10年内下降50%”

1980，担任国家计生委政策顾问，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起草《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1983，主持“全国人口与资源动态模拟系统”建立，提倡“按族群与地区分层施策”

1987，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提出“民族地区可灵活处理计划生育”

1995，接受洛克菲勒人口研究基金终身顾问资格

中国计生委项目中约60%以上研究课题资金来自国外；多个项目明确提出“针对汉族人口高增长区域实施干预”；少数民族（如满族、维吾尔族、藏族）被列为“不宜大规模干预对象”。

在2000年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与计划生育副作用的显现，田雪原的政策遗产受到质疑。在互联网上，自媒体与研究者开始揭示其政策偏向汉族的事实，他基于满族族群意识参与了政策设计，有意识地推动了“人口去汉化”。

田雪原，表面是数据驱动的科学官僚，背后却是一个国际资本、族群身份与国家控制逻辑交织的代表人物。他的西伯利亚通古斯背景印证了祖先的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一个控制生育权、塑造族群结构的系统中，“鱿鱼”，“杜鹃”和“通古斯”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来源：琉璃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