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尼慈庆七十五岁这一年，北魏最高层人事调整中发生了一个对后来政局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就是领军将军换人了。大概在永平元年（508）底或稍后，本来担任禁军副统帅左卫将军的元珍，对，就是那个亲自动手逼元勰饮下毒酒的元珍，升任领军将军。元珍墓志这样描述他的领军任命：“始荷腹心之任，受六师之重，掩虎旅于神扉，启御侮而肃警。”[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07—109页。]墓志接着说：“延昌二年，迁尚书左仆射。”从级别待遇上说，领军将军是二品上，尚书左仆射是从一品中，不只是升了，而且还跳了一级。但两个官职的权责差别很大。平时也许看不出领军将军这个职位的关键性，但到了最上层特别是皇权本身过渡或转移的关节点上，它就比几乎其他所有职位都更重要。元珍升为左仆射，领军将军由于忠接任。
于忠当然也是宣武帝最信任的武官之一。从推翻六辅体制到平定元禧叛乱，宣武帝依赖的都是领军将军于烈，而于烈之子于忠那时一直担任左右郎将、领直寝这样的御前侍卫军官，而且他一直是宣武帝与于烈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人。于忠本名今已不知，太和中孝文帝给他赐名登。宣武帝又给他赐名忠，对他说：“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贞固之诚，亦所以名实相副也。”于烈死后，于烈之弟、于皇后之父于劲继任领军将军，而于忠担任禁军高级将领中的武卫将军。同时于氏家族的多人都担任禁卫军官，可见于氏在禁军系统根基极深。
据《魏书·于忠传》，于忠曾与北海王元详关系紧张。元详甚至当面对他说：“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于忠怒怼道：“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杀。”虽然元详做手脚把于忠从禁中挤到外朝，但最后还是于忠看到了元详惨死。元详之死，史书多推给高肇，其实于氏只怕没少用力。正因为这样，后来元详之子元颢在南朝支持下称帝杀回洛阳后，虽然全力笼络朝野人物，却毫不客气地杀掉了于劲之子、位居尚书仆射的于晖。
领军将军一职从元珍转给于忠，对宣武帝来说差别不大，两人都长期在禁中担任禁卫军官，久经考验，完全信得过。可是对于高肇而言，局面就大大不同了。元珍与高肇交好，见《北史·魏诸宗室传》：“宣武时，（元珍）曲事高肇，遂为帝宠昵。”而于忠偏偏是高肇在朝廷上比较少见的、公开的对头，这种强烈的敌意，也许至迟开始于于皇后及其子元昌神秘死去之时。据《魏书·于忠传》，当于忠任河南尹时，“高肇忌其为人，密欲出之，乃言于世宗……于是出授安北将军、定州刺史”。于忠为河南尹时，还担任河南邑中正，最重要的工作是受命与元晖、元匡和元苌一起“推定代方姓族”。这四个人在元苌墓志里称为“铨量鲜卑姓族四大中正”，可能是正式名称，墓志模糊地记此事于“永平中”[元苌墓志，志题“魏故侍中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松滋成公元君墓志铭”，2002年出土于河南济源，现藏河南博物院。对墓志的介绍和研究，见刘莲香、蔡运章《北魏元苌墓志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2期;以及刘军《北魏元苌墓志补释探究》，《郑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对墓志所称“铨量鲜卑姓族四大中正”的研究，见凌文超《鲜卑四大中正与分定姓族》，《文史》2008年第2期。]。而《魏书·世宗纪》载永平二年（509）十二月有论定五等诸侯选式的诏书，事与“推定代方姓族”“铨量鲜卑姓族”虽不同却相关，看来这一年集中讨论过这类问题，故可推测于忠列名四大中正在永平二年。那么，高肇把他排挤出洛阳，应该也在这一年或稍后。
但皇子元诩出生后，宣武帝调整禁军人事，迫切需要把最可信赖的人放在禁军主要将官的位置上。《魏书·于忠传》记于忠出任定州刺史不久，宣武帝“既而悔之”，又把他调回来，“复授卫尉卿，领左卫将军、恒州大中正”。于忠以三卿领左卫将军（禁军副帅），堪称心膂有寄。不过定州刺史毕竟是一种荣授，所以宣武帝“密遣中使（宦官）”去见于忠，向他解释道：“自比股肱褫落，心膂无寄。方任虽重，比此为轻。故辍兹外任，委以内务。当勤夙无怠，称朕所寄也。”元诩立为皇太子，于忠“除都官尚书，加平南将军，领左卫、中正如故，又加散骑常侍”，这些职务中最要紧的还是左卫将军。
据《魏书·于忠传》，有一次于忠“侍宴”，宣武帝把自己随身带的“剑杖”赐给于忠，还端起酒杯向他敬酒，说道：“卿世秉贞节，故恒以禁卫相委。昔以卿行忠，赐名曰忠。今以卿才堪御侮，以所御剑杖相赐。循名取义，意在不轻。其出入周旋，恒以自防也。”到延昌二年（513），领军将军元珍升为尚书左仆射，于忠递补为领军将军，同时还任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各类事务，是非常显要的位置，但日常工作跟文书打交道比较多，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于忠觉得自己不适合，跟宣武帝说：“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意思是只做领军就可以了，不必做侍中。宣武帝回答：“当今学识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劳于下，我当无忧于上。”宣武帝的一大特点是念旧，看重老交情，十五年来他对于氏诸人的信任可谓历久弥新。
这就是宣武帝末年最重要的人事调整。从领军升至尚书左仆射的元珍，本来算是高肇在朝中的一大盟友，可他次年突然病死。元珍墓志：“春秋卌七，以延昌三年岁次甲午五月戊申朔廿二日己巳（514年6月29日）寝疾不豫，薨于笃恭里第。”于是，高肇在朝堂内外比较重要的盟友只剩下王显，因为王显担任御史中尉，可以弹劾百官，又深得皇帝信任，有相当的威慑力。
当然，只要宣武帝健在，高肇以司徒之重，帝舅之尊，掌握朝权长达十二三年之威，大概也不用担心什么。即使宣武帝出了什么意外，只要高肇及时控制住皇太子，即位后搬出皇太后高英来听政，也是皇权制度下常见的操作。这就要求他要么一直跟现任的皇帝在一起，要么能及时掌控未来的皇帝。可是到了延昌三年底，高肇被宣武帝委以统帅之任，率大军征蜀，远远离开了京师洛阳，也就远远离开了现在的皇帝和未来的皇帝。
据《魏书·世宗纪》：延昌三年十一月“辛亥（514年12月8日），诏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步骑十五万西伐”。两个月之后，征蜀大军的前锋部队刚刚抵达梁州（今甘肃陇南），还没来得及展开对萧梁益州的进攻，就传来了罢军回师的命令。据《北史·外戚传》，高肇和征蜀主要将领如元遥、甄琛等，接到以孝明帝名义写的书信，“称讳言以告凶问”，报告了宣武帝去世的噩耗。
对高肇来说，情况真是不可思议的糟糕。不过，毕竟他指挥着北魏最重要的军队，如果有心利用这支军队，还是可能扭转形势的。《魏书·任城王澄传》：“世宗夜崩，时事仓卒，高肇拥兵于外，肃宗冲幼，朝野不安。”可见洛阳朝廷对此也是有点担心的。然而高肇不是那种敢做大事的人，而且统军诸将各有朝中音信，不见得会听他的。《北史·外戚传》：“肇承变，非唯仰慕，亦忧身祸，朝夕悲泣，至于羸悴。”自己先吓得半死了。
《魏书·世宗纪》：“延昌四年春正月甲寅（515年2月9日），帝不豫，丁巳（2月12日），崩于式乾殿，时年三十三。”宣武帝和他父亲孝文帝一样死得早，可能都是因为长期食用过多的五石散之类的补药。代北时期拓跋君主对华夏文化的吸收，至少在早期阶段，一个重要表现是痴迷于天象占卜谶纬等与神秘主义相关的知识。随着时间推移，华夏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也会乐于尝试盛行于中古早期的食散进补等医学技术。孝文帝的早死，一定与食散有关。而宣武帝是不是也如其父一样痴迷食散，我们还不知道，只是一种可能。
无论宣武帝患了什么病，他于甲寅（2月9日）病倒，三天后（2月12日）的丁巳夜里去世，的确在洛阳宫造成了恐慌。据《魏书·恩倖传》，宣武帝的最后几天，身边主要是几个恩倖左右，特别是徐义恭，“世宗不豫，义恭昼夜扶侍，崩于怀中”。朝官最早知道消息的，应该只有在禁中值班的文武官员，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侍中兼领军于忠、侍中崔光、太子詹事王显、黄门郎元昭、太子中庶子裴延儁、中书舍人穆弼、大长秋卿（宫内宦官的最高长官）刘腾、右卫将军侯刚（皇家第一大厨，同时又谋到了一个禁军高级将领的职位）等，连皇后高英（因住在北宫，与中官相对隔绝）都不知道。相关记载集中见于《魏书·于忠传》和《魏书·礼志》，但《于忠传》在非常关键的地方有残缺，造成一定的模糊和混乱。
大位不可虚旷，所以这些官员在不能通知众朝臣的情况下，连夜完成了皇太子即位的典礼。据《魏书·礼志》，宣武帝驾崩，崔光、于忠、王显和侯刚“奉迎肃宗（皇太子元诩）于东宫”。《魏书·阉官传》：“世宗之崩，群官迎肃宗于东宫，（王）温于卧中起肃宗，与保母扶抱肃宗，入践帝位。”王温是东宫的大宦官（中给事中），他和“保母”一起扶抱着不到六岁的元诩，和前来迎接的众大臣一起前往禁中。不知道这些“保母”中，有没有七十七岁的老尼慈庆。
据《魏书·礼志》，一行人从永巷的东门万岁门进宫，直接进入中宫的显阳殿，大概在那里才告诉皇太子发生了什么，皇太子“哭踊久之”。崔光和于忠提出立即举行皇帝即位仪式，王显却提出等到第二天。崔光问他：“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王显说应该先报告皇后（“须奏中宫”），等皇后下达令书（皇帝所言为诏，皇后所言为令）。崔光说：“帝崩而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于是立即举行仪式。
皇帝即位有一套礼制，主持和参与仪式的官员是相对固定的，而现在这些官员都不在场，只好让在场的人临时兼任那些官职。崔光兼太尉，元昭兼侍中，王显兼吏部尚书，裴延儁兼吏部郎，穆弼兼谒者仆射。崔光让六岁的元诩停止哭泣，站在显阳殿的东头，于忠和元昭扶着他，面朝西方，哭了十几声就停住，换上皇太子的正服。然后是仪式的核心阶段：崔光（以及《礼志》漏记的王显，分别代表太尉和吏部尚书）“奉策进玺绶”，元诩跽跪受玺绶。接受了皇帝玺绶，就是皇帝了。之后起身，换上皇帝的衮冕服，从显阳殿向南经朱华门进入太极殿，来到太极前殿，向南而立（坐？）。陪侍皇帝的官员们，以崔光为首，从太极前殿的西阶下来，走到太极殿前的中庭，加入已经在那里列队的值班官员（应该还有禁卫军官和宦官），向北对着殿上的小皇帝，“稽首称万岁”。这样就算完成了即位仪式。元诩即位，后谥曰孝明，庙号肃宗。
然后，装殓宣武帝（大行皇帝），把棺材从式乾殿移到太极殿，以准备随后的吊丧典礼。此外，要连夜决定辅政人选。这时消息应已传至北宫，皇后高英已经知道了。按程序，由在场的两个门下省长官于忠和崔光向中宫（皇后高英）奏拟辅政者名单，中宫认可，即可发布诏书执行。
据《魏书·于忠传》，于忠一开始就决意撇开高肇，提出的人选是孝文帝诸弟中唯一在世的高阳王元雍。元雍当时的职务是太尉，位在司徒高肇之前。推出“属尊望重”的元雍，大概是为了防高英提出疑问。上奏提出请元雍入居太极殿西侧的西柏堂，在那里“省决庶政”。为什么要入居西柏堂呢？我猜可能是因为大行皇帝在太极殿，群臣吊丧要到太极殿前。另外他们还想到引入宣武帝时期一直不太得意的任城王元澄，请他担任尚书令，“总摄百揆”，目的大概是夺取高肇的日常行政权。
门下奏文送到高英手里，她哪里知道怎么办，自然是问日常最亲近的王显等人。王显和宦官孙伏连等“厉色不听”，坚决反对高英同意门下所奏，不予理睬。然后，就在这个关键的地方，《魏书·于忠传》出现了残缺，尽管也许缺字不多，却使我们无法推测发生了什么。紧接着，很可能是在王显等人的建议下，皇后（还不是皇太后）高英要求“侍中、黄门，但牒六辅姓字赍来”。显然，王显等人给高英出的主意是模仿宣武帝即位时的六辅制度，那样必定会包含高肇。宦官孙伏连替高英草拟的令书，宣布以高肇录尚书事，由王显和高猛担任侍中。这件令书发到于忠和崔光手里，当然是石沉大海一般。后来清河王元怿评价于忠这一夜的功绩，提到“拒违矫令”，就是指他拒绝执行皇后的这一令书。也许高英的令书起到相反的作用，那就是促使于忠决定立即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大约与此同时，高英就被（孙伏连，甚或加上王显）建议，启动子贵母死旧制，杀掉孝明帝的生母充华嫔胡氏。这种事交给内宫宦官大头目刘腾去执行，刘腾（肯定是犹豫之下）告诉了有禁军右卫将军身份的侯刚，侯刚立即报告禁军统帅于忠。于忠问崔光怎么办，崔光回答：“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理必万全，计之上者。”
可以说，正是因为高英想利用子贵母死旧制除掉胡氏，提醒了于忠和崔光，使他们骤然瞥见了一条劈开眼前困局的大路——除掉高肇，皇后（很快就会是皇太后）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必定留下将来的巨大祸患。现经高英提醒，他们看到，孝明帝的生母恰恰是制衡高英的最佳人选，那就再没有什么后患可言。这样，于忠就可以对宫廷内外的高氏势力痛下重手了。
首先要除掉王显。《魏书·术艺传》：“（王）显既蒙任遇，兼为法官，恃势使威，为时所疾。”说王显过去几年因卖力地纠察百官，得罪人很多。现在到了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除掉他也不会引起朝野议论。“朝宰（即于忠）托以侍疗无效，执之禁中，诏削爵位。”于忠要除掉王显，借口是王显作为第一御医对宣武帝之死负有责任，所以直接在禁中把他抓了起来，宣诏免官削爵。这里提到的诏书，一定不是高英批准的。说明于忠等人已撇开高英，不再遵守故有的程序。可以推测，这时高英身边为她卖力的宦官孙伏连等，也都被清除了，高英已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不再是一个威胁。
王显被捕后，连口喊冤，抓捕他的直阁（御前侍卫）“以刀镮撞其腋下，伤中吐血”。以刀镮撞击两胁，造成内脏损伤，表面却看不出来。卫士把王显押解到宫城以南、阊阖门外、铜驼街西的右卫将军府，那里是侯刚的地盘。王显到右卫将军府后“一宿死”，高肇在朝中最有力的盟友就这样不复存在了。
非常可能，以上这一切都发生在宣武帝驾崩的丁巳（2月12日）夜至戊午（2月13日）晨之间。
这个混乱却关键的夜晚过去之后，到第二天，诏告百官，大赦天下。第三天（己未，2月14日），派人前去追赶高肇等西征诸将，下令罢军回师。《魏书·肃宗纪》：“己未，征下西讨东防诸军。”到这一天才正式通知西征大军（以及派到东边配合西征以防萧梁的军队），显然是因为针对高氏势力的内外安排需要两天才基本停当。这些安排中，一个重要却不大为人注意的人事调整，是让元匡接任王显空出来的御史中尉职位。宣武帝中后期，朝臣中曾公开顶撞高肇并遭受迫害的，只有一个元匡。据《北史·景穆十二王传》所附《元匡传》，元匡“性耿介，有气节”。《魏书·景穆十二王传》附《元匡传》：“（元）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常无降下之色。”《北史》还有一段更形象的文字：
时宣武委政于高肇，宗室倾惮，唯匡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于听事，意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切谏。肇闻而恶之。后因与太常卿刘芳议争权量，遂与肇声色。
于是御史中尉王显弹奏元匡，有关部门“处匡死刑”，宣武帝则只是把他“降为光禄大夫”。元匡极有个性，所造的棺材对付高肇没有用上，存放在一所寺庙里，后来他跟任城王元澄对抗上了，又想把这棺材抬出来用。就是这么一个人，于忠和崔光要利用他和高肇的仇怨，把他紧急提拔为御史中尉，让他在肃清高氏势力方面发挥作用。当然，一个如此耿介强直的人，不会一心只当别人的棍棒，不会一直受派别集团的边界限制，最终也会回过头乱打一气。后来元匡把火力先后对准于忠和元澄，给他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当然这是后话。
己未这一天，还出现了于忠和崔光不曾料到的紧急事态。当他们安排辅政人事时，只想到用“属尊望重”的元雍来压倒高肇，却没有想到宣武帝的几个弟弟也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宣武帝的同母弟广平王元怀。对他来说，高肇也是舅舅，高英也是表妹，一起共事完全没有障碍。大概正是怀着这个念头，他在己未这一天入宫，把重要官员都叫过来，表示要哭临大行皇帝，还要见小皇帝。这么做，摆明了是要夺取辅政大权。《魏书·崔光传》：
帝崩后二日，广平王怀扶疾入临，以母弟之亲，径至太极西庑，哀恸禁内，呼侍中、黄门、领军、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诸人皆愕然相视，无敢抗对者。（崔）光独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初崩，太尉赵憙横剑当阶，推下亲王故事，辞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壮光理义有据。（元）怀声泪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还，频遣左右致谢。
宣武帝似乎很不待见自己这个同母弟，从没有让他进入权力中心。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如果于忠和崔光把他拉进辅政的核心圈子，他一定会保护高肇，那样整个局面就会大变。但要堵住元怀夺权之路，不能只靠崔光效法东汉赵憙“横剑当阶，推下亲王”，还得在人事格局上让元怀不好再争。《魏书·肃宗纪》：“庚申（2月15日），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决庶政，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己以听于二王。”这样就在形式上确定了元雍、元澄二王辅政的格局，二人的资历是其他宗王都比不上的，元怀自然不敢再争。这也决定了朝堂内外，再没有人为高肇说话。
接下来，洛阳上层都紧张地关注着西边的消息。虽然难知细节，以情理推，孝明帝“告凶问”的诏书从发出到抵达至少要十来天，“朝夕悲泣，至于羸悴”的高肇赶回洛阳，也需要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那就到了二月上旬。可想而知，洛阳朝廷对他每天的行程一定十分清楚，报告他行踪的人员一日多批地出入洛阳，络绎于道。二月庚辰（515年3月7日），高肇抵达洛阳西郊，驻马不进，宿于城西的瀍涧驿亭。而同一天，洛阳宫里举办隆重仪式，尊皇后高英为皇太后。两件事发生于同一天，一定不是巧合。洛阳宫上演这场戏，当然是做给高肇看的，目的是让高肇安心进城。
据《北史·外戚传》，高肇住进瀍涧驿亭后，家人前来相迎，恐怕也是执政者特意放出来转告有关皇太后的消息。心事重重的高肇不见家人，继续他的忐忑不安。次日一早（515年3月8日），高肇从驿亭出发，东入洛阳，“直至阙下，缞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高肇在宣武帝的梓宫（棺材）前大哭一场，行礼完毕，司礼官引导他往西，似乎是到太极殿西侧的西柏堂见高阳王元雍，见之前先到紧挨西柏堂的舍人省（中书舍人值班的地方）休息。
元雍和于忠早已安排十多名直寝壮士埋伏在舍人省内，其中有后来成为北魏后期著名将领的伊瓫生。司礼官引导高肇走过太极殿西庑，前往舍人省时，在一旁行丧守孝的众多王公贵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难免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其中就有曾和高肇发生过正面冲突的清河王元怿，以及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得罪高肇的任城王元澄。照说广平王元怀也应该在场，如果他在场，大概是会有点为舅舅感到难过的。高肇一踏入舍人省，“壮士搤而拉杀之”。然后辅政诸人“下诏暴其罪恶，称为自尽”。因暂时不愿牵扯太广，诏书特别强调“自余亲党，悉无追问”，只对高肇本人“削除职爵，葬以士礼”。一直等到黄昏时分，街上行人稀少之时，“乃于厕门出其尸归家”。
据《北史》，高肇的败亡在出征时已见其兆。从洛阳出发前，他跟西征诸将二十多人一起，进入皇宫，到太极殿东堂辞别宣武帝，“亲奉规略”。入宫时，高肇的坐骑留在太极殿宫院的西门神虎门外，这匹骏马突然“无故惊倒，转卧渠中”，极其狼狈地倒在门边的沟渠里，马背上的鞍具都折腾得破碎了。这一场景，当然足以引发“众咸怪异”。高肇辞别皇帝，出了神虎门，正待上马启程，却见到这番景象，“恶焉”。对事后诸葛亮们来说，这算是预言了三个月后高肇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