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发表了《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的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⑧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⑨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批驳的言词也愈加尖锐，用毛泽东的话说：“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⑩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55、656页。
③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④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663页。
⑤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七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
⑦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二十六国，除了上述十七国以外，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⑧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页。
⑩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毛泽东还把赫鲁晓夫比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洪太尉，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①
果然，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②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据吴冷西回忆说，毛泽东谈了四点意见。第一是关于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第二是关于准备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第三是关于推迟发表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少奇同志建议推迟发表复信，这个建议好，因为情况变化了，要改写后才能发。到时候，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信件，全部公开发表。第四是关于继续写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问题。《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③
随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贺电稿搞出一长一短两个方案，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长的比较满意，作了修改，并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④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署名的贺电。毛泽东特地嘱咐，这个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以及《真理报》在发表这些文件时配发的反华社论，并加写了按语，申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⑤”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⑥”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⑦”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会议期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⑧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毛泽东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九评》。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⑨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中共中央是六月二十日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提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九评》再说。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九评”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腾出手来修改复信稿，到七月二十五日，进行了多次修改。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正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其中一段，描绘了赫鲁晓夫等人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处境。话是这样写的：“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⑩”
这个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②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45-747页。
④毛泽东对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电报稿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14日。
⑤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⑦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⑧《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页。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81页。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25日。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孤注一掷，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这一情况，毛泽东预先是估计到了。在接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的一篇讲话时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①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十二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③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严重的情况，早已远远超出了两党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教训极为深刻。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到：“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②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③米高扬在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记录，1964年11月9日。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12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