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我买了头好漂亮的小猪。全家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摸它，都叫声:“哎哟!”我第一个摸，第一个叫“哎哟”;其次是我的妻子;再其次是我的岳母，我的小姨子，我的孩子们和厨娘。大家你摸一下，我摸一下，你“哎哟”一声，我“哎哟”一声。

除此之外，我听从岳母的忠告，把神父请来给小猪举行牺牲前的净化仪式。 在这一切都做妥当之后， 我们方才安下心来做日常琐事。

岳母在脖子上贴止痛芥子膏，身上围上毯子，坐在炉边;小姨子边做边试赴舞会穿的白色长裙; 妻子给孩子们洗澡，帮他们把缠得不像话的缠头布巾缠好，然后和平素一样，把生土豆切成片，贴在头上治头痛。厨娘穿上我的旧靴子去抖地毯，我在刮胡子。

就在这安宁闲逸、每个人都忙着各自的事情的时刻，厨娘一头闯进来，直嚷:“小猪跑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落发出你分不清是说什么的叫声，拔腿就向外冲。我连帽子也没顾上戴，脸上尽是肥皂沫，脖子上还围着毛巾，奔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我的妻子，头上贴着土豆片。她后面是围着毯子、脖子上贴着止痛膏的岳母和穿着舞会长裙的小姨子。小姨子后面是用扫帚武装起来的厨娘。我那两个“小傻瓜”，头上缠着头巾也跑在后面。

我亲自指挥着这支队伍，敌人一路败退，我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无一伤亡。只有岳母在路上丢失了脖子上的止痛膏，妻子丢失了头上的土豆片。尽管如此，这支队伍的士气仍然很旺盛，勇敢地向着胜利飞速前进。我们就这样一连追过了贝尔格莱德的两三条街道，直到敌人躲进一家院子。我不失时机地发出果断的命令，并改变了战斗队形。我把重炮，也就是我的岳母，安置在院子的大门口; 把山炮——我的妻子和小姨子摆在院子里适当的地方，控制住整个地盘; 让厨娘守住后方即厕所旁边; 把步兵——缠着头巾的孩子布置成一条散兵线;我本人则亲自进行侦察。

我们坚信一定能获胜。不过，在任何战役中，哪怕一点点最微小的意外情况都可能致命地影响战斗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围墙上有个洞，小猪钻了出去，躲进另一家住宅。这就意味着，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已不适宜。

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仿佛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败退下来一样。我低着头走在前面，我的队伍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而就在另一幢住宅里，有人正摸着我的小猪在喊:“哎哟! ……”

正在我绝望地等待过圣诞节的当儿，外面传说内务部部长先生的小猪也逃跑了。你想，这是多么不幸! 部长先生在圣诞节也没有小猪吃了。这么说来，部长先生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有了某种共同之处，这可大大地安慰了我。

尔格莱德警察局:“喂! 喂!我的一头小猪跑了。”

各位，请设想一下各位警察分局的局长，设想一下所有的警官，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你想，这件事恰好又发生在圣诞节之前，而在新年前通常总有人被提升官职。可想而知，每个当官的无不在暗自思忖:“嘿，就凭这只小猪，满可以捞它一级!”

于是大家都行动了起来。瞧，市区分局的局长出动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他们直奔部长先生的家。

“部长先生，我有幸向您报告，我全力以赴，亲自出马，很快就找到了您的小猪。”

不一会儿，瞧，伏拉察尔区的分局长也动身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一头小猪的宪兵。

“部长先生，我有幸……”

没过二十分钟，萨瓦玛尔区分局的警官也来了，他身后的宪兵捧着第三头小猪。

已有三头小猪在部长先生家的院子里哼哼地叫了。同样，已经有三个当官的在想着晋级。正在这当口，第四个当官的也从多尔绍尔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

“部长先生，我有幸向您报告，我亲自找到了您那逃跑的小猪。”

过了不多时，一辆车子驶到，车里走出托彼乞捷尔区警察局警监，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

“您看，部长先生，您的小猪竟逃到托彼乞捷尔区去了，但我一下就把它认出来了。这回可跑不掉了。”

另一位当官的从巴里洛尔区来到这里，后面跟着一个手捧火鸡的宪兵。是啊，找不到小猪，找只火鸡也好，反正都一样，总不能因为这点小差别而落在自己的同事后面。

在我过节没吃上小猪的同时，部长先生家中，有各区送来的小猪在不住声地哼哼叫着，每个区都有个分局长在等着新年升官。

但愿我也能当上这么个部长，也有只小猪从家里逃跑。那时，我就把这件事通知各州的警察局。

(刘圣然 译)

选自《外国小说报》1981年第2期

【赏析】 

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说。

有人说，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又有人说，讽刺的魅力在于夸张。在本文中，两者得到了绝妙的统一。

作者形象地为我们描绘了两幅截然不同的生活画面。在一面，是普通人“我”的小猪逃走之后，全家出动采取“军事行动” 的热闹场面。在另一面，是内务部长家的小猪逃走之后，局长、宪兵们纷纷送猪上门的滑稽场面。两者对比强烈，相映成趣，产生了一种令人难忘的艺术效果。

我们说它是真实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丢失的不是小猪，也可能失主不是内务部长，但是，无论老百姓，还是“当官的”，总会遇到种种不尽人意的意外事故。每逢此时，在一个官僚主义泛滥，逢迎拍马之风盛行的社会里，真正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而部长们是永远不会吃苦头的。这种心态，不仅广泛存在于老百姓之中，而且也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所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作者以一位艺术家的勇气和良心，大胆揭示出这种社会弊病，并予以辛辣的讽刺，自然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就这一点而言，它是真实的，有力的，深刻的。

我们说它是夸张的，是因为作者在创作中，巧妙地采用了对比手法。当普通人“我”的一家“仿佛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败退下来一样”，“绝望地过圣诞节的当儿”，内务部长的家中，却接二连三的有人送来小猪和火鸡。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想着提升官职、晋级——促使着大大小小的局长、宪兵们，络绎不绝地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合法地前往部长先生家去进贡。作者亦庄亦谐，寓讽刺于描写之中，虽然通篇未发任何慷慨激昂之词，但是心中的愤懑却尽泄笔底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命运，常常不是很好的。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是，看到努什奇的这篇小说后，却使人不得不对南斯拉夫的当代小说刮目相看。至少，它使我们看到，随着官僚主义的愈加蔓延， 来自人民的不满呼声，一种代表着社会进步要求的民主风气与正义批评，正在文学中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来。这正是讽刺文学产生的土壤，也是它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