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何艳杰，女，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山国、先秦史研究。

摘    要

东周时期，原居陕北的部分白狄逐渐东迁，散布于今山西、河北境内。东迁白狄与华夏诸国杂居并处，通过政治联姻、人才流动、朝聘会盟等方式实现政治互融。双方战争频繁，晋、魏、赵诸国运用战争手段，灭亡白狄国家，吞并白狄土地，官方的驻军派官，移民垦殖，俘虏和流亡人员等，实现了政治、文化、土地、人民的彻底融合；借鉴胡狄治军方法，赵国实行胡服骑射。通过互相仿铸货币，推行相同的货币体系，白狄和华夏诸国融汇成为统一的经济贸易圈。通过胡服与华裳并行，葬俗趋同，世风互融、语言文字效仿等方面，两者形成了文化共同体。中山国形成国家观念后，通过吸纳儒家的仁义、天命等道德伦理观念，构建了儒术治国理念。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白狄与华夏交流互鉴，推动了东周时期白狄与华夏互融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考古发现；白狄；华夏；迁徙；互融

东周白狄与华夏互融的历史进程探究

如果说中华民族是百川汇聚的大海，华夏民族是百川之源泉，那么历史上的各民族则是数不清的涓涓细流，共同汇入澎湃着朵朵浪花的大海之中。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戎狄发挥了充实文明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作用，戎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之一。

白狄属于东周戎狄一支，其文化以戎狄特色为主基调，随着时间推移和与华夏诸国的频繁接触，而逐渐兼具华夏文化特征。东周白狄分为多部，少部留守陕北，部分部族从陕北经山西向河北迁徙。白狄文化具有因地而变的特性，这对中华民族之源——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白狄与华夏诸国通过迁徙、战争、会盟、婚姻、经贸等途径，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各方面融汇交流，最终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

目前学界有关白狄与华夏政治交融的研究所涉内容非常广泛，政治方面包括白狄诸部与华夏诸国的关系、民族融合渠道、政治婚姻等人口流动、民族关系等问题；在经济货币、社会、文化方面，货币、服饰、礼制、交通路线等都成为研究热点。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白狄与华夏族的融合问题虽已有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往往多数偏重于鲜虞中山国，对白狄其他分支的关注度不足，存在研究不均衡的状况。鉴于目前白狄与华夏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较为薄弱，在广度、深度方面都有可深入探讨的空间，本文拟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进一步探讨白狄与华夏的互融路径，进而探究两者的互融模式。

一、白狄东迁及白狄、华夏战争史实述略

春秋早、中期，白狄原居于陕北，当时其政体是以“白狄之君”为共同君主，下辖数个分族的统一政治实体。至春秋中、晚期，白狄分散为多部，部分留守陕北，部分东迁。至迟于春秋晚期之时，东迁白狄各部在冀中、冀北之地形成仇犹、肥、鼓、鲜虞、代等小国。战国早期，各白狄小邦被晋国逐渐攻灭，仅剩鲜虞一族，最终建立中山国。

东周文献中有较多关于白狄与华夏诸国战争的记载。以春秋时期的晋以及战国时期的魏、赵为首的华夏诸国是强国，它们在与白狄之间的战争中占有绝对的主动权。鲜虞等狄族势力弱小，一般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间或乘机偷袭赵国，或帮助别国进攻赵国。

1.华夏诸国对白狄各族的征伐

春秋中期，山西东南部的狄族为晋国的荀林父所灭，狄族之地、民等尽归桓子。《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桓子的后代，便是晋国六卿之一的智氏。在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的历史进程中，赵氏联合韩氏、魏氏攻伐智氏，并瓜分智氏占领的原属狄族之地长子，后设上党郡。

春秋晚期以来，东迁的白狄部族常遭到华夏诸国的攻击，几度沦陷。冀中、冀北地区的肥、鼓、鲜虞等国先后为晋攻灭或占领，如晋国攻克鼓，即《国语·晋语·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章》中的“以鼓子苑支来”。春秋战国之际，冀北的东迁白狄之一的代国沦为赵国的封国，赵襄子还吞并代国，开地于胡狄之乡，建立赵氏代国，并任命赵氏贵族伯鲁为代国的第一位封君。此后直到秦国灭亡赵国，赵国的代地封君一直由赵国的高级贵族担任。《国语·晋语·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列子·说符篇》等文献中便记载赵襄子进攻狄人，一日攻下两城之事。

战国时期的鲜虞中山国立国后，屡次受到魏、赵两国的进攻而数度被迫归附他国或亡国。战国早期，魏国经过三年苦战，吞并中山国，建立魏氏中山，延续时间长约30年（约前408—前380年）。战国中期，在赵与中山的战争过程中，赵武灵王经过长达八年的时间，在公元前299年兼并中山，最终中山国王流亡齐国，“其君亡，竞死齐” 。赵国吞并中山国，是战国中期极为重要的军事行动，这次战争在诸多方面积极推动了白狄与华夏的融合。

2.白狄各部反击华夏诸国

狄族虽然战斗力非常强大，但因为是千乘之国，国力相对贫弱，军队人数相对较少，面对强大的万乘之国，在战争中往往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然而在东周时期狄族并非完全处于守势，也曾以偷袭等形式与华夏诸国交战。

《左传》记载哀公三年（前492年）鲜虞狄族曾帮助齐、卫两国对付赵氏。《史记·赵世家》等文献记载中山国趁赵国与齐国交战之机，引水围藁，但最终未能攻克赵国之城。战国末期，鲜虞中山国曾以“正名”为借口，发动了夺取燕国土地的侵略战争。事见中山王方壶（《集成》9735）铭文：“适遭燕君子哙，不分大义，不告诸侯，而臣主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废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寡人非之。”

军事战争以突变的方式融合了白狄和华夏诸国的居地和文化面貌。以赵、中山的互融为例，赵国吞并代、中山之后，兼并狄族土地，首先完成政治融合。赵国将中山之地划为多个郡县，由赵国君主直接任命官吏管辖。其后，赵国在占领地驻军，派遣官吏，移民垦殖，与中山国的白狄遗民杂居，逐渐完成了经济、文化、观念等其他方面的彻底融合。

二、由联姻、会盟、人才流动所见白狄、华夏的政治互融

华夏诸国与白狄之间的政治融合是通过多种方式达成的，其中以政治联姻、朝聘会盟、人才流动这三种方式最为重要。

1.政治联姻

春秋时期，白狄与晋国国君世为婚姻。比较著名者如晋献公曾娶大戎狐姬、小戎子。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重耳）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啬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是晋文公曾与狄族联姻。

同样，从春秋时期开始狄族就有与晋国赵氏互通婚姻的习俗，这种联姻促使狄族与赵氏之间形成生理上的血脉融合。文献所载狄族与赵氏通婚之例很多。如媿姓狄女叔媿嫁于赵衰，并生养赵盾。其后赵盾虽然是赵狄混血之子的身份，但是因为贤能而成为赵氏宗子，入主赵氏家族。母凭子贵，狄女也成为赵衰的嫡妻。《史记·赵世家》也载：“简子召子毋恤。……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简子於是知毋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子。”狄婢为赵简子妾，生赵襄子，其后赵襄子凭借才干成为赵氏家族的继承者、赵国的开国之君，狄国与赵国遂形成事实上的甥舅之国。此外，《史记·赵世家》还记载北方戎狄之族空同氏曾嫁女于赵襄子。同时，赵氏也主动嫁女于狄族。如赵简子嫁女于代王。

狄夏两族之间的政治联姻，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促成华夏诸国与白狄之间的血脉融合，与华夏内部或白狄内部长期近亲联姻相比，无疑具备优生优育的优势；另一方面，联姻也使得华夏与白狄成为事实上的舅甥之国。在遵从“亲亲尊尊”为宗旨的东周时代，这显然为白狄最终融入华夏民族排除了宗法方面的障碍并奠定了其合法性。

2.朝聘、会盟、探查

东周时期华夏诸国与白狄诸国杂处于中原，两者之间存在频繁的外交联系。

春秋时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白狄朝于晋。”进入战国以后，鲜虞中山国积极参与华夏诸国的各项朝聘、会盟事务，涉及中山与赵、齐等国互派使者的记载在战国文献中比比皆是。战国中、晚期，兼并战争频繁，七雄并立。“第八雄”中山国为跻身于中原强国之列，想方设法参加华夏诸国的各类盟会，最终与赵、魏、燕、韩一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五国相王”是中山国与华夏诸国最典型的会盟之例。尽管中山与强齐同称王，然齐嫌恶中山弱小，拒绝与中山互通使者，还阴谋联合赵、魏两国废中山王。中山使者张登到齐、赵、燕、韩国游说，并在燕、赵两国相助之下成功维护中山王王位。上述两事分属《战国策·中山策》第二、三篇。另外，《韩非子·内储说上》则载乐池担任中山国相邦之时，曾率领百车出使赵国。

战国中期以来政局波谲云诡，群雄之间的博弈，不仅体现在明面的战争、会盟，而且包括国与国之间的私下探查。面对富有“万乘之国”美誉的华夏诸国之强盛，“千乘之国”中山国主动出击向华夏诸国找寻、学习强国之策。三度为中山相的司马熹游走在中山、赵国之间，为助阴姬成为中山王后，向中山王献计至赵国秘密调查，探寻弱赵强中山之策。“兵者，诡道也”，发动战争之前详探敌情是十分必要的事。赵武灵王预谋灭中山之前，派遣李疵到中山刺探国情，李疵言中山国君虽礼贤下士，但过于重贤，会使国家的战士懈怠，可以攻伐。

东周时期周王室积弱，朝聘、会盟更多的是诸侯国之间的外交行为，因而诸侯之间彼此的身份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对战国七雄，白狄中山国较为弱小，但仍在强大邻邦的支持下获得较高政治地位。

3.人才流动

东周时期狄族与晋国、赵国等华夏诸国之间的人才流动非常频繁。华夏诸国的人才，因为避难、出仕等原因，流动到狄族居地。狄族的百姓也凭借自己的学识才艺，到赵国等华夏诸国谋求发展。

华夏诸国的人才旅居狄地并见诸史籍者众。早在春秋时期，重耳（后来的晋文公）、赵衰等晋国之士流亡白狄，并在白狄居住长达12年，娶妻生子。迄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中山策》及补注中记载了多位来自华夏的中山士人。如因为没有吃到一杯羊羹而发怒离开中山的司马子期；上文所言中山相司马熹本是卫国人，曾在宋国受到刑罚。《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到中山国游说者鲁丹应该来自鲁国。

狄族人才更是不断地向赵国等华夏诸国流动。春秋时期，白狄狐氏家族曾向重耳（晋文公）委质为臣，与赵氏同为晋国重臣。《说苑·辨物》记载与赵简子谈论中山怪异现象的翟封荼，《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所载为魏国出谋划策攻伐中山的翟角，都应该是翟族后裔。“狄”与“翟”音同通用。狄族之人多以族号“翟”为姓。“翟封荼”应该就是狄族出仕赵国之人。正因为翟封荼是狄人，必然熟悉狄族内情，赵简子才向他请教中山怪异之事。《史记·赵世家》等文献中多次记载赵国的重臣肥义。此人事赵肃侯、赵武灵王、赵惠文王三君，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并且直接参预、谋划赵国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肥义”以“肥”为姓，明显是春秋晚期被晋国灭掉的白狄肥族后裔，因而以族号为姓。肥义出身于白狄肥族，又出仕于赵国，是白狄与赵国人才互融的典型代表。

此外，为了谋生，也有身怀绝技的狄族艺人游走于华夏诸国，利用独特的才艺纵横于诸国之间。《史记·货殖列传》载中山之女为谋求富裕的生活，她们凭借才艺四处奔走于诸侯后宫之间。

华夏诸国和白狄之间的人才流动，推进了政治上的相互认知，加深了对彼此习俗的了解，促进了才艺和文化的交流、互通，对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

三、由胡服骑射所见白狄、华夏的军事互融

胡族、狄族的强大战斗力引起华夏诸国的借鉴和效仿，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即是证明。

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白狄中山国的兵种包括步兵和车兵，步兵实力强大。《吕氏春秋·贵卒》描绘了中山大力士吾丘鴧的作战雄姿，“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也”，无疑展现出中山国强大的步兵形象。

“代马胡驹”并称于战国之世，代马即代狄居地所产之良马，胡驹即林胡等民族之良马，林胡王曾向赵武灵王献马。作为传统的戎狄之人，中山人有骑马之俗，具体表现在河北行唐故郡白狄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一般既有车马坑，也有殉牲坑。故郡遗址共发现6座殉牲坑，其中一座殉牲坑（M25）殉有27个马头。殉马种类多样，车马坑中的殉马是驾车之马，殉牲坑中的马更可能是骑乘或食用之马。这至少表明自春秋晚期始，白狄已经蓄养大量马匹，尽管此时中山国尚未建立骑兵兵种，但是养马、骑马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考古发现证实，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大批战国墓葬，其葬俗相近，普遍以马、牛、羊为殉牲，随葬品多为装饰品、铜质工具、武器等。这种葬俗趋同正是胡狄同化融合的考古学证据。赵国胡服骑射的学习榜样应该包括胡人以及代狄、中山之白狄。《史记·赵世家》中赵武灵王提出戎狄军力强大的秘密在于服装精干，其战法重视步兵而轻车兵，这一治军理念在其军事改革中得以贯彻执行。胡服骑射的成功使赵国一跃成为战国晚期唯一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强国，成效显著，震惊当世，凸显了戎狄治军之术对华夏的深刻影响。

兼并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各国均以励志图强为目的主动学习他国优秀经验，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赵国胡服骑射改革既借鉴北方戎狄的特色服装、用马习俗和治军理念，还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建立骑兵兵种。胡服骑射作为国人耳熟能详的战国典故，不仅是白狄、华夏军事互融的体现，更是华夏民族深度融合的典范。

四、由货币、生产方式变革所见白狄、华夏的经济互融

白狄与魏、燕、赵等国在经济上的互融，体现在生产方式、货币形态等方面。

1.政权变迁致使中山的生产方式由重牧向农牧并重转变

战国早期，魏国吞并中山国，建立魏氏中山。魏国是重农之国，便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重农思想带至中山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农业的发展。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鲜虞中山国的生产方式重牧。行唐故郡遗址中的墓葬殉牲现象普遍，其中一座殉牲坑（M25）中出土羊头（至少290个）、牛头（至少34个）、马头（至少27个）。魏氏中山的统治致使中山国生产方式从传统的重牧，转变为农牧并重。如战国时期石家庄市庄村遗址出土众多农具、炭化粮食和蛋壳等遗物，表明该地的生产方式接近定居农业模式。

鲜虞中山国主要生产方式的转变显然受到魏国的强烈影响，自战国早期始重视农业，其后形成独特的农牧并重模式。

2.货币形态趋近

东周时期货币已脱胎于生产工具，形成了刀币、布币、圜钱等形态各异的货币。白狄各部与华夏诸国毗邻而居，经贸往来频繁，最终融汇为一个大的经贸区域。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同一经贸区内的白狄与华夏诸国自然有趋同的倾向。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内发现大量的刀币和布币窖藏 ，城内所发现的铸币石范，既有成白刀币范，也有布币范。城址外的平民墓葬也存在随葬货币的现象，这表明中山国的货币流通已十分发达。

燕国与中山国的主要货币体系都是以刀币为主，辅之以布币的刀布并行制，两国流通的货币来源都为自铸、仿铸和他国铸造。其中两国的自铸刀币都是源自尖首刀，两国都仿制赵国的布币。然而，两国的货币流通情况并不相同，燕国的流通货币以自铸“匽”刀币为主，中山国的流通货币则以外国货币为主。

以刀币为主的白狄中山国，以布币为主的赵国，货币体系初始虽略有差异，但最终都推行了刀布并行的货币体系。黄锡全、林沄等学者都认为东迁白狄首创尖首刀币。目前发现的白狄墓葬、遗址、窖藏中一般出土尖首刀币。赵国原本继承了晋国货币体系，流通布币，后受到齐国、中山国的影响，也铸造流通赵直刀，推行刀布并行的货币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刀币系统的白狄和布币系统的赵国，互相吸纳了对方的流通货币，最终都形成刀布并行的货币体系。刀布并行便是白狄与赵国经济互融的最佳证据。

不唯中山国，其他狄族的货币也施行刀币、布币并行的货币体系。山西忻定盆地原平地区本为东迁白狄聚集之地，当地共发现王北尧、塔岗梁、练家岗、峙峪四处共计近30座白狄墓葬，时代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不少学者认同这些东周墓地与同期中山国墓地的墓葬特征基本一致，都是典型的白狄遗存。已发现的原平县货币体系是刀币、布币并行。已发现的原平武彦村战国货币，包括刀币2180枚、布币2223枚。刀币大多为赵直刀，其上的币文有甘丹、白人、王人。布币包括大尖足布（币文有甘丹、大阴），小尖足布（币文有兹氏、平甸、晋阳、西都、新城、蔺、离石、中阳等），圆足布（币文有阳人、兹氏、晋阳等）。

魏氏中山大力推广农业和先进种植技术，为中山之地向农牧并重型国家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白狄与华夏诸国的货币流通体系接近，互用对方货币是显而易见的经济互融例证，其背后也暗含着发达的商品贸易、频繁的商人往来等经济方面的深度互融。

五、由服饰、墓葬、文字所见白狄、华夏的文化互融

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我国已形成“中华”的概念，“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似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 “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华夏”文化的内涵包括服饰、文字、礼制等，白狄仰慕“华夏”文化，主动接纳其精华。同时，华夏诸国也在与包括白狄在内的戎狄交往过程中取异族文化精华充实“华夏”文化内涵。

1.胡服与华裳并行

白狄的民族传统服饰本为戎狄、胡人所着北方服饰，以短小精悍为其特征。东周时期以赵国为首的华夏服饰，原本崇尚传统的上衣下裳、宽衣长裳之服制。至战国中、晚期，北方服饰与华夏衣裳之制开始并行不悖，共同流行于白狄中山国和华夏诸国。

最为典型的服饰互融事件当属战国中期赵国的胡服骑射改革，此后赵国服饰从华夏衣裳之制转而流行胡服。赵武灵王提倡之胡服，又称貉服，本属北方民族所着之衣，以左衽、用带扣系联腰带，着靴等为特征。整体而言，胡服短小精悍，利于作战。事实上，胡服尤其是胡服的带扣，早已在三晋大地风行。春秋战国之交的太原赵卿墓出土46件带扣，分为三种形式：鸭首方框形(17件），方框形(18件），扇形(11件）。至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邯郸百家村战国墓中也出土了鸭首方框形带扣（M57：31）。这反映出赵氏与胡狄的服饰交流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一直持续进行，此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更使胡服得到官方的大力倡导与推动。

值得一提的是，白狄特色牛角形发髻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战国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人形陶范也有头戴月牙型冠的陶俑形象，与头梳牛角髻的白狄人形非常相像。晋国本来与白狄关系密切，交往频繁，铸造白狄形象的铜器也在情理之中。

至迟于战国中期，中山国王室出现短小简便的狄族服饰（图1：a)与雍容端庄的华夏深衣并行的着装风格。战国中山国王陵出土银首人俑铜灯，其上耍蛇弄猴的杂技艺人所穿的深衣（图1：b)乃是表演服装。人俑所着深衣宽袖，后摆拖地，并不方便进行杂技表演，但杂技艺人依然选择了这种表演服装。显然，杂技表演所服务的对象是中山王室成员，其着装自然是为了迎合中山王室的服装品味。因此，银首人俑所着深衣体现了中山王室虽为狄族，却对中原服饰的着装品味情有独钟。

赵国服制改革是以强军为目的的政府主导行为，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中山国服饰的多元化则出自戎狄部族对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的追求仰慕，是自发地追求时尚行为。无论初衷如何，战国中期两国服饰都出现了多元一体的风貌，体现了胡服与华夏衣裳之制从独立到共存最终融合为一体的发展趋势。

2.墓葬葬俗互融

有学者指出，鸟柱盘、筒形器、鸭尊等是赵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成套的仿铜陶礼器也普遍出现在华夏诸国的墓葬中。战国早期白狄墓葬中出土陶器数量较少，组合是单件陶器为主，如战国早期行唐故郡墓地M53，只出土一件陶盖豆（M53DNS∶1）。至战国中期，中山国王陵、贵族墓、陪葬墓中开始随葬成套的仿铜陶礼器。鸟柱盘、筒形器、鸭尊等也多见于战国中山国王陵和周边平民墓葬中。这明显是在葬俗方面赵国等中原华夏诸国对中山国施加的影响。

以高等级贵族墓的情形来看，中山国对华夏礼制颇为尊崇，尽管对于列鼎、乐悬等制度的理解浮于表面，但仍尽量学习、模仿。故郡M53为代表的中山贵族墓葬在随葬本族特色的贴金透雕牌饰、贴金扣等随葬品之外，还随葬以鼎、 壶、敦、匜、鉴为组合的青铜礼器，并陪葬车马坑。至战国晚期多座中山王陵的青铜礼器组合愈发接近中原三晋地区同类墓葬。

齐国葬俗也对中山王陵的形制产生一定的影响。齐国和中山国墓葬中有在二层台上单独设置器物坑埋藏随葬品的现象，这种现象明显有异于华夏诸国葬制。中山王墓（M1）的墓壁设有四层台阶，大量残存的精美器物出土于墓葬二层台上的三个器物坑中，这些器物坑称为东库、西库、东北库。据靳桂云、王会田研究，二层台设器物坑埋藏随葬品是战国时期齐国的葬俗，这一葬俗影响到了中山国。

自春秋中、晚期起，华夏诸国的墓葬亦出现狄族文化因素。以山西太原赵卿墓为代表的华夏诸国高等级墓葬内有金器和镶嵌绿松石的金饰牌等随葬品。以长治分水岭墓地既有显著的晋国、赵国、韩国文化因素，也存在相当多的狄族等北方文化因素。

白狄各部与华夏诸国的长期人员往来，促使双方持续进行密切的物质交流，并最终呈现于墓葬的随葬品和葬俗中。

3.语言、文字互融

《史记·货殖列传》载白狄的歌谣悲壮慷慨。白狄的歌谣再现于鱼鼎匕（《集成》980A）铭中，基本文体为四字一句，句末押韵。中山歌谣最终积淀为华夏北音一派的底蕴，流传至今形成了燕赵多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特色之一。北音是白狄在音乐方面的强劲输出。这些白狄歌谣是白狄与华夏使用相同语言文字的坚实证据。

此外，白狄中山主要采用华夏三晋文字，并形成了正体、俗体等风格相异的文字字体。中山国的正体文字兼具楚风晋意。李学勤、黄盛璋等学者都认为，中山文字虽然具有一些自身特点，但应属于东周三晋即中原文字体系，是该系统的一个分支。中山文字中的特异字体源于三晋铭刻，符合三晋文字系统的结构特点和变化规律。此外，中山三器铭文文字中还增加装饰性的鸟虫字样，使这些正规体的文字具有楚文之风。以中山三器铭文为代表的正体，乃是融合楚风晋意所形成的端庄典雅、别具风韵的中山篆书。

中山国和赵国都通行物勒工名的制度，两国的此类铭文（图2、图3）均属俗体字体。中山国俗体铭文一般字数不多，遵循一定的模式，内容包括制器时间、部门、负责人职务、人名及器物重量等内容。

中山国对晋楚等国语言文字的吸纳，奠定了双方理念和文化互鉴的基础。

六、由重仁义、重儒所见白狄、华夏的道德观念互融

《礼记·中庸》载：“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正因包括中山国在内的白狄各族与华夏诸国共用相同的中原文字体系，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得以在狄地传播。中山国君兼收并蓄，尤其以儒学为立国之本。

1. 仁义、天命等道德伦理观念浸染中山国

春秋时期，戎狄与华夏的道德观念相异。《左传》隐公九年郑伯与北戎交战，公子突评价戎人曰：“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显然在当时华夏之人的心目中，戎狄之人“贪婪”，并无华夏的仁义之道。

反观华夏诸国，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共同的道德伦理观念。如公元前579年的弭兵之会，拟定盟约即强调“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交贽往来，道路无壅……”。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乃衡量华夏之人善恶的伦理道德标准。战国时期，华夏之人更试图用中原的伦理道德观念去感念蛮夷之人。《管子·小称》载：“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之地，皆待此而为治乱。”

中山国人虽属戎狄之人，但是已经接受了华夏的伦理道德观念。《太平寰宇记》卷六二引《战国策》称：“（中山王）专行仁义，贵儒学。”中山三器铭文中充溢着儒家的仁义观念。中山王鼎（《集成》2840）铭称赞忠臣“克顺克俾，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中山王方壶（《集成》9735）铭指责燕国的禅让“不用礼宜，不分逆顺”。中山国的灭亡原因之一，便是受到赵国等华夏仁义观念（贱武崇儒）的影响。

中原华夏地区的天命观由来已久，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儒家的大力倡导。包括赵国在内的华夏诸侯都遵从天命观。战国时期，狄族与中原华夏已经形成了相似的统一的天命观。中山三器铭文中的天命观比比皆是。

中山国仁义道德和天命观的形成，显然受到了周边华夏诸国的影响。

2.国家观念和儒术治国理念在中山国形成

自周人代商，周初实行分封制并以之为立国之本，中原华夏之人的国家观念就根深蒂固了。东周时期，即便周王室式微，华夏诸国仍需以尊王等形式为己方行为正名，三家分晋也需向周王室报备。

白狄的民族观念向中山国家观念的转化之路异常艰辛。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春秋中期白狄在陕北原居地拥有共同的君主。其后狄族内部发生动乱，遂分别东迁。春秋晚期白狄分散成仇犹、肥、鼓、鲜虞等数个国族。战国早期众多白狄部族遭到晋国攻伐，又聚合成以鲜虞为中心的中山国。白狄经历了从统一到分散再到统一的复杂历程。在合—分—合的历史进程中，白狄完成了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化的曲折历史进程。中山国立国，即标志着白狄之民已经形成了国家观念。白狄国家观念的形成历程显然是周边华夏诸国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战国中期，中山国采纳中原儒术为治国方略，依据儒家文化来塑造国家的公共秩序。中山儒术治国方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礼、仁、义，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重用司马熹这样的儒者为相；另一方面是以仁政思想来治理百姓，完善国家刑法，缓和阶级矛盾。中山王方壶（《集成》9735）铭便曰：“慈爱百牧，大去刑罚，以忧厥民之唯不辜。”

齐国稷下学宫的儒学思想西渐，对中山国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儒学思想更被中山国奉为军事行动的圭臬。中山国也曾以“正名”为借口，在齐国伐燕的过程中偷袭燕国并夺取其土地。此外，“选贤使能”、倡导“仁政”以及推崇礼义等孟氏之儒的观念也在中山三器铭文中有所体现。如中山王方壶（《集成》9735）铭曰：“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宠爱深则贤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又如中山王鼎（《集成》2840）载：“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旃，宁溺于渊’。”

以共同的文字为认知基础，仁义、天命等观念深入中山，尊儒更是使得中山国以重礼、仁政为治国理念。可以说，以中山国为代表的狄族在国家和道德观念方面与华夏并无二致。

结 语

综上所述，东迁白狄与晋、赵、齐、魏、燕等华夏诸国杂居。双方存在密切的人员、物质往来和交流。两者之间的互融互鉴多姿多彩，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观念等多个方面。

白狄历史源远流长，沈长云先生认为周族起源于白狄，白狄与周人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根源。东周时期，白狄东迁后主要分布于冀中、北部地区，实现了与华夏的杂居共处，拥有了共同生活的地域，在此基础上，经由多次兼并战争，最终纳入华夏版图。在狄夏互融的过程中，白狄一方面屡次联姻近邻，与华夏诸国成为事实上的舅甥之国；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华夏诸国的朝聘、会盟，吸纳华夏英才为己所用。狄族人才也游历华夏诸国，在政坛和艺术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艺。白狄强大的步兵战法和骑马习俗，为赵武灵王所博采，进而创造性地发明了骑兵兵种。

与政治、军事方面的融合相比，狄夏两族在经济、文化、观念等领域的融合亦十分成功。东周时期，商业发达，以中山国为代表的狄族与邻近华夏诸国已形成一个成熟的贸易区。中山国及山西狄族施行刀币、布币并行的货币流通体系，推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兼营的生产方式，表明白狄与华夏在经济模式上的融合十分彻底。以鱼鼎匕（《集成》980A）铭为代表的白狄歌谣内容及其铭刻说明白狄已经完全接纳了华夏语言、文字，实现了与华夏“书同文”。三晋、齐国的埋葬方式和华夏礼制对白狄墓葬均有深刻影响，白狄的带扣、金牌饰等装饰品亦为华夏诸国所喜。白狄中山的儒术治国方略，中山三器铭文所表现出的君臣关系以及仁、义、礼、天命等儒家观念，无疑表明白狄与华夏的道德观念认同已十分深刻。

白狄东迁不仅促进了西北山地农牧兼营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融合，也成就了戎狄民族与华夏民族的碰撞交汇。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指出，夷夏融合的模式有嵌入式、冲撞或兼并式等。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纵观白狄与华夏的交融历史，以兼并战争为标志的碰撞模式固然存在，但属于非常态；以文化交融为代表的嵌入式应该属于常态。探究白狄与华夏的互融问题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程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即关注诸如白狄之类的少数民族的适应性、多样化和调整模式，以及在迁入地文化模式的形成。白狄的文化模式显示，以往研究所提出的草原对农耕的二元论模式框架已过于简单化。白狄人的身份，不仅包括流动性很大的农民、牧民，还有手工业者、商人和流浪艺人等。

戎狄与华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对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发展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纵观历史，边地民族文化与中原民族文化的交流有史以来即已存在，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交融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交汇的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支柱。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进而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共同体，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转载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4期。版权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所有。如需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站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