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交融的中山文化
近年来，河北石家庄和保定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东周时期中山国墓葬群，墓葬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良，纹饰华丽的青铜器。中山国由东边迁移的游牧民族所创建，其原有的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在经历了长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之后，形成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中山文化，并反映在这一时期它的青铜器纹饰中。
二、中山国青铜器纹饰
（一）商文化类型纹饰
商朝划分为早商、中商、晚商三期。它对中山国器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青铜纹饰中。中山国出土的青铜器吸收了商文化中的夔纹、鸟纹、蝉 纹，丰富了中山国纹饰文化。
1.夔纹
夔纹在晚商及春秋时期较为流行，中山国青铜器上的夔纹与晚商的夔龙文相似度较高，证明殷商青铜纹饰对中山国青铜纹饰的影响。夔纹作为龙纹的一个分支，是王权的象征，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在中山王墓出土的大型青铜礼器上，夔纹出现的数量及频率均比较高。但与晚商夔纹相比，中山国夔纹形象更加活泼，动物更加形象化（更加容易辨认出为龙形），更富有战国时期特色。商朝夔纹更似为一种抽象的纹饰，需要加以“想象”才可以辨认。
夔纹 夔是传说中的独脚动物，形象为一角、一足，尾上卷。
2.凤鸟纹
《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由此可见，凤鸟自早商开始便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商文化中鸟的形象也较多，例如殷墟妇好墓中，便出土有各种性质的凤鸟形器物。中山国出土青铜器中，亦有较多凤鸟纹饰，中山国的青铜器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融合和创造。例如在故郡遗址、中山王、中山成公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其表面凤鸟图案或这种图案形制的青铜器物要更加生动，容易辨识。
铜瓠壶 故郡遗址出土，鸟型器盖作子口，下喙固定，上喙可开合，双爪各抓一蛇。瓠底缘铸绚索纹一周略成矮圈足。有链条连接鸟盖与腹部鋬手。壶身饰有蕉叶纹、蟠虺纹等。
铜敦 故郡遗址采集。器身饰蟠虺乳钉纹、弦纹及蝉纹。器盖周缘三环形纽，盖面饰蟠虺乳钉纹、菱格纹、绚索纹及动物纹。盖顶绚索纹中间动物7只，中间为蛙形动物;其外双蛇，分咬蛙右前腿、左后腿;最外四龙，两龙正面，咬住蛇身，两龙侧面，咬住前面两龙臀部。
（二）游牧民族文化类型纹饰
狄族鲜虞部所建立的中山国在文化上仍保留了浓厚的“游 牧”特 色。保存着对神秘力量的崇拜、野性奔放和对动物的喜爱等民族特点。青铜器中的蟠虺纹、蟠螭纹、虎纹、蝉纹、鱼纹等动物纹饰则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1.蟠螭纹
螭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在古代文献中多有关于“螭”的记载。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无角曰螭”。《广雅》称：“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汉书·司马相如传》有“于是蛟龙赤螭”的说法。
中山国出土铜器中的螭纹，融合了蛇的形象，头部与爪部与龙的形象有些许差距。其身躯多雕刻鳞甲，体态较小但却充满力量。中山国铜器上的纹饰多以蟠螭纹为主干，雕刻成方形，以菱纹填充，且螭呈蜷曲状，多表现为带有几何规律的纹样。此外还有在方形内用小螭纹填充，以四方连续或二方的方式组合成大面积的装饰，最终以繁杂的形式展现在铜器表面。
铜壶及其展开纹饰 故郡遗址出土，红铜铸镶纹饰，盖面四环钮分隔四组勾连云纹。器身鸟、兽纹以七周对三角纹分隔为六周。
铜敦及其展开纹饰 铜敦，故郡遗址出土，青铜质，铸镶红铜纹饰，盖顶饰涡纹，外延勾云纹、龙纹、龙及变形鸟纹各一周。器底饰四龙纹，外延勾云纹、龙及鸟纹各一周。纹饰环带及各单元之间由纵横对三角纹分隔。
2.蟠虺纹
蟠虺纹又称“蛇纹”，以盘曲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蛇纹是远古的一种图腾图案。商代青铜器上的蛇纹多是单独出现，至春秋战国时期，蛇的形态更加显著，头部呈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眼睛突出，身体绘有鳞节，身形呈卷曲长条形，多是以辅助纹饰出现且尺寸较小，人常将其误认为蚕纹。在中山国青铜器中，蟠虺纹多表现为单体很小且重复组合排列的小蛇形纹饰。
三、中山国青铜器纹饰美学内涵
（一）以小为大的审美理趣
道家“以小为大”的审美观念，融入在中山国青铜纹饰之中。中山国铜器表面均绘有纹饰，素面基本不见，且表面纹饰绘制比较精致小巧，对称美学与我国传统道教的思想不谋而合，道教主张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山国青铜器表面纹饰以单个图案构成，在单个图案的不断重复组合中，最终绘成独具特色的纹饰。以小见大，以小为大，将中山国豪迈、超现实又浪漫的美学精神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呈现。
（二）文化交融下的凤鸟崇拜
中山国青铜器物设计的审美观念，是多种文化融合后的呈现。其既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又保持了游牧民族粗犷、豪迈的审美倾向，纹饰发展色彩下是文化交融的底色。如商人崇拜玄鸟，鲜虞建国后与对玄鸟羽翼也有同样的崇拜，并融入中山国出土的鸟形青铜器中。这与中原传统文化对“凤凰”神鸟的崇拜相似。中山王墓出土的“鸟柱铜盆”便是一件吸收了玄鸟艺术而设计 的青铜器。该铜盆盆壁直立，盆壁至盆底向下内收，盆底有束腰圆柱做承托，圆柱下配有圈座，铜盆内部有一圆雕铜鳖，铜鳖背部驮一玄鸟，玄鸟做腾飞状，在铜盆外壁饰有四个飞鸟铜环，铜环上的玄鸟造型生动，羽翼丰满。
（三）龙、虎图腾的审美启迪
此外，在中山国墓葬出土的铜器中，龙、虎形象出现频率也很高，在鲜虞故地以及白狄人活动区发现了大量龙、虎纹或龙、虎形器物，其中以蹲踞虎形饰牌最为典型。这些虎纹饰牌不仅有青铜质地，还有金质，不见或少见于其他地区，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亦是北方风俗之铁证。中山国铜器中所出现的龙、虎、羊、马等与草原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形象。在自然生活环境的影响下，鲜虞人形成了尚武、好骑射的习惯，这种习惯与其长 期的游牧生活息息相关，并影响着后期建国后形成的中山国的文化。
铜护甲，故郡遗址出土，整体呈倒“凸”字形，浮雕或镂空透雕龙18条、虎14只、蛇2条，呈中轴对称分布。正面贴金，局部镶嵌绿松石。背面四角各有一穿。
结语
中山国青铜器纹路中刻画着游牧民族慕效中原的进取与自身的草原民族风情。本文以中山国出土铜器为研究对象，对出土铜器表面纹饰种类进行划分，并对中山国青铜器纹饰内涵加以阐述，从以小见大的审美情趣、殷商时期凤鸟图腾汲取、龙虎图腾的崇拜探讨纹饰下的中山文化内涵。
作者：周苗
原载：《收藏》2023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