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499年5月7日）元恪在鲁阳（今河南鲁山）即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按古代标准，他在位时间跨了十七个年头，从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到延昌四年正月，499—515），使用过四个年号（景明、正始、永平、延昌），每个年号都是四年。《魏书·世宗纪》说他小时候“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做了皇帝之后，“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嘿，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矣”。这是对他个人品性风格的描述，格于史体，当然都是尽量说好话的。至于他统治时期的朝政状况，《魏书》的评价就不高了：“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魏书》卷八《世宗纪》，第257页。]以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安帝、顺帝来比附他，也就把后来北魏衰乱的责任部分地推给了他。
《魏书》称宣武帝“垂拱无为，边徼稽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总结性评价，说的是宣武帝本人不像他父亲孝文帝那样锐意制作，各方面都没有改革创新的努力，却意外地在南北军事对抗方面收获了巨大成功。这些成功中最重要的两项，即夺取南朝的汉中和寿春，并非北魏积极进取的结果，而是和献文帝时获得刘宋的淮北淮西大片土地一样，是收了南方内政破裂的大礼。只有夺取义阳，算得魏军主动进攻的重大成就。不过，不管过程如何，论疆境南扩的深度，宣武帝时期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孝文帝时期，而且这些重要战略要地的获得，注定了南北军事上强弱攻守的态势再无翻盘的机会。
也许这些军事成就反倒加深了北魏政治酝酿已久的内部危机。尽管一直有战事，但规模都不大，而且都在南方，可是在北方和西北，传统的军镇密集区和职业军人最多的地方，进入了太平盛世般无仗可打的和平时期。北魏以征服立国，军队在体制内最为尊崇，尤其是军力所赖的北方边镇，在朝廷财政支出中享有优先地位。孝文帝迁都，以六镇为首的北方边镇地位开始下降。对高级将领来说，无仗可打意味着无功可立和升迁缓慢，造成边镇官职的吸引力下降。对中下级军官来说，无仗可打意味着得不到正常财政支出之外的后勤补充，那也就意味着经济利益的不小损失。
来自朝廷的好处大幅下降后，军镇各级官贵势必加大对所领镇戍军民的盘剥，底层军民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战争提供的阶层流动性趋于冻结。再加上宣武帝时期北方连年大旱，严重削弱了边镇各戍耕牧自给的能力。此外，随着王朝大兴文治，越来越多的官职开放给华夏士人，相应的，能够供应迁洛代人的官职日见寡少。《魏书·山伟传》：“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魏书》卷八一《山伟传》，第1935页。]虽然说的是孝明帝时期的情况，其实主要是宣武帝时期造成的。
不过，以上话题都是传统政治史所关注的，与我们这里围绕王钟儿/慈庆所讲的故事，虽有联系，却不是那么直接。有直接联系的是宣武帝对权力、对宫廷、对身边各类人的看法和处理方式。
毫无疑问，元恪当上皇帝，年过六十的慈庆一定是高兴的。后来宣武帝把慈庆留在宫内，最紧要的时刻还想到请老太太出马，可见他们一直是有联系的。和北魏此前历代皇帝比，宣武帝崇佛最甚。《魏书·世宗纪》说他“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并记永平二年十一月己丑（509年12月12日）“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宣武帝在皇宫聚众讲经远不止这一次。《魏书·释老志》：“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可以想象，慈庆是一定会参与这类讲经活动的。在旧有的情感凝结之外，老尼慈庆与宣武帝又有了一层新的精神联系。
不过，对于宣武帝来说，从在鲁阳即位到自如地安坐洛阳宫，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经历了一番风雨艰险的。
孝文帝在南阳病重，自知大限已到，匆忙为继承人安排辅政班子时，彭城王元勰央求孝文帝不要选他，允许他在新君继位后退居闲散，还要求孝文帝立下字据。孝文帝共有六个弟弟，他一向器重的是最小的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尤其是元勰，迁洛后深得倚重，兼综军国大务，声实俱隆。反倒是孝文帝的长弟咸阳王元禧，在军政事务中都无关紧要。元勰大概明白，孝文帝在世一切都好，只要孝文帝不在，自己的处境会非常危险（“震主之声，见忌必矣”），所以他坚定地请求孝文帝允许他“辞蝉舍冕，遂其冲挹”。孝文帝当然理解这一要求的合理之处，不仅答应他，还给太子元恪一份手诏，要他尊重元勰的立场，“汝为孝子，勿违吾敕”。
因元勰退出，孝文帝给元恪安排的辅政大臣一共六人，号称“六辅”。六辅之中，咸阳王元禧和北海王元详分别是孝文帝的长弟与幼弟，代表皇室；任城王元澄和广阳王元嘉在太和后期为孝文帝所亲重，代表宗室；尚书令王肃和吏部尚书宋弁是太和后期诸般改革的智库，代表朝臣，特别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士。虽同为辅臣，六人轻重不同，元禧、元详分任太尉、司空，地位最高，宋弁只是吏部尚书，名位最轻，且死在孝文帝晏驾之前。余下三人都是尚书省长官，王肃是尚书令，元澄、元嘉分任左右仆射。照说王肃位高，不过他从萧齐逃难而来，虽受孝文帝宠用，在朝中全无根基，元澄等人自然不服。
恰好有南齐降人举报王肃与南边勾结谋叛，元澄立即抓捕王肃，同时上报朝廷。审查的结果是子虚乌有，这下子元澄就麻烦了。他因在太和后期特受孝文帝信任，元禧早已反感，于是借机与元详联名上奏，指责元澄“擅禁宰辅”，迫其“免官归第”[《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传》，第540—541页。]。王肃虽获昭雪，心气已挫；元澄虽不久再获任用，亦远离中枢[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认为元禧等畏惮元澄，借机把他逐出权力中心:“按史官称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间，朝廷有大议，澄每出辞，气加万乘而轶其上。孝文外虽容之，内实惮之，况咸阳王禧等乎!因王肃而斥逐之耳。主少国疑之时，澄之能全其身者，幸也。”见《资治通鉴》卷一四二齐纪东昏侯永元元年五月，第4443页。]。这件事发生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六辅格局还没开始就死了一人，刚刚开始再废去二人，意味着所谓的“六辅”，实际从未存在过。
即使在六辅格局中，真正有权威的也只是元禧和元详二王。在宋弁早死，王肃、元澄淡出后，广阳王元嘉以疏属（太武帝子孙）年老，“好饮酒，或沉醉”，本来就有装饰意味，现在更不会再摆辅臣的架子。这样真正发挥辅政大臣作用的只剩下元禧和元详，而元禧作为孝文帝长弟尤为崇重。即位之初的宣武帝，因居丧守孝（所谓“谅闇”），理论上不听政事，实际上也不被允许行使皇权，军国万机皆决于元禧、元详二人。北魏自道武帝以来虽不见兄终弟及之事，但可汗诸弟依次上位的古老内亚传统并未完全消失。美国学者艾安迪指出，北魏中前期许多皇弟死得不明不白，很像是被有计划地杀死的，目的大概是避免他们在皇帝死后参与皇位继承之争[Andrew Eisenberg, 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rill, 2008, pp.35-60.]。从这个角度讲，宣武帝元恪的潜在权力竞争者首先是他的六个叔父。
六个叔父中的赵郡王元干，死在孝文帝之前。剩下的五个叔父，名声最大的彭城王元勰在鲁阳时就把孝文帝的手诏跪呈给元恪，表现出告别权力的决心。而陪同元恪南来的元禧，和元恪的东宫诸臣一样，一开始并不信任元勰，元禧甚至不肯入城，而留在城外逗留观望。大概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元勰有夺位自立的野心，这是他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时机。当元勰把大军指挥权分享给元恪的东宫官属，让孝文帝的御前侍卫转而为元恪效力，和元澄一起在第一时间扶元恪即位，这才基本上洗脱了嫌疑，元禧也才放心入城。兄弟见面，元禧对元勰说：“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元勰知道他为何迟迟不入城，心下怨愤，回道：“兄识高年长，故知有夷险，彦和（元勰字彦和）握蛇骑虎，不觉艰难。”从鲁阳开始，元禧代表皇帝行使军国大权。回到洛阳，元详也加入进来，不过他作为幼弟，不能与元禧完全并立。就这样，元禧把自己推到新君头号畏忌对象的位置上。
这时宣武帝元恪已经十七岁，不是任人与夺的少年了，但他从无监国或带兵的经历，与朝臣缺乏个人联系，因而不知道可以倚靠或利用朝臣中哪些人来抗衡元禧。而他的成长经历，特别近四五年来过山车般的洛阳宫经历，让他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对宫廷内外以及朝廷上下几乎无法建立信任。这种情况下，他会本能地在自己身边寻求支持。所谓身边，就是物理距离最近的人，只能是侍卫武官和宦官。《魏书》辟有《恩倖传》，专记那些出身细微、以近侍身份大得皇帝（或太后）信赖因而飞黄腾达的人。《魏书·恩倖传》一共为九人立传，其中六人活跃于世宗朝，可见近侍贵宠的现象以宣武帝时期最为多见。
自在鲁阳即位，宣武帝接触最多的便是身边的侍卫武士，而这些侍卫武士又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原太子宫侍卫，另一部分是原孝文帝御前侍卫。宣武帝与他们日常厮混，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和亲密关系，其中乖巧者自然能够察知皇帝的心事，会主动为皇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魏书·恩倖传》所记的王仲兴本是孝文帝的贴身侍卫，宣武帝即位后继续担任近侍武官，职为斋帅，深得宣武帝信任，后来升为武卫将军，总领宫内禁卫军。另一个“恩倖”寇猛，孝文帝时任羽林中郎，属于禁军的下级军官。宣武帝“爱其膂力，置之左右，为千牛备身”，成了手执大刀紧贴皇帝的御前侍卫，后来也做到武卫将军。
不过宣武帝即位之初，最亲密最信任的还是太子宫的旧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赵修。据《魏书·恩倖传》，赵修“起自贱伍”，“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可见是作为厮役小人在太子宫打杂，虽具“左右”之名，却是“白衣”，即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没有官方身份。赶上年轻的太子爷最喜欢拳脚功夫好、擅长骑马射箭的卫士，“颇有膂力”的赵修很快就成了心腹。宣武帝即位后，赵修转为禁中侍卫，继续贴身服侍宣武帝，“爱遇日隆”。可以说，赵修是宣武帝即位之初最重要的耳目和爪牙。从他后来与于烈兄弟关系特亲来看，宣武帝与于烈联手终结亲王辅政，居中联络的除了于烈之子于忠、东宫御医王显，赵修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可是王显也好，赵修也好，对朝廷政务都全无了解，在政治层面毫无经验。要对抗亲王宰辅，还必须有深通朝政的计谋之士。在年轻的宣武帝跟身边几个亲信满腹怨悱却无能为力时，真正能出谋划策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从偏远的流放地秘密潜入京城的高聪。据《魏书·高聪传》，高聪出自勃海高氏中随南燕渡河居住青州的那一支，作为平齐民被掳至云中镇，成了兵户（和建立东魏西魏的那些六镇人士的身份差不多），得同宗的高允提携，才在魏朝做官。高聪不仅长于经史，文才突出，而且“微习弓马”，向孝文帝自荐，愿意带兵打仗。可是到了淮水前线，率领二千军队的高聪“躁怯少威重，所经淫掠无礼，及与贼交，望风退败”，被抓到悬瓠（就是孝文帝曾长期驻扎并且生病的那个南方重镇），孝文帝给他的处分是“恕死，徙平州为民”。平州大致位于今河北省东北角燕山山脉以南的滦河流域（唐山与秦皇岛之间），那时属于边地。可能高聪刚刚抵达平州，就听说孝文帝驾崩，于是不顾禁令，悄悄南返，回到洛阳后观察形势，发现了机会。
虽然细节已全不可知，反正高聪秘密地联系上了宣武帝，献上了最重要的策略。所以《魏书·高聪传》说：“六辅之废，聪之谋也。”宣武帝亲政，立即任用高聪为给事黄门侍郎，职居秘要。
高聪为废六辅做了哪些谋划，事涉机密，当时知者必甚寥寥，他自己事后决不会说，外间自然无人知晓。我这里纯粹推测，很可能正是高聪替宣武帝发现了于烈这个可用之臣。
据《魏书·于烈传》，于烈是孝文帝末期非常信任的武将，他虽不赞成孝文帝迁都改革，但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当穆泰、陆叡等在平城谋划反对孝文帝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为孝文帝深所赞赏，把他提拔到禁军统帅领军将军的关键岗位上。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最后一次出征时，没有如前次那样让于烈从行，而是把他留在洛阳，执手告别，说道：“都邑空虚，维捍宜重，可镇卫二宫，以辑远近之望。”当时孝文帝对自己的健康已失去信心，凡事都从长远考虑，把于烈留在洛阳，就是防范意外。孝文帝死在荆沔前线，于烈是洛阳城中少数几个得元勰通报的人之一，他“处分行留，神色无变”，为皇位顺利转移立下功劳。不过，于烈很快就和实际执政者元禧发生了冲突。
据说发端于一件小事。《魏书·于烈传》：“咸阳王禧为宰辅，权重当时。”元禧和元勰的风格很不一样，一向盛气凌人惯了的，更何况此刻高居权力巅峰，哪里把文武臣工放在眼里。他派一个家僮去见于烈，要于烈从禁卫军选派一批羽林虎贲来给他当护卫，以便“执仗出入”。羽林虎贲职在宿卫，只从属皇帝，怎能随随便便跟着一个奴僮出去？于烈说，我作为领军将军，只知道保卫皇帝保卫朝廷，要我派羽林虎贲，必须得有诏书，断无私下奉送之理。家僮悻悻而归，一番报告。元禧动了气，让家僮再来见于烈。
家僮传元禧的话道：“我是天子儿、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
于烈面色严峻，厉声回答：“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儿、叔，若是诏，应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
无论《于烈传》这段话是否可靠（显然在美化于烈的同时丑化元禧，更是为宣武帝的后续行为铺垫合理性），于烈与元禧之间一定出了大矛盾。执政与禁军统帅闹崩，当然是极大的问题。元禧“遂议出之”，就是要把于烈调出洛阳，安排他去旧都平城担任恒州刺史。于烈不接受，屡屡上表要求留在洛阳，而元禧控制下发布的“诏书”则一再不听。于烈气急败坏，找到彭城王元勰，怒道：“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这时的元勰名望虽高，却不在辅政之位，无从干预。
有意思的是，元禧虽然知道于烈是个威胁，也打定主意把他赶走，却没有先解除他的领军职务。于烈到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只好悄悄联系皇帝，推动政变发生。元禧与于烈的冲突对于夹在其间的许多文武官员来说固然是灾难，不过，对于宣武帝和他身边那些亲信来说，则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可想而知，在宣武帝与于烈之间沟通联络的，除了于烈的儿子于忠，就是原东宫亲信如王显、赵修这类人物。于烈让于忠秘密地传话给宣武帝：“诸王等意不可测，宜废之，早自览政。”这话才是说到宣武帝心坎里了。
恰在这时，身居元辅却被元禧压了一头的元详也忍不住了。元详虽是幼弟，却深得孝文帝器重，只是太和末年被元勰抢尽风头，新君继位后又被元禧高居其上，自然憋闷含屈。他主动跟宣武帝说，元禧有些做法太过头了，不能再让他这样搞。很显然，元详的目的是扳倒元禧，不过去掉元禧，不等于宰辅之位自动归入元详。于是元详又跟宣武帝说，元勰名望太高，对于皇上总是个威胁，不宜担任宰辅。元详这些想法的一个前提，便是宣武帝自己不能执政，必须有个亲王宰辅。去掉了元禧和元勰，虽然还有两个哥哥在，但他们名声才器都不突出，担任宰辅只有元详最合适。
可是宣武帝考虑的却是终结亲王辅政，这当然是元详意想不到的。
到景明二年（501）正月，十九岁的宣武帝居丧守孝理论上已跨三个年头（其实还不到二十个月），可以结束“谅闇”状态了。《魏书·术艺传》：“罢六辅之初，（王）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王显以御医身份，有较大的便利往来于宫廷内外，特别适合充当宣武帝与于烈之间的联络人。这些参与密谋的一帮人（特别是其中最有头脑的高聪），选择的行动时机正是礿祭。正月间最大的国家祭典是礿祭，祭日，三公诸王要一大早到太庙旁边斋洁，预备入庙行礼。据《魏书·世宗纪》，宣武帝宣布亲政在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可见行动就在这一天。据《魏书·彭城王传》，元禧、元勰和元详（一定还有其他王公大人）在太庙东坊斋洁时，于烈带着六十余名“宿卫壮士”闯了进来，大概他们先已在外面控制了这三个亲王带来的贴身警卫。
《魏书·于烈传》对事件经过有浅白的描述，特别记有宣武帝与于烈父子的对话，显得是宣武帝一人一时的决策，于忠只是传话者，于烈只是执行者。比如宣武帝前一晚让于忠传话给于烈，说“明可早入，当有处分”。次日一早于烈入见，宣武帝说了一堆“诸父慢怠，渐不可任”的话，于烈随即表态“今日之事，所不敢辞”，颇有舞台效果。其实这么危险的行动，一定是宣武帝与于烈早就仔细筹划过的，这一天不过是依计而行罢了，哪里用得着他们二人事到临头一个找理由，一个表决心？
据《魏书·于烈传》，于烈“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诏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于帝前”。据《魏书·咸阳王禧传》，于烈把元禧、元勰和元详三人押送到光极殿，见到了宣武帝。宣武帝拿出准备好的说辞：“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尪疹，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父等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最后一句，不是让他们各回各家，而是“且还府司”，意味着要暂时把他们留在什么地方，等接管权力的部署安排完毕，才会放他们回家。消息传出，引起朝廷上下不小的震动，很多人担心会有大规模杀戮，殃及池鱼，于是有些朝臣躲避奔藏，有些甚至逃出洛阳。《魏书·张彝传》记担任尚书的张彝和邢峦“闻处分非常，出京奔走”。
同一天，宣武帝颁布了亲政诏书（可想而知，所有文件都是高聪早已拟好的），让魏朝上下都知道现在是皇帝自己行使皇权了。诏书一方面感谢几个叔父“劬劳王室”，另一方面宣布“便当励兹空乏，亲览机务”，同时给元禧、元详加些好听的官号。据《魏书·彭城王传》，宣武帝告诉元勰，将遵照先帝指示，允许他“释位归第”，元勰表示“悲喜交深”。
宣武帝亲政后，似乎与几个叔父特别是元禧的关系仍然紧张。据《魏书·咸阳王禧传》，元禧失去权位后，连见宣武帝一面也做不到，“赵修专宠，王公罕得进见”。咸阳王府的卫队首领（斋帅）刘小苟向元禧报告说，皇帝身边的一帮近侍（如赵修）扬言要诛杀元禧。元禧叹道：“我不负心，天家岂应如此。”嘴里这样说，心下却万分不安，“常怀忧惧”。四个月过去，觉得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可能加上身边有人怂恿，元禧竟动了李逵那种“反了吧”的念头。正当这个念头愈来愈炽时，五月壬子（501年6月20日），元禧的弟弟广陵王元羽暴死。元羽之死并无政治背景，纯是一个不光彩的意外。《魏书·广陵王羽传》：“（元）羽先淫员外郎冯俊兴妻，夜因私游，为俊兴所击。积日秘匿，薨于府，年三十二。”孝文帝曾严厉批评元羽，说他“出入无章，动乖礼则”，似乎早就知道元羽在外偷鸡摸狗，只是想不到他会死在这种事上。元羽虽然死得不光彩，毕竟是元禧的长弟，我们不知道的是，元羽的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禧下决心？
十天后，宣武帝到黄河南岸的小平津打猎，元禧在洛阳城西的小宅召集亲信商议，计划“勒兵直入金墉”，关闭洛阳城门（如曹魏的高平陵之变）。元禧似乎早就确定了要在这一天采取行动，已通知他在禁卫军里安排的亲信（后来宣武帝说“直阁半为逆党”），让他们在北邙山伺机下手刺杀宣武帝，同时派长子元通奔赴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在那里举事响应洛阳。不过奇怪的是，元禧在城西小宅的会议上竟全无控制力，参会者“众怀沮异”（就是对元禧的计划提出种种质疑，让元禧意识到无法操作），会议开了一整天，未能形成一个行动方案。等到会议拿不出个结论，元禧自己也考虑等等再说，才派人去追赶元通（当然是追不上的，也就断送了元通的性命）。会议不了了之，跟大家约好保密，然后元禧自己带着家人（“臣妾”）前往他在城东的洪池别墅。参会的武兴王杨集始一出门就飞骑直奔北邙山，把元禧谋反的事报告给宣武帝。
据《北史·咸阳王禧传》，宣武帝打猎归来途经北邙山，在一座佛塔的阴凉里午睡，侍卫们四下追逐猎物去了，身边只有元禧安排的几个武士，但他们担心刺杀皇帝会招致不祥（“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最终没敢动手，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杨集始赶来告变时，宣武帝身边侍卫不多，又不了解洛阳发生了什么，一时颇为惊惶，只好派于忠先去探探洛阳的情况。于忠驰回洛阳，见自己父亲于烈已布置好了安全警戒，这才到北邙接宣武帝回宫。这之后，自然是对元禧及其党羽的大搜捕，很快就在洛水南岸的柏谷坞抓住了元禧。元禧人生最后一两天的细节，《魏书》《北史》记之甚详，这里一律从略。
宣武帝亲自审问了元禧，结果当然是赐死，死后秘密埋在北邙山上。时在景明二年五月壬戌（501年6月30日）。“同谋诛斩者数十人。”元禧还活着的儿子们（长子元通被杀于河内），一律逐出宗室，即所谓“绝其诸子属籍”。元禧的女儿们，“微给资产奴婢”。元禧倾力积攒的庞大家产，主要部分都被宣武帝赐给他最宠信（意味着在反元禧的事业中功劳最大）的赵修，以及舅舅高肇，剩下的则由内外百官瓜分。元禧诸子衣食匮乏，只有叔父元勰愿意略加救济。走投无路之下，元禧的几个儿子先后都外奔萧梁。
咸阳王府的音乐伎人（所谓“宫人”）作为财产自然也被重新分配，她们重新进入音乐伎人的买卖市场，漂泊流离之际，有感于咸阳王府的昔日，编了这么一首歌：
可怜咸阳王，
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
夜踏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
行人那得度。
《魏书·咸阳王禧传》：“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在江南听到这首歌而泪水涟涟的北人，一定有元禧的儿子们。
元禧死后刚刚两个月，七月壬戌（501年8月29日），原六辅中位次较高的王肃病死，六辅之说遂成往事。
以元禧之死为标志，宣武帝的夺权斗争以胜利告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几个叔父的疑忌已经完结。北海王元详在元禧死后巴结亲附宣武帝的近侍恩倖，因此一度获得宣武帝的信任，但随着这一近侍恩倖集团的分裂（确切地说，是这一集团内部发生了权势转移），元详被牵连其中，触犯了忌讳（比如他和某些禁卫军官有亲密关系）。到正始元年五月丁未（504年5月30日），宣武帝下诏废元详为庶人。据墓志，元详死于正始元年六月十三日（504年7月10日），地点在关押他的太府寺。
这样，宣武帝的六个叔父，只剩下彭城王元勰和高阳王元雍在世，其中元勰以名高望重，素为宣武帝及其亲信所忌。随着宣武帝几个弟弟长大成人，加上宣武帝自己一直未能生子，他非常担心皇叔元勰与皇弟们走得太近。“诏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幽守诸王于其第。”这不仅是针对宣武帝几个弟弟的，元勰也享受了同样待遇。《北史·外戚传》记高肇“又说宣武防卫诸王，殆同囚禁”。《魏书·彭城王传》说元勰“既无山水之适，又绝知己之游，唯对妻子，郁郁不乐”。永平元年三月戊子（508年4月20日），唯一的皇子、不到三岁的元昌突然夭折，对宣武帝造成强大心理冲击。偏偏同年秋天，他的长弟京兆王元愉在冀州称帝起兵，虽然一个月内就兵败被杀，深知皇上心意的亲信们（包括高肇）立即把元勰牵扯进去。《魏书·世宗纪》：“（永平元年九月）戊戌，杀侍中、太师、彭城王勰。”据此元勰死于戊戌（十八日）。可是元勰墓志称“永平元年岁在戊子，春秋卅六，九月十九日己亥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80页。]，则记元勰死日为九月十九日（508年10月28日）。据《魏书·彭城王传》，元勰被逼饮毒酒而死，在十八日深夜，十九日清晨“以褥裹尸，舆从屏门而出，载尸归第”，对元勰家人说他是喝酒喝死的。
孝文帝六个弟弟，到宣武帝即位的第十年，死得只剩一个元雍了。而且那时宣武帝的四个弟弟中，他已经杀了一个，软禁了一个，剩下的两个也在严格监督之下。传统读史者会说，宣武帝元恪称得上刻薄寡恩。如今我们看元恪的成长经历和他即位后的权力格局，也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他生长其中的孝文帝时代，留在他记忆中的，主要是惊心动魄的宫廷倾轧和朝廷权斗，而少许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温暖记忆，就来自他的母亲，以及围绕母亲的那些人和事。正是这种心理特质，使得宣武帝对朝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宗王缺乏信任，而无限亲近他身边那些出身寒贱的侍卫人员。主要是靠着这些侍卫人员，他才从煊赫一时的王公们手中成功地夺回了权力。
同时，宣武帝元恪把对于母亲的温暖记忆，转化为亲近和信任那些与母亲有关系的人。这一点因与王钟儿/慈庆相关，因而为本书所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