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李富春传》、《陈云传》等重要领导人传记，影响深远。在辛亥革命史、孙中山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共和国史等领域都有重要著作。

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写这样大部头的学术专著

问：十一假期， 我认真拜读了您这部百余万字、四卷本的厚重大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书中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您为什么要下决心写这么厚的一部书？

金冲及(以下简称“金”)：我是在满七十五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说“动笔”，确是写实，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样写了两年多。

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讨苦吃？从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我生活了超过七十年。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虽然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难说自己的记述都是正确的。

第二，命运使我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到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过去做过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

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可以利用。这样，便下了决心。

问：20世纪的历史，既包括近代史，也有当代史。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说法：当代人不写当代史，您是怎么考虑的？

金：确实，有朋友也曾劝我不要写这部书，理由就是当代史也许只能让后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起来难免有种种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想过。我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新的视角。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致失真。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至于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紧，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说“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那是主观臆测

问：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您怎么看？

答：“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最忧虑几种现象：

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

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问：最后请您简要谈谈研究这段百年历史的体会。

金：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像一幅波澜壮阔、前后相续的漫长画卷。经过一百年惊涛骇浪中的艰苦跋涉，不管中间有过多少成功的欢乐和挫折的痛苦，中国人终于重新掌握住自己的命运，步入充满阳光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纪。

没有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持续不懈的奋斗，便没有今天中国的一切。这是二十世纪一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不容我们遗忘的。

来源：河北党史、毛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