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肇一死，执政诸臣看得很清楚，高氏势力中仍有潜在威胁的只剩下皇太后高英。按照制度与传统，在皇帝幼小、出现皇权停摆时，皇太后是唯一有制度性权力填补这一真空的。辅政者如果不能除掉皇太后（如孝文帝死后六辅之对付大冯），那么往往只好容忍她挟持幼君、以皇帝名义执政，从而分享或制衡辅政大臣的权力。对于延昌四年（515）春的辅政诸臣来说，他们最大的幸运是充华胡嫔的存在。在道武帝之后的北魏历史上，皇帝即位后生母仍然健在，这并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文成帝即位时[文成帝的生母是郁久闾氏，死后追尊为恭皇后。《北史·后妃传》说她“生文成皇帝而薨”《魏书·皇后传》说她“世祖末年薨”，都是不准确、不清晰的。据《魏书·高宗纪》，文成帝即位在正平二年（兴安元年）十月戊申（452年10月31日），郁久闾氏死在兴安元年十一月甲申（452年12月6日），十八天后的王寅（452年12月24日）追尊为恭皇后。]。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辅政诸臣的目标是抵制皇太后（文成帝即位时不存在这种情况）。把皇帝生母拉进这个角斗场，至少可以部分地打破皇太后主张自己制度性权力的可能。这一点，在宣武帝病死的那个夜晚，崔光和于忠就已经想到了。所以，他们为了哄骗高肇乖乖入城，就在高肇抵达洛阳西郊那天，尊高英为皇太后。

高肇死后，辅政诸臣立即整顿高层人事，重分蛋糕。据《魏书·肃宗纪》，二月癸未（515年3月10日），就是高肇死后第三天，按照资历拜命新的三公：高阳王元雍以太傅领太尉，班位最高，其次是清河王元怿任高肇腾出来的司徒，广平王元怀任元怿腾出来的司空。当然，接下来其他职务都有一番大调整。半个月后，大概权力分配和政治斗争战利品的分配告一段落，己亥（515年3月26日），“尊胡充华为皇太妃”。也许出于早已协商好的安排，胡氏尊为皇太妃五天后，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彻底被排斥到权力场以外。高英出家为尼，法号慈义，墓志和《北史》都说她出家之地在瑶光寺。这里说“徙御金墉”，是指出家后她被移出北宫，先到了金墉城。出于安全考虑，执政者会先控制她一段时间，不知这段时间有多长，总之她后来进了瑶光寺。

铲除高氏之初，辅政大臣名义上以高阳王元雍为首，形式上是元雍与于忠二人分司内外的共治，其实是于忠大权独揽。元雍能力有限，自孝文帝至宣武帝都看不上他。《魏书·献文六王传》之《高阳王雍传》说他“识怀短浅，又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真正掌权的是于忠。《魏书·于忠传》：“忠既居门下（侍中），又总禁卫（领军），遂秉朝政，权倾一时。”手上握有禁军，同时又掌握了百官表奏的最终处理权和皇帝诏敕的颁发权，自然“权倾一时”。

《高阳王雍传》载元雍上表回忆于忠擅权时期，“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意思是诏书都由门下省发出，而于忠作为门下省第一号人物，实际上成了诏书的来源。他还说于忠以禁军统帅职务，阻断了小皇帝与辅政诸臣的联系，身为朝宰的元雍却见不到皇帝，“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内外，朝谒简绝”。正是因此，于忠掌握了最重要的人事任命权，用元雍的话说，就是“令仆卿相，任情进黜，迁官授职，多不经旬，斥退贤良，专纳心腹，威振百僚，势倾朝野”。

这样就引发了元雍所代表的外朝与于忠所控制的内朝之间的斗争。

于忠虽然握有实权，但班位还不算高。他对元雍说，宣武帝生前同意过给他“优转”，就是提高级别。《魏书·于忠传》：“（元）雍惮忠威权，便顺其意，加忠车骑大将军。”于忠过去只是二品上，现在提高到一品下，而且在一品下的官职中车骑大将军的位次排在仪同三司之前，可谓大大优转。满足这一点之后，于忠又表示自己在宣武帝去世后，“有安社稷之功”，明示暗示希望在爵位方面有点奖励，其实就是希望封公。封公的事要由三公提出来，当时的三公元雍、元怿和元怀不好驳他的面子（“难违其意”），“议封忠常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于忠不太好意思一个人得这么大的好处（“难于独受”），又让人提出“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

《魏书·郭祚传》：“领军于忠恃宠骄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郭）祚心恶之，乃遣子太尉从事中郎景尚说高阳王雍，令出忠为州。”郭祚是尚书左仆射，曾做过太子少师，算是孝明帝的“师傅”，属于资历和名望都非常高的重臣。他认为应该警惕权力膨胀的于忠，于是派自己的儿子郭景尚去见元雍，建议把于忠调离洛阳，外出担任州刺史，这就意味着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两个关键职务。同有此心的还有度支尚书裴植和都水使者韦儁，当然他们也代表一个不小的势力。元雍可能被他们说服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却被耳目广布的于忠抢先下了手。《魏书·于忠传》：

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以忠权势日盛，劝雍出忠。忠闻之，逼有司诬奏其罪。郭祚有师傅旧恩，裴植拥地入国，忠并矫诏杀之。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王公已下，畏之累迹。又欲杀高阳王雍，侍中崔光固执，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还第。自此之后，诏命生杀，皆出于忠。

前面说过，于忠跟宣武帝说“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帝也承认他文化不高。那么，他怎么能熟练地应付朝堂上这些需要一点复杂技术的政治斗争？《北史·魏诸宗室传》之《常山王遵传》记拓跋遵的后人元昭在宣武帝死时，以黄门郎在禁中值班，发挥过重要作用，之后“曲事”于忠，“忠专权擅威，枉陷忠良，多昭所指导也”。于忠的另一个军师是名臣李崇的长子李世哲。《魏书·李崇传》说李世哲在高肇、刘腾当权时跟他们“亲善”，因善于钻营，世号“李锥”。《魏书·于忠传》说于忠当权，李世哲找关系靠近他，“遂被赏爱，引为腹心，忠擅权昧进，为崇训之由，皆世哲计也”。原来于忠有元昭、李世哲这样的人在背后出谋划策。既然元昭以及其他谋士能指导于忠“枉陷忠良”，自然也会指导他谨慎面对“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的局面。

一方面杀害形象好名望高的郭祚、裴植等人，另一方面还把宗室中“属尊望重”排名第一的高阳王元雍赶出朝廷，朝中已无人可以制衡于忠，这也意味着他突然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就是《魏书·于忠传》传末史论所说的:“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门族?其不诛灭，抑天幸也。”]。《魏书·于忠传》：“于氏自曾祖四世贵盛，一皇后，四赠三公，领军、尚书令，三开国公。”这种荣耀到于忠达到巅峰，但巅峰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可能出于元昭等人的策划，于忠明白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才能稍稍闪避朝野的怒视和狐疑，而皇太妃胡氏再一次成为他的方便工具。

据《魏书·肃宗纪》，于忠发出诏书诛杀郭祚、裴植等，逼迫元雍解除官职“以王还第”，发生在延昌四年八月乙亥（515年8月29日）。第二天，即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于忠就采取行动，“尊皇太妃为皇太后”。之前，杀高肇的权臣于忠、元雍、崔光等，为自身长远安全而逼迫高英出家。现在于忠排挤了辅政朝宰元雍，杀害尚书省高级官员多人，当必须向朝野表明自己全无危及皇权的野心时，又不得不抬出胡氏来填补高英的位置。他相信，以他在宣武帝死后从高英手下救过胡氏的大功，胡氏对他只有感激，全无威胁。

然而，也许他始料未及的是，胡太后远比高太后更有性格、更有能力。《北史·后妃传》：“（胡）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经历了内宫十余年的艰难磨砺，她已从一个天真少女成长为颇有见识的成熟女性。高英出家，虽然获利最大的是胡氏，但这并不是她主动操作的。她那时初得解放，连亲生儿子都还没见到，自然没有能力排挤高太后。被尊为皇太后固然是她的一大梦想（或者是她过去都不敢梦想的），可是同样，这也不是她自己可以争取的，而是于忠和元雍争权、朝中政局发展的结果。如果于忠和元雍（及二人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不生嫌隙，或至少维持某种平衡，那么胡氏可能会一直枯坐别宫，短时间内连儿子都见不到。从少年入宫到现在，她一直是被动的，逆来顺受，任凭命运摆布。不过，从被尊为皇太后开始，她终于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因为她知道如何利用制度赋予的自由空间，来为自己争利益。

胡太后要争的第一个利益，是和自己的儿子团聚。据《肃宗纪》，胡氏被尊为皇太后在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十二天之后的八月戊子（515年9月11日），“帝朝皇太后于宣光殿”。宣光殿是后妃所住的北宫的正殿，孝明帝从中宫的显阳殿经永巷门来到北宫，在宣光殿见到自己的母亲，对孝明帝来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自从五年半以前分娩成功，母子立即被分离，那时胡氏可能都没有机会，或没有力气认真看一眼孩子。重聚之时，按照那时的算法，孝明帝已经六岁半，可以说是七岁了。虽然史书不载，可以想象二人必是涕泪涟涟。

胡太后既然与儿子相聚，自然不会放他离开，从此母子要同吃同住了。这样，于忠与皇帝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新屏障。尽管于忠作为侍中仍然出纳王言，但王言的具体内容却不再完全由他说了算，而要经过胡太后这一关。同日发布诏书，大赦天下，以庆贺皇帝与皇太后重聚。第二天（9月12日），颁布诏书，调整元雍去职之后的三公，元怿代替元雍以太傅领太尉，元怀以太保领司徒，元澄从尚书令升为司空。再过一天（9月13日），于忠得到元澄腾出的尚书令。据《魏书·于忠传》，于忠这一次新得到的职务是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同时“侍中、领军如故”。尚书令已是朝官之最，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也许在于忠看来这还只是正常升迁，而得到崇训卫尉一职就很不寻常了。胡太后在北宫住在崇训宫，她肯给于忠加崇训卫尉，是显示把自己的安全防卫完全交到他手里，显示了极大的宠信。

胡太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智慧，她对于忠的宠信是一种交换，要交换的是于忠支持她临朝称制。据《魏书·肃宗纪》，八月壬辰（515年9月15日），“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临朝称制，就是制度性的皇太后代替皇帝行使皇权。称制，是代表皇帝说话，特殊情况下大臣也可以称制。但在制度意义上，临朝称制的几乎只能是皇太后。看不惯或敌视于忠的内外朝官，当然希望以太后临朝称制来制约或削弱于忠的威权，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大臣附和这一提案。但是，如果于忠坚决反对，他也一定能找到办法阻止这一提案得到批准。只不过，胡太后刚刚向他表达了无比的亲近姿态，显然听政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他有什么必要去冒险抵制呢？这大概是于忠那时的基本心态。

不知是不是于忠犹豫不决，或宫廷内外另有势力需要协调协商，具体情况已无从了解，但看起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过了十三天才有结论。《魏书·肃宗纪》：“九月乙巳（515年9月28日），皇太后亲览万机。”这是胡太后在北魏政治史上崛起的时刻。今后许多年里，北魏政治的许多发展，至少在表面上，就要以她为中心了。跟以前相比，女主听政的最大不同，是太后要真正与百官见面，听他们汇报政务，当场作出决定。这是朝官都在场、都见证的，辅政权臣没有办法在中间制造一个可由自己控制的间隔。只要太后和皇帝在一起（这是太后临朝听政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人能够以皇帝的名义反对太后。太后的意志以诏敕的形式下达，胆敢违抗者就是与北魏国家机器对抗。

在冯太后于太和十年（486）结束听政之后，整整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再次出现了女主听政。

胡太后听政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于忠从权力中心赶出去。在朝廷，宣武帝的几个弟弟，特别是清河王元怿，可能会是太后的重要智囊。在内宫，曾救过她性命的宦官刘腾也会给她出主意。因此，胡太后对付于忠显得非常讲策略，是分阶段、分步骤的。第一步，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职务，特别是后者，剥夺其军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魏书·于忠传》：“灵太后临朝，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尚书令，加侍中。”解除了这些内朝职务之后，又给他“加侍中”，显然是为了宽慰他，可是加侍中不是侍中正员，且很可能只是一个名义，不能如正牌侍中一样在禁中上班。另外一个宽慰于忠的措施，是拜于忠的夫人元氏为女侍中，赐号范阳郡君。这位元夫人比于忠有文化，史称“微解诗书”。这可能发生在十月至十一月间。

当然，被解除了那么多职务之后，于忠还是尚书令，是行政执行机构尚书省的首脑，号称端右，是非常显要的。又过了十来天，才进入第二步。太后在崇训宫见门下省的侍官（侍中、黄门郎等），问道：“（于）忠在端右，声听何如？”众人都回答：“不称厥位。”于是下诏，外派于忠去担任冀州刺史。这个过程中，于忠基本上没有抵抗的机会，有的只是担心情况会更糟。好在胡太后念他救命有功，虽然后来元雍、元匡等请求加以重罪，太后都替他遮挡了，算是“软着陆”，后来竟得善终。

此后四年，都是胡太后临朝称制。

这四年间，与我们所关注的老尼慈庆相关的，主要是一些人物的死亡。对于这样一个上了年岁的人，她听到的消息中最能引发她关切的，总是那些在她生命中出现过、重要过的人的死亡。首先是胡太后的姑母比丘尼僧芝的去世。据僧芝墓志，僧芝在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516年3月7日）夜分，“终于乐安公主寺”，享年七十五岁。她总算看到了侄女荣耀时光的到来，侄女对她的报答只能是隆重安葬。但似乎下葬很快，墓志说“其月廿四日辛卯迁窆于洛阳北芒山之阳”。照说胡太后会参加丧礼，但也许只是其中某一个环节。慈庆也一定会前去吊丧。慈庆可能早在平城宫时就认识僧芝，后来在洛阳宫出家后一定与她联系更多。考虑到慈庆年事已高，未必能去送葬，另外我们知道的一些人物，比如一年前出家的宣武帝皇后高英（现在是比丘尼慈义），一定会去参加。还有孝文帝的废皇后小冯，以及王肃的前夫人谢氏，如果她们这时都还健在，也一定会参加，因为她们都是僧芝的弟子。

一年多以后，熙平二年三月丁亥（517年5月2日），广平王元怀病逝。元怀是慈庆抚育过的，应该一直都有一些联系。如果慈庆参加元怀的葬礼，她应有机会见到高猛和他妻子长乐公主元瑛。元瑛对慈庆，应该也有她哥哥宣武帝那种感情。如果高英也来吊丧，慈庆跟她当然毫不陌生。相见说起往事，必有万千感慨。

再过一年半，高英也去世了。

于忠等辅政大臣在延昌四年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逼迫皇太后高英“出俗为尼”，一开始“徙御金墉”，后来进入瑶光寺。据僧芝墓志，高英出家后拜僧芝为师。高英墓志说她“帝崩，志愿道门，出俗为尼”。《北史·后妃传》：“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高英出家后，她的女儿建德公主就由胡太后抚养。《魏书·皇后传》：“建德公主始五六岁，灵太后恒置左右，抚爱之。”高英年纪轻轻（出家时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死时不到二十九岁），突然暴死，是胡太后安排的。

《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九月）戊申（518年11月14日），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高英墓志：“以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518年11月12日）薨于寺。”墓志记高英死日比《魏书》早两天，但两者都说她死于瑶光寺。其实高英死在自己母亲家里。高英的父亲高偃死于太和十年，母亲王氏辛苦带大了几个孩子。高英拜皇后的第二年，王氏被封为武邑郡君。据《魏书·皇后传》，那段时间（应该不是一天而已），高英离开瑶光寺回娘家看望母亲。偏偏这一天“天文有变”，出现了不利于后宫之主的天象。什么天象呢？《魏书·天象志》：“闰月戊午，月犯轩辕，又女主之谪。”《天象志》的这一部分不是魏收书原文，可能是用唐人书补的，时间错误很多。神龟元年闰月在七月[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73页。]，但闰七月没有戊午日。随后的小字注占文也问题多多：“月犯轩辕，女主忧之。其后皇太后高尼崩于瑶光寺。……胡太后害高氏以厌天变，乃以后礼葬之。”概而言之，所谓“天文有变”就是月犯轩辕，占曰“女主之谪”。照说这种祸事会应在胡太后身上，她当然要想办法转移给别人。于是她想到了前皇太后高英、现在的比丘尼慈义。《北史·后妃传》：“灵太后欲以当祸，是夜暴崩，天下冤之。”

按胡太后的指令，高英在母亲家里被杀害，然后“丧还瑶光佛寺，殡葬皆以尼礼”。根据高英墓志，主持和参与丧事的是“弟子法王等一百人”。这里说的“弟子”，可能并不是高英/慈义的弟子，而是“佛弟子”的省称，指瑶光寺与高英有关联的比丘尼，当然她们中一定有不少本是宫女，是在高英出家时随她成为比丘尼的。高英下葬时间在十月丁卯（518年12月3日）。据《魏书·礼志》，当皇帝（其实是胡太后）问如何安排葬礼时，朝臣建议“内外群官，权改常服，单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讫而除。止在京师，更不宣下”。既不是正常的比丘尼葬礼，也不是皇太后葬礼，算是某种折中之后的简化。

前往北邙山送葬的一定有高猛夫妇。那时高家在世的人尽管还有一些，不过都成了明日黄花，只有高猛的妻子长乐公主元瑛以宣武帝同母妹的身份，尚能得胡太后礼待，仍然活跃在宫廷内外。老尼慈庆是否会去吊丧、送葬，已无从猜测。

接下来，是一个慈庆必定会参加的丧葬仪式，不过并非新丧，而是改葬。胡太后对一个早在二十三年前就已去世并安葬的人，举行隆重的改葬，这个人就是宣武帝的生母、孝明帝的祖亲高照容。《魏书·肃宗纪》：“是月（神龟二年正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高照容墓志残存文字也提到改葬时间在神龟二年（519），只可惜接下来的月日已严重残泐[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86—87页。]。有证据显示，至迟在前一年高英下葬后不久，胡太后就考虑要给高照容重新安葬。比如，《魏书·礼志》记神龟元年十一月尚书省祠部曹预备改葬事，就与典礼相关的皇帝、皇太后和群臣服制，发符给国子学士要求给出意见，崔光因兼国子祭酒，最后代表众学士上报他们讨论的结果。高英死后，殡葬皆以尼礼，不得配飨世宗，那么将来胡太后死后，是不是可以配飨呢？这次改葬高照荣，就是为将来做准备。

《北史·后妃传》：“（文昭皇）后先葬在长陵东南，陵制卑局。”高照容以普通妃嫔身份，陪葬于孝文帝的长陵陵园，时在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健在，大冯当道，当然不会隆重其事，所以坟墓规模较小，所谓“陵制卑局”。宣武帝亲政后，追尊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但并没有改葬，只是在原来封土之上扩大规模，增大了封丘，所谓“因就起山陵，号终宁陵，置邑户五百家”，做了表面功夫，实未涉及封土之下的墓室棺椁。

据《北史·后妃传》，到神龟二年正月，在胡太后主持下，“更上尊号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文昭”。据《魏书·皇后传》，这句话实际出自孝明帝的诏书：“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庙定号，促令迁奉，自终及始，太后当主，可更上尊号，称太皇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姑妇之礼”，是指胡太后与高照容之间的婆媳关系，因胡太后在这次改葬大典中要自为丧主，所以须正其礼。可是，什么是汉晋之典呢？

孝明帝诏书还提到“废吕尊薄，礼伸汉代”，指的是汉文帝生母薄姬故事。薄姬虽在汉文帝时尊为太后，死后未入刘邦长陵，而在文帝的霸陵附近独营一陵，且未得配飨高庙。东汉初，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元年十月甲申（56年11月15日），派司空冯鲂告祠高庙，称“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而“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于是，“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是为尊薄黜吕[《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83页]。光武帝“废吕尊薄”，显然是考虑为身后立规矩。这就是所谓汉典。所谓晋典，是指东晋的简文宣郑太后。郑太后是晋元帝称帝前所纳的妾，是简文帝的生母，虽然简文帝即位后并没有尊她为太后，而简文帝之子孝武帝却追尊祖母为简文太后[《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979—980页]。很显然，所引据的汉晋之典，都事关皇帝生母应该享有正宫地位。诏书倡言“废吕尊薄”，表面上取譬当今之抑黜大冯、尊崇高照容，实际上，是为将来胡太后自己终得配飨宣武帝，预做制度和理论的安排。

改葬高照容，就是在孝文帝长陵西北不远处（相距六十步），另挖墓穴，然后打开宣武帝时所增扩的终宁陵，向下挖了好几丈深，取出棺榇，移入新挖的陵兆。《北史·后妃传》：“迁灵榇于长陵兆内西北六十步。”因为极大地靠近了长陵，可以算是祔葬。然而，在终宁陵取棺榇时，棺上卧着一条大蛇：“初，开终宁陵数丈，于梓宫上获大蛇，长丈余，黑色，头有王字，蛰而不动，灵榇既迁，还置蛇旧处。”据此，移棺时必定先移开大蛇，棺榇迁入新陵之后，又将这条仍在冬眠状态、“蛰而不动”的大蛇，放回棺上。

这一盛大隆重的改葬仪式，自胡太后和孝明帝以下，内外百官、朝野僧俗，不知有多少人参加。高照容的儿女中现在只有长乐公主元瑛在世，她和丈夫高猛自然会参加。高家诸人一定也会参加。还有在高照容身边服务过的宫女宦官们，如宫内司杨氏，不用说也会参加，他们中就有老尼慈庆。当然，这一大典其实不是关于高照容的，高照容不过是文章的题目，文章的内容还是胡太后自己。胡太后“自为丧主”，在全部仪典中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只是，对于慈庆和长乐公主这样的老人、家人来说，她们大概多少会感激胡太后此举。无论如何，对于岁月未能弥平的伤害，这样的哀荣多少是个安慰。

这一年老尼慈庆八十一岁。至迟从孝明帝即位以来，她已隐入洛阳宫高墙华屋的暗影深处。只在很少的时刻，比如高照容改葬大典，我们知道她一定会出现，不过即使我们那时在场，也不大可能看得见她。一个团缩龙钟、昏眊重膇的老尼，在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之中，不过是一片若有若无的轻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