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伯克胡里逃到沙俄后，在奥什被沙俄监视居住了五六年，后来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生活，再无音讯。和卓后裔阴魂不散，艾克木汗逃亡俄国后，被收养起来，成为沙俄和清王朝对弈的一枚棋子。白彦虎在比什凯克病死，他在境外苟活了四年，终年52岁。因为左宗棠和刘锦棠之间的矛盾，老湘营成为新疆收复战结束后唯一一支被整建制解散的队伍。这支由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等人创建的湘江劲旅，最终在昆仑山下绚烂谢幕。
28、血色归途
白彦虎逃离喀喇沙尔（焉耆）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出境流亡，派甘肃河州回匪马壮，携带随从和巨款，到沙俄控制的七河地区，花钱买路。
伯克胡里是阿古柏儿子中最能干的一位，阿古柏和沙俄有仇，伯克胡里却一直在暗中与沙俄接触，向七河地区的沙俄地方官员贿赂财物。他很早就意识到，新疆和印度之间隔着帕米尔高原和克什米尔山地，英国人靠不住，他们的势力很难直接渗透到南疆地区来。
这种基于地理现实的选择，使他们最终获得沙俄的默许，为流亡中亚铺平了道路。
余虎恩和黄万鹏派人向刘锦棠汇报，喀什已经没仗可打了，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追逃。他们命令何步云，连夜给清军准备十五天干粮，天亮以后，分两路追击：黄万鹏率领名震天下的旌善马队，追赶逃跑专家白彦虎；余虎恩带领夏辛酉、桂锡桢两支马队，负责追赶伯克胡里。张俊已经赶到喀什，统领所有步队，负责安置难民；何步云带领绿营老兵，搜捕滞留在回汉两城的阿古柏余孽。
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都选择从地势相对平坦的西北方向出境。白彦虎的出境位置，在今天阿图什境内的恰克马克山口，翻越喀尔铁盖山（喀拉铁克山）后进入俄国境内。伯克胡里跑得更远，他的出境位置大约在今天乌什县琼铁列克达坂附近，从别迭里山口进入俄国。
1877年12月19日天亮，两支追逃队伍分头出发。余虎恩队伍在遥洛卡伦遭遇伯克胡里留下警戒的后卫暴匪，全部活捉。审讯得知，跟随伯克胡里出逃的队伍有1500人，伯克胡里带领亲信、随从200多人走在最前面，清军到来当天已经逃离喀什。陕西回匪头目于小虎、哈密回匪头目蓝得全，给伯克胡里的逃跑队伍断后。
于小虎参加过玛纳斯之战，徐学功和孔才突袭玛纳斯北城的时候，于小虎突围出城，被徐学功追杀，半路上扔下妻儿老小逃往白彦虎大营。蓝得全是哈密回匪首领，清军攻打肃州的时候，率领哈密回匪前去增援马文禄，半路上遇见白彦虎西逃，跟随白彦虎在敦煌设伏，把明春打成重伤。
余虎恩命令桂锡桢、夏辛酉、张宗本，率领各部马队，由当地的布鲁特（柯尔克孜）人带路，抄近路追赶，终于将负责断后的陕西回匪堵截在喀拉铁克山口。双方开打以后，余虎恩率领戴宏胜马队也追赶上来，清军前后夹击，夏辛酉再显神威，骑马射击，击毙哈密回匪首领蓝得全。陕西回匪头目于小虎举枪自杀未遂，被都司余福章、马德海两人下马活捉。负责掩护伯克胡里的陕西回匪被全部歼灭，抓获俘虏400余人。
余虎恩命令戴宏胜马队押解回匪俘虏返回喀什，自己带领队伍继续追赶。清军进入布鲁特人游牧区，这里已经是沙俄控制区。当地布鲁特人告诉余虎恩，伯克胡里昨天下午从这里经过，按时间推算，他已经到达原浩罕国境内的鄂什（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沙俄得到清军南下的消息后，在边境地区驻扎兵力布防，伯克胡里在布鲁特地区被沙俄巡逻兵缴械，放入边界，暂时安置在奥什。
余虎恩掉头回返，正好赶上黄万鹏旌善马队与白彦虎殿后回匪在岌岌槽子厮打，二话不说，抡开膀子冲上去增援。这一战，截获了白彦虎哥哥白彦龙家的家属，抓获了接应阿古柏到新疆作乱的喀什回匪头目马元。
据俘虏供述，白彦虎带领最后三千多残匪和家眷，提前一天翻越喀尔铁盖山。这座山现在叫喀拉铁克山，属于南天山的一部分，向东伸入乌什、柯坪县境内，向西在阿合奇境内与中亚交界。白彦虎出逃的时间是十二月底，南疆最冷的日子，中亚东干人记载中“可歌可泣”的“翻越大雪山”，应该就是今天的喀拉铁克山。
12月19日，刘锦棠大军行进到阿朗格尔（巴楚县色力布亚镇），遇到和伯克胡里走散的一小股浩罕外匪，全部抓了活口。从他们嘴里得知，喀什已经收复，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双双逃亡。
12月21日，刘锦棠率军抵达叶尔羌（莎车），浩罕外匪和维回暴匪全部逃窜，维吾尔人跪在沿途迎接官兵。刘锦棠命令，谭拔萃负责抓捕残余暴匪，罗长祜负责安置当地百姓，其余各部马不停蹄，向英吉沙尔进发。
半路上，刘锦棠收到喀什军报，余虎恩、黄万鹏要求出境追捕。跨境用兵关系到中俄两国边境安全，这不是三品西宁道员刘锦棠能决定的事，他派人把军报送往肃州大营，同时命令余虎恩、黄万鹏、张俊，先处理好喀什的善后工作，后续追捕事宜等待左宗棠回复。
喀什已经无仗可打，刘锦棠命令董福祥就地掉头，率领甘军七营东进，收复和田。
到英吉沙尔，城外两千余户维吾尔人跪地求抚。当刘锦棠纵马进入英吉沙尔的城门时，一股血腥气味裹着沙尘扑面而来。城墙的阴影下，两百多具尸体像被狂风折断的芦苇一样交叠，伯克胡里为了报复何步云绑架他的家人，逃跑前派人到英吉沙尔，杀光了残存下来的最后一批满汉百姓。
刘锦棠攥紧手里的安民诏书，远处传来乌鸦的啼叫。城楼旗杆上悬挂着一颗枯萎的头颅，白发缠着旗绳，像一棵死去已久的雪莲。有人低声问，“把人埋了吧”？刘锦棠缓缓转身，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追”！
1877年12月26日，申时（傍晚），刘锦棠抵达喀什。暮色如铁，马蹄踏过结冰的护城河，冰层下隐约泛着猩红。城头上残破的黄龙旗突然被风撕开，露出密密麻麻的弹孔，像一双双哭瞎了的眼睛。商铺门板缝隙里渗出腐臭，却有一盏油灯诡异地亮着，有人偷偷向外面张望，艾提尕尔清真寺穹顶的新月已经被硝烟熏黑。刘锦棠抬头仰望东边的天空，大风卷起斗篷，内衬里绣的八个字：“以杀止杀，贞下起元”。
29、秋后算账
1878年1月2日，董福祥率领甘军收复和田，浩罕胖色提达得汗条勒、赛义德等70多名浩罕匪官被抓获。董福祥命令甘军分散出城，全境搜捕，半个月内抓获浩罕残匪400余人，在和田城里公开处决，枭首示众。
1877年12月30日，在叶尔羌剿匪的罗长祜也获得重大战果。当地维吾尔人报信，一股从柯坪潜逃过来的暴匪，企图经过叶尔羌，南逃印度。罗长祜命令陶生林率部截击，没想到抓来一堆大鱼。被抓获的300多名浩罕外匪中，潜藏着喀什维匪头目麻木尔，还有浩罕国埃艾米尔哈迪胡里、胖色提吐巴迪努尔巴依等人。刘锦棠指示，维回暴匪交给善后局甄别处理，所有浩罕外匪一经抓获，就地斩杀，不再上报请示。
穆罕默德·玉努斯江，是阿古柏暴匪集团的骨灰级元老，和阿古柏的交情可以追溯到阿古柏年轻时期。这位浩罕贵族，怂恿末代汗王阿里木库里，打发阿古柏到新疆作乱。浩罕亡国后，玉努斯江率领七千多全副武装的浩罕正规军进入南疆，投奔阿古柏，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伯克胡里率匪离开叶尔羌，前去攻打在喀什起义的何步云，玉努斯江趁机南逃，在色勒库尔回庄（塔什库尔干县）被塔吉克人抓获，打包快递，送到喀什处死。
喀什暴乱的始作俑者，是新疆回民金相印和马元，他们操纵布鲁特首领司迪克叛乱，到浩罕国请布素鲁克和卓，引狼入室，把阿古柏引入新疆。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金相印父子和马元全家，无一漏网，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口砍头处斩，头颅被传送到喀什各地，在闹市区轮流示众三日。
陕西回匪元帅于小虎、陕西回匪大小头目，以及在喀什本地抓获浩罕外匪，共1166人被处决。
在喀什抓获的阿古柏亲属，有4个老婆、8个子女、2个孙子、2个孙女。其中，阿古柏的第五个儿子引上胡里，时年19岁；阿古柏第六个儿子迈底胡里，时年14岁。伯克胡里临走也没有把自己的家人解救出来，老婆儿子被抓，儿子3岁。
阿古柏的子孙中，被公开处决的只有第五个儿子引上胡里，其他人全部被押送到兰州监押。迈底胡里在关押期间惊吓而死，两个孙女因高烧死于狱中。按照清朝法律，14岁以下不处死刑，年满11岁后，男子被处以宫刑，女子被发配给披甲人为奴。阿古柏年幼的儿子和孙子都没有接受宫刑，宫刑要送到北京内务府处理，阿古柏的子孙们没有被送到北京接受宫刑的记录。据说是慈禧太后发了慈悲，说他们年幼无知，还不知道什么叫“谋逆”，最终下落不得而知。
新疆同治暴乱由甘肃回民阿訇妥明策动、发起，于1864年（同治三年）6月在库车爆发，于1877年（光绪三年）12月在喀什结束，历时十三年零六个月。仅在暴乱初期的第一年，满汉官兵百姓死亡24838人。在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北疆甘肃行政辖区，战前统计人口6万余户，战后登记只剩下6000余户。满汉人口在该次惨绝人寰的大浩劫中，损失超过四分之三。清朝在新疆长期推行的移民实边成果，化为乌有！
这场持续了十三年之久的民族大分裂、大动乱，被称为“阿古柏叛乱”，陕甘回乱那一声暴虐的呼号，在新疆化作十三年不散的阴霾。那些被维回暴匪们践踏过的雪莲，诉说着文明根系被连根拔起的痛楚。当宗教典籍的残页与死人的肢体一起埋在那场沙尘暴中，有谁知道，诵经声和哭嚎声会在同一个黎明戛然而止？那些年雪是红色的，因为天山的眼泪流干了。
这场持续了十三年的浩劫，跟随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的出逃而落下帷幕。但数百万死去的人还没有合上眼睛，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他们去了哪里？
伯克胡里逃到沙俄后，在奥什被沙俄监视居住了五六年，后来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生活，再无音讯，阿古柏的阴霾几乎被大清国根绝。
和卓后裔阴魂不散，艾克木汗逃亡俄国后，被收养起来，成为沙俄和清王朝对弈的一枚棋子，多次侵入我南疆边境。辛亥革命后，和田策勒村爆发所谓的“俄国侨民”事件，沙俄把和卓后裔、艾可木汗的孙子秘密送回南疆，藏匿在喀什领事馆，阴谋作乱。“三区革命”前期虽然有宗教的阴影，但苏联人对宗教势力高度警惕，伊斯兰教对所谓“三区革命”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反过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和卓流毒在新疆有了复苏迹象。
白彦虎作为同治陕甘回乱到阿古柏叛乱的核心头目，活动轨迹横跨陕、甘、宁、青、新五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之最”。《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记载，其部众采用“掠粮裹胁”战术，每至一处，必“焚仓廪、屠拒降者”，致使关中平原“千里绝烟，骸骨蔽野”。据《狄道州志》记载，白彦虎在甘肃狄道州（临洮），将三千余汉民驱入洮河，“河水三日不流”。白彦虎在宁夏灵州，实施“剃发易服令”，敢于反抗者，全家钉死在城门上，导致灵州府人口从八万锐减至“万余人”。左宗棠在奏折特别指出，“白逆所过州县，存活人口不及十一，较他股尤为酷烈”。
白彦虎有非常鲜明的人格缺陷，恶毒，仇恨，报复，破坏。在整个西北回乱时期，白彦虎打仗最少，跑路最长，杀人最多。对汉民，他能杀多少杀多少。对粮食，抢不完、运不走的统统烧光。白彦虎走到哪里，灭门绝户，赤地千里，直接造成持续五六年的西北大饥荒，人肉换名米肉，在市场上公开叫卖。白彦虎具有显著的破坏性、报复性人格，在逃离吐鲁番的时候，他命令回匪掩埋炸药，炸毁了吐鲁番的坎儿井水系，吐鲁番农业生产长期不能恢复。
《清史稿》评价白彦虎，“虽非首逆，实为巨患”。白彦虎在西北地区实行的无差别杀戮和大规模破坏，加速了清政府对西北用兵的决心，也客观上造成了回民在西北地区的人口锐减。
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白彦虎的坏，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军事和生存的最底线，这样的人不遭报应，天若有胡大，必定瞎了眼。
是否出境追捕白彦虎？左宗棠在《克复南路西四城新疆肃清恳奖恤出力阵亡员弁折》中上奏说，“据刘锦棠转禀，诸将士忿气勃发，请仍分路追剿，务期罪人斯得。刘锦棠亦义愤填膺，愿率所部，与共周旋，求仰副朝廷除恶务尽之意”。请特别注意“转禀”两个字，刘锦棠的职务是“老湘营总理行军营务处”、“三品西宁道员”，不是什么副总指挥、前敌总指挥。在整个南线战役期间，张曜的官都比刘锦棠大。张曜太听左宗棠的话，一路上磨磨蹭蹭，才被刘锦棠摘下了一个大大的瓜。刘锦棠当时连给朝廷上折子的权力都没有，他的意见只能通过左宗棠“转禀”。刘锦棠态度很明确，“义愤填膺”，要求越境追捕，要求除恶务尽。
但是。很多人一看到“但是”两个字，玻璃心就开始炸裂。没办法，这就是历史，你睁大眼睛往下看，不要开口就喷。但是，左宗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臣筹维再四，伯克胡里亡国逆竖，譬若孤豚；白逆败灭残魂，譬犹腐鼠；虽觅路逃窜，同恶无几，死灰何能复燃？惟过纳林河桥俄国地方，究竟何官管辖，无从查询。行文向索，应否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俄国公使理论，如将白彦虎及马壮等逆交出，固见友邦厚谊，微臣亦有以慰诸将士之心。否则，诸将士勠力行间，不惟坐失全功，且难免纵寇之耻。深恐嫌隙一开，将来为所欲为，难保无寻衅生端之日。”。为了测试有些人的智商，这段文字不再用白话注解，你看懂了再骂！
总而言之，左宗棠的意见，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俄国公使讲道理，为了体现中俄两国“友邦厚谊”，我们不去追捕了，他们应该把白彦虎遣返回来，好让我安慰将士们那一颗颗受了伤的心灵。
于是，战争追逃变为外交追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俄罗斯公使递交照会，要求解押白彦虎、伯克胡里回中国受审。1878年4月，俄国外交部回复，“白彦虎案，即咨报本国，请由左宗棠照会图耳其斯坦总督”。意思是说，这样的小事，可以让你们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和我们的七河总督考夫曼直接沟通。
左宗棠给考夫曼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长信，历数白彦虎累累罪恶，要求沙俄当地政府缉拿归案。摘录如下：
“惟我中国逆回头目白彦虎及马壮等，狡诈异常，于喀城克复之先，与安集延帕夏长子伯克胡里向贵国逃走。我们官兵追到恰哈玛克地方，贵国守卡之兵阻挡，不许我们官兵再追，口称应由贵国捆送等语”。
“本大臣爵阁部堂已奏明俄国皇上，旨敕总理衙门告知贵国驻京公使布大人寄信贵国，将各贼头送到喀什噶尔刘大人（刘锦棠）营中处治”。
“特再写信与贵大人，望查照庚申年条约第八款所载，将我中国贼头逃贵国之白彦虎及马良会、黑宝才、索老三、张万宝、马大个子，并上年十月先逃到贵国之马壮及马振威，并安集延伯克呼里等设法交出，以全睦谊”。
沙俄推诿、扯皮，不肯引渡白彦虎，并非出于“政治庇护”或“人道主义”关怀。白彦虎出逃以前已经投靠阿古柏，中亚是伊斯兰教的大后方，中亚人普遍支持阿古柏和白彦虎。俄国人担心，交还白彦虎会引起引发一部分穆斯林人口的不满，甚至可能造成局部地区动荡。俄国人科尔巴克夫斯基将军在写给突厥斯坦总督的一封信中说，如果引渡白彦虎，将“败坏我们政府在土著人中的形象，使在亚洲地区业已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
北京方面交涉无果，金顺和刘锦棠两位前线主官按捺不住，亲自上场。1878年2月，刘锦棠派人进入中亚，照会俄国驻塔什干地方官克布纳特尔复满、驻阿里木图地方官纳拉尔克里佩库布斯，要求将白彦虎缉拿归案。俄国人答复，“叛贼本应缚送，但此向人均系难民。本国不知是叛贼，故暂养活，欲求皇上将此项养活银粮偿还俄国。此向难民中国既赶来，我不便赶回，且未奉我国上司示下”。俄方坚持认为白彦虎是难民，在没有得到沙俄政府的指令以前，他们不能把人驱逐出境。
1878年6月，金顺派代表到阿拉木图要人。金顺地位比刘锦棠高，派出去的人也各有来头，一个是绿营提督殷华廷，未来的伊犁军分区司令员；一个是伊犁直隶州知州李滋森，未来的伊犁州州长。俄国七河区军事负责人郭尔帕科夫斯基亲自接待，据哈萨克斯坦历史档案馆资料记载，“1878年6月18日，3名使臣到了威尔内（今阿拉木图），他们带来了伊犁将军要求引渡白彦虎的信”。
中方代表宣称，中俄双方在过去的条约中，有引渡逃犯的条款和先例。俄国代表郭尔帕科夫斯基表示，俄方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不能送白彦虎到中国接受死刑，“非故意违约，特不忍置之死地也”。
殷华廷问，“两国和好，遵照约章，寻常逃犯尚应拿送，何况此等要逆”？中俄两国是友好邻邦，根据条约，普通逃犯都要引渡回国，更何况像白彦虎这样罪大恶极的逃犯！
郭尔帕科夫斯基回答，“我总督与左中堂早有公文，毋庸再议”。我们的考夫曼总督和你们的左宗棠大人早已经谈好协约，你们就不要在这里瞎逼叨了。
外交努力失败，金顺、刘锦棠再度要求，出兵中亚，跨境追捕白彦虎，武力收复伊犁。当时，正值沙俄发动第十次对土耳其战争，沙俄陆军主力全部集结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圣斯特凡诺条约》，英国人又找上门来，联合奥匈帝国给土耳其报仇。俄国人被欧洲列强死死绊在土耳其，整个中亚地区的兵力部署不足五千人，出兵伊犁，十拿九稳。
左宗棠认为不稳妥，他仍然相信自己和俄国人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他希望俄国人主动交还伊犁，顺便交还白彦虎。
1880年，曾纪泽出使俄国，交涉归还伊犁事宜，并将白彦虎引渡列为同案。这一次，俄国人再也不装了，强势回复，“白彦虎等系犯属公罪（政治犯），不在条约所载之例。虽该犯所为之事，本国也深恶之，然不得不守各国容留公罪之例，惟本国亦不得不认真负责设法防范，以杜越界谋为不轨情事，是以本国饬将白彦虎禁锢于相距中国边界较远之地严加管束，免致再滋事端”。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人管控起来，不允许他再到边境滋事，但人不能交给你们。鉴于收复伊犁事大，曾纪泽上疏军机处，请求“将此案作为了结之处”。
白彦虎引渡案就此画上句号。
俄国学者彼雅尔科夫在1901年撰写文章中，记录了回匪逃离出境时的情景：
“1877年12月初，我们达到了恰克马克山口，一批清军追了上来，隘口很小，我们没有退路了”。
“恰克马克一带冬季暴风雪不断，很少有人过山。1877年冬季特别冷，山上的雪齐腰深。许多深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一些人掉下去再也无法爬上来了”。
“这段山路约60多公里，对这批人来说每一公里路都是一座座坟墓，沿途死人太多。尤其在翻越高达1.4万英尺的多伦山时，最为艰难，多数老人、妇女及小孩没能翻过此地。至少有3/4的东干人死于此处。还有人讲，80%东干人折在雪山上了”。
白彦虎残匪入境俄罗斯后，抵达今天吉尔吉斯境内的纳伦州，沙俄七河总督下达命令，收缴武器，就地安置。白彦虎要求回匪遵照执行，不许抵抗。纳伦刚刚经历过雪灾，沙俄政府无法提供粮食资助，回匪在纳伦滞留了七八天，又饿死冻死一批人。
1877年12月27日，回匪被转移到托克马克（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市），在一个叫卡拉库努孜（今哈萨克斯坦马三青东干乡）的地方定居，他们终于在异国他乡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家。
在达卡拉库努孜，白彦虎“成了一个普通农民，而且还是建设新家园的模范。他非常勤奋地耕种，经营菜园，无论小事还是大事，他都自己去做，像当地所有的普通农民一样，他的模范作用激励了其他东干人”。这是记录在《苏联东方学研究期刊》上的一段文字，发表时间是1939年7月，共产主义运动势头正热，白彦虎被描写成一个人畜无害的老农民。
事实上，白彦虎在卡拉库努孜居住了不到一年，他经常怀疑有人要暗杀他，躲在屋里不肯出门。七河区军事主官科尔巴克夫斯基知道情况后，把白彦虎转移到比什凯克，派警察监护。中俄伊犁谈判启动后，白彦虎成为俄国人手里的筹码，沙俄对白彦虎的安全保护更加严格。所谓“老农民”，是他们死不改悔的自我美化。
东干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当地人嘲笑他们像“黑甲虫”。他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叫“卡拉库努孜”，在吉尔吉斯语中是“黑甲虫”的意思。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话说，就是“屎克螂”。
1882年7月26日，白彦虎在比什凯克病死，他在境外苟活了四年，终年52岁。这个飘荡在中国西北的邪恶幽灵，最终在异国他乡孤独落幕。比什凯克郊外的土屋里，曾经令陕甘震颤的枭雄蜷缩在霉烂的毡毯上。溃烂的伤口渗出脓血，与墙角未洗的铜盆里发馊的马奶酒混作一团，和他的躯体一起发烂。
白彦虎的死亡过程充满讽刺。据沙俄档案记载，他晚年饱受旧伤感染、疟疾与肺炎折磨，最终因高热不退、器官衰竭而死。这与他在西北战场上的凶悍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曾经以铁腕手段屠戮平民的暴匪，最终却因疾病缠身而无力挣扎。他临终前仍念念不忘“重返故土”，更凸显了历史对失败者的无情嘲弄。
白彦虎之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的暴行使他在官方历史叙事中成为“逆首”，而流亡后的潦倒结局，成就了清王朝边疆治理的最终胜利。另一方面，他的残部在中亚地区继续生存，又使得他的形象在回族历史记忆中被不断神化。这种矛盾，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不止的动力源泉，无论哪个民族，无论迫害者还是受害者。
白彦虎先被埋葬在比什凯克郊外，有人担心他的坟墓被毁，一个月后悄悄挖出来，运回托克马克重新埋了一次，已经没人知道具体位置。他的死亡，不仅是恶魔生命的终结，更是19世纪中国西北血腥冲突时代的句点。
英国人包罗杰在《阿古柏伯克传》中总结这些在中国兴风作浪的失败者，“那些在中国边境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地盘的独立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时的赘疣而已。当他们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如果他们办得到，他们就会像候鸟一样飞走。英国政府从来没有理解中国制度的生命力”。
30、论功行赏
1878年3月5日（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左宗棠上表奏请朝廷，奖恤此次参加南疆收复战的全部官兵。上到太后、皇帝、军机大臣，下到参战军兵，雨露均沾，全部获得表彰和奖励。但是，又一个但是，奖励结果在老湘营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认为这次奖励不公平，比道光平定张格尔叛乱降了至少三个等级，对刘锦棠的奖励尤其不公平。
为了纪念这些收复新疆的英雄前辈，对奖励名单部分抄录如下，以志铭记：
恭亲王奕訢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
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景廉，均著交部从优议叙。
署兵部左侍郎王文韶著交部议叙，前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李鸿藻，著一并交部从优议叙。
其余满汉章京各员，均著加军功一级。
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兵筹饷，备历艰辛，卒能谋出万全，肤功迅奏，著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
候补三品京堂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著由骑都尉世职，晋为二等男。
提督余虎恩、谭拔萃，前经赏给骑都尉世职，均著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提督黄万鹏、萧元亨、戴宏胜、陶生林，前经赏给云骑尉世职，著改为骑都尉世职。
骑都尉世职提督席大成，著赏加一云骑尉世职。
董福祥、陈建厚、谭慎典、张春发、汤仁和、李隆宝、潘长清，道员罗长祜，均著赏给云骑尉世职。
提督张俊、汤彦和、桂锡桢，总兵侯名贵、夏辛酉、副将秦玉盛，著赏穿黄马褂。
提督章洪胜、方友升、杨金龙，著赏给头品顶戴。
提督刘福田、戴贵品，总兵张宗本、胡登花、崔伟、汤咏山，著赏给正一品封典。
提督刘长其、胡义和、刘赓昌，总兵杨先胜、施思贵、邓金陵、姜世友、朱淩云、张云辉、夏朝宗、田仲魁、李正隆、刘先胥、李清贵、张宏胜、蒋殿勋、武朝聘，副将张琳、胡得贵、傅其政、李永昭、王钺安、许献德、李长裕、曾传知、查春华、李能杰、王辉臣、杨胜魁、蔡福谦、吴首怀、杜锡斌、李金良，参将庄伟、王咸临、邵运礼、赵辅清、方纯盛、赵靖邦、柴典礼、张花、赵奉乐、陈得时、林语、雷振邦、秦宗恩、张淮、林秀全，游击海有德、金涌华、董占富、刘万富、张瑞扬、赵永福、刘占学、杨元林、汤金榜、聂心田，都司余福章、禹宝山、谢春生，守备张守训、杜海辉、千总方袭龙，著赏给巴图鲁名号。
游击何克元，守备马应昇、杜海辉、李生富，千总黄金钺、朱文焕，把总周凤亭，赏五品翎顶。
军功马得海、李振魁，知县黄图巩、史宜长，著赏戴花翎。
知县陈毓兰、喻先麓，童生张炳，军功吴元昌，著赏戴蓝翎。
其余出力文武员弁勇丁，著左宗棠等查明，汇案保奖。
阵亡之提督钟兴发，副将张兴隆，都司谢得胜、成东来、守备杨占魁、黄发喜、陈崇元、谭荣发，都司何得所，千总满永得、傅得胜、康祖振、杨春胜、戴国志、叶得胜，把总张富全、董镇海、周得胜、胡春华，均著交部从优议恤。
在这份奖励清单上，左宗棠的官称是“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钦差大臣是专办皇帝事务的受权大臣，大学士是清朝的宰相。也就是说，左宗棠当时的官位已经到了国务院总理级别，这几乎就是清朝行政职务的最顶格。
清朝的异姓爵位分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共9个等级，19个等次。左宗棠获封二等侯，在爵位排次中位列第五。刘锦棠获封二等男，在爵位中排次中位列十四。
左宗棠在奏折中对刘锦棠的职务称呼是“总理行营营务处、候补三品京堂”，军机处奖励清单中也没有职务升迁方面的内容，可见，刘锦棠当时的职务仍然是“老湘营总理行军营务处”和“三品西宁道员”。“候补三品京堂”的意思，是排队等候，等到北京城里有了官缺，再到北京去当官。
这份奖励清单里出现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名字，景廉。他在新疆同治暴乱最黑暗的时候迎风逆行，率领北疆军民奋起抗战，收复了北疆大部分地区，清朝没有忘记他，新疆更不应该忘记他。
在后来的“奖恤立功殉职人员名单”中，又对收复新疆的两位核心人物金顺和刘典给予奖励。“帮办军务、伊犁将军金顺，前经会师攻克乌鲁木齐等城，现在驻军北路，防守严密；太仆寺卿刘典，布置后路事宜，亦臻妥协。允宜一体施恩，以奖劳勚。金顺著赏加军功三级。刘典著遇有应升之缺，开列在前”。清朝大军南下的时候，金顺负责北疆地区防务，重点防范沙俄从伊犁东进。刘典是湘军出了名的金算盘，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以前，向曾国藩点名要人。刘典在甘肃筹办和调度新疆军需物资，居功至伟，必须记上一笔。
荣全，锡纶，文麟，讷尔济，何琯，伊勒屯，徐学功，孔才，赵兴体，明春。我们能列出的名字还有很多，但他们已经被另一个时代淹没了，我们只能在各自的内心里，为这些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英雄先辈们，留下一座敬仰的丰碑。
1878年3月18日（光绪四年二月十五日），光绪皇帝率领在京文武百官到景山寿皇殿，向历代皇帝神位行磕拜大礼，禀告新疆大捷。仪式结束后，光绪皇帝到景山关帝庙敬香，光绪皇帝的指尖拂过关圣帝君像前积年的香灰，忽有穿堂风过，吹动他腰间玉佩琳琅。庙外百官绛紫官袍汇成一片暗涌的潮，不知谁先哽咽出声，十几年了，压得人脊梁弯曲的西北阴云，终于化成了檐角铜铃的一声清响。这一天，整个大清国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如释重负之中。
31、左刘关系
通常认为，左宗棠对刘锦棠有提携之恩，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情同父子，才符合大多数人的历史想象。事实和真相并非如此，左宗棠和刘锦棠的矛盾很尖锐，且由来已久。
湘军不是左宗棠的嫡系，左宗棠的嫡系部队是楚军，一个湖南掰两半，大半归曾国藩，小半归左宗棠。楚军从太平天国到平捻战场，没有多少耀眼战绩，楚军早期的领军人物，如王开化、黄少春等，都没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印象。杨昌濬曾经为左宗棠筹办军粮，应该是楚军阵营里名气最大的官员。在收复新疆之战中，只有陶生林统领的马步五营，勉强算得上楚军嫡系。
老湘营是湘军裁撤以后唯一保留下来的一支整建制部队，在陕甘征战期间，老湘营的粮饷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供应。曾国藩去职后，老湘营粮饷供应成了问题，这是左宗棠和刘锦棠矛盾的最早起因。
刘锦棠和左宗棠共同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刘锦棠早年跟随叔父刘松山转战，和左宗棠无从交集。金积堡之战，左宗棠行军大营设在甘肃平凉，和刘锦棠没有谋面的机会。金积堡战后，刘锦棠请求护送刘松山遗体回湖南老家安葬，左宗棠不批准，刘锦棠一甩袖口直接走人，一去就是十六个月。这件事极大挑战了左宗棠的权威，两人矛盾由此开始。
刘锦棠手下有一个叫周汉的幕僚，湖南宁乡人，非常痛恨洋教，写过《谨遵圣谕辟邪》《鬼教该死》《灭鬼歌》《禀天主邪说》等反基督教文章，被欧洲国家视为敌对分子。左宗棠对周汉极其反感，要求刘锦棠辞退周汉，刘锦棠不听劝，更加招致左宗棠不满。左宗棠批评刘锦棠“乳臭未干”、“被身边人怂恿”，指的就是这件事。
左宗棠对张曜的喜欢和偏爱是公开的，他经常表扬张曜，要求刘锦棠向张曜学习。左宗棠写给刘锦棠的信中说，“朗斋（张曜）治事之才，人不易及，阁下但倾怀相与，必有可成”。很多人可能会疑问，刘锦棠在南疆风卷残云的时候，张曜和徐占彪去哪了？答案就在这里，他们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左宗棠制订的军事路线。
吐鲁番之战，徐占彪统领的川军冲在最前面，老湘营的罗长祜和谭拔萃同时抵达战场，张曜属下的孙金彪最后到达，新疆回匪一号人物马人得偏偏出来向孙金彪投降。刘锦棠连夜赶赴托克逊，吐鲁番战报一个月后才送到左宗棠手上，收复吐鲁番的功劳被记在张曜名下。刘锦棠表示不满，左宗棠也感觉这事做得有些过头，写信给刘典，希望他劝说刘锦棠放下情绪，不再计较。
左宗棠在信中说：“达坂、托克逊之克，毅斋（刘锦棠）劳烈已高，分营会复吐鲁番，何足计较？原折所叙，但据张（张曜）、徐（徐占彪）函牍，其时并未接得罗孟威（罗长祜）禀报，即以三军同时会攻吐鲁番具奏。昨次复陈详细情形，尚觉平实，想细意熨帖而无针线之迹，高明当能一览知之耳”。左宗棠说，向朝廷请功的时候，还没有接到罗长祜送来的战报，所以出了偏差。不是每一个针线活都能熨得平平展展，刘锦棠是聪明人，他应该理解。
左宗棠和刘锦棠矛盾的核心问题，是对收复新疆的战略认识截然不同。左宗棠提出“缓进急战”，刘锦棠认为可以“一鼓而前，痛歼敌寇”。从北疆到南疆，刘锦棠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了左宗棠“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北疆战役，左宗棠要求刘锦棠，务必等到金运昌部队到达以后，才能发起进攻。刘锦棠在奇台与金顺会面，得知北疆全境空虚，只剩下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两块有肉的骨头，怎么舍弃？两匹战狼一合计，撸起袖子就开干。从阜康到乌鲁木齐，清军势如破竹，打得暴匪狼狈逃窜，也打得左宗棠目瞪口呆，怎么这么不禁打？
北疆之战结束后，左宗棠上报军功，绝大多数参战人员都有奖赏，唯独没有刘锦棠。刘锦棠不敢质问左宗棠，写信给刘典追查结果，左宗棠在给刘典的信中说，“毅斋（刘锦棠）保案未见到，大约半途遗失”。意思是可能弄丢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遗失？偏偏遗失的还是刘锦棠。刘锦棠心怀猜疑，认为左宗棠压根就没有呈报他在乌鲁木齐的军功。
接下来半年在乌鲁木齐休整。对后面的南疆战事，左宗棠主张“孟夏出兵”，刘锦棠根据前方的实际情况，在没有取得左宗棠同意的情况下，于1877年4月16日从乌鲁木齐出兵。张曜和徐占彪逼迫跟进，于4月18日在哈密出兵。这件事，加剧了左宗棠和刘锦棠之间的矛盾。
清军只用了短短九天时间，一路打到托克逊。吐鲁番战报送到肃州大营，刘锦棠收到左宗棠的来信，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手此，即颂捷安，惟‘宁静致远’四字相嘱，余无他言”。停下来不打就是“宁静”？拖一天算一天才算“致远”？“余无他言”的意思很明白，我已经对你没话可说了。
清军在托克逊休整期间，刘锦棠多次要求整军南下，左宗棠不予批准。刘锦棠提出辞职，称自己“因病不能理事”，要求开缺还乡。左宗棠在给刘典的信中写得也很明白，“毅斋（刘锦棠）心精力果，自是无双，近颇有才气横溢之虑。弟于所请每思裁抑，俾竟全功。无如左右无人随事规劝，或且怂恿以遂其过。其禀请开缺回籍，尤近于挟有勋劳，弟颇不取之”。左宗棠说，刘锦棠聪明果刚，但身边没有人约束他，变得越来越骄傲自大，所以我对他的每一项要求都给予否决（每思裁抑）。他这就受不了了，要求辞职回家，对他这种恃功要挟的行为，我看不起。
这时候，军机处出来和稀泥，下旨奖赏攻克三城（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有功人员，“道员刘锦棠出奇决胜，允协机宜，着加恩赏戴双眼花翎”。
双眼花翎几乎是清王朝的最高荣誉，除镇国公、辅国公及和硕额驸等皇室宗亲外，功勋特别卓著者才能获得这项荣誉。清朝立国276年，只有20余人获得双眼花翎。如乾隆年间，傅恒、福康安父子双双获赏双眼花翎。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双双获赏双眼花翎。面对泼天恩宠，刘锦棠也不能免俗，上表谢恩后，立马收回辞职报告。
左宗棠拿这件事取笑刘锦棠，他在写给刘典的信中说，“而报捷两疏，据实入告，未尝有所掩抑。闻近亦自悔其孟浪，治军事如常。赏戴双眼花翎，奉旨后，并差弁持弟所戴者致贺，计其病已速痊矣”。左宗棠说，我把吐鲁番、托克逊两城收复的功劳如实上报，他的病好了一半。等到朝廷赏赐的双眼花翎送过去，他的病马上就好了。
清军收复南疆后，军机处根据左宗棠奏报，颁旨嘉奖。这次嘉奖引发新疆作战部队普遍不满，认为“不及道光西四城之赏”，对刘锦棠和老湘营的封赏更不公平，刘锦棠除获“二等男”爵位，职务身份无任何变化。
1878年6月29日，刘锦棠在喀什再次提出辞职。刘锦棠写信给左宗棠，说自己积劳成疾，要求开缺回籍，以便治病养亲。到了七八月份，左宗棠还没有回复，刘锦棠再写书信请辞，“坚持乞退之见，辞通政使新命”。
1879年5月，刘锦棠迟迟等不到左宗棠批复，表现出不计后果的决绝姿态，写信称，“忠壮部下久役思归”。意思是说，老湘营战士背井离乡征战太久，大家都想回家了。这封信，直接毁掉了湘军留下的最后一丝血脉，左宗棠马上回信照准，“久役思归，本是常情。且结发从戎至今，年已过壮，亦须宁家授室，别募践更，方可悉成劲旅。否则尽成暮气，虑隳军声也”。出来打战久了，想回老家，这是人之常情。湘军士兵年少从军，现在都过了壮年，应该回去照顾家室，再招募一批新人更换。要不然，都成了一群老年兵，怎么打出军威！
刘锦棠接到命令，人都傻了。他已经无心抵抗，制订了一份撤军计划，表示将“尽撤所部，分三起入关”，并把他自己也列入了撤归之列。左宗棠的回复更加决绝，撤退都不用了，老湘营就地解散，士卒发放遣散费，各自回家安置。
因为左宗棠和刘锦棠之间的矛盾，老湘营成为新疆收复战结束后唯一一支被整建制解散的队伍。这支由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等人创建的湘江劲旅，最终在昆仑山下绚烂谢幕。他们为新疆迎来一个清澈的黎明，却在胜利到来以后沉默地告别。政治火焰，如同一场凛冽寒风，吹灭了这支虎狼之师的最后的营火。但他们告别于昆仑山下，天地有知，三生有幸。
老湘营被解散后，大多数军兵并没有回家。他们征战大江南北，四海为家，湖南已经没有他们的家了，但是，全中国哪里都是他们的家。离开军营的湘军士兵，身影遍布天山南北，有人开商号，有人拉板车，有人做苦力。清朝末年，新疆出现一个势力强大的民间社团组织，哥老会，早期成员多数来自老湘营官兵，他们深度参与了晚清最后二十年新疆社会的巨大变革。清朝末年，新疆出現一個勢力強大的民間社團組織，哥老會，早期成員多數來自老湘營官兵，他們深度參與了晚清最後二十年新疆社會的巨大變革。
老湘营不在了，刘锦棠还在。军机处的大人们装糊涂，一道圣旨，改变了新疆后来的命运走向。
1880年3月，军机处颁发谕旨，刘锦常被正式任命“帮办新疆军务”，筹备武力收复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同年8月，左宗棠奉召回京，刘锦棠接替职务，升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从三品西宁道员，荣升二品大员，成为新疆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