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十月二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作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作了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口头的承诺。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①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②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出访苏联，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就着手进行访苏的具体准备工作。十一月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③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④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⑤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⑥这样，毛泽东的首次访苏，就最后定下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⑦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任重而道远，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毛泽东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⑧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当晚六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
会见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六时整，门厅敞开。斯大林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同斯大林热烈握手。两人互相问候致意。斯大林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他对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然后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中苏条约问题。他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毛泽东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斯大林说：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自旅顺口撤退，那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的资本。
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斯大林担心，修改中苏条约，会牵动雅尔塔协定，从而影响到改变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对于斯大林的上述说明，毛泽东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正像不应急于从旅顺口撤军那样。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下去。毛泽东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他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贷款问题，在刘少奇访苏时就已经说定，所以谈得很顺利。三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大，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的意见确定的。⑨
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一九五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答应了。⑩
①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抄件，1949年11月8日。
②王宪举：《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苏建交经过详情》，见1999年9月8日《光明日报》。
③柯瓦略夫，即柯瓦廖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总负责人。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电，手稿，1949年11月9日。
⑤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毛泽东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9年11月25日。
⑧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在1950年1月3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⑩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晤和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致电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一）我们一行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十时谒见斯大林大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科①二人当翻译。（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订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签订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②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十二月二十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次日凌晨一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今日（应为昨日。——引者注）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③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情况，以及中苏双方所持立场，概如以上所述。这次会谈，已经涉及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④
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柯瓦廖夫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很快交给斯大林。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⑤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各国代表团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下来，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
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于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泽东⑥再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⑦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十年以后，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⑧
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十二月三十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⑨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⑩
①现译名为费德林。
②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③刘少奇起草的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的电报，手稿，1949年12月21日。
④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⑤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49年12月25日。
⑥毛泽东在1944年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曾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⑦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⑧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14日至16日。
⑨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1963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