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霏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们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厂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六月一日”①（①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6月1日。）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执笔，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的批注，手稿，1966年8月5日。）谁是“应该坚决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实行领导，他们的话也没有多少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②（②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1966年6月18日。）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
对各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有所思》的七律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①（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7页。）
他在不久后还说到：“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六月十日，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③（③王任重日记，1966年6月11日。）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①（①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②（②《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1页。）
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①（①《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5页。）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三十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答复他们提出的在七月一日发表他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那篇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
“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66年6月30日。）
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话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①(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这封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中对应该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在六月一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他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所说的“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因此，他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
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作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他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七月十六日，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那天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①(①王任重日记，1966年7月16日。)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他已经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他的想法，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截然不同。他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应该不应该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原是刘少奇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为了控制学校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派的，最初也曾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说：“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①(①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6年6月12日。)到毛泽东回到北京时，学校里已形成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组织，相互对立得很厉害。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毛泽东接连找人谈话，第一次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二次各大区第一书记来开会的也参加了。在第一天，当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 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 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①(①毛
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谈话记录，1966年7月24日。)第二天，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他说：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
“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大区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会后，将这次会议的录音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八月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当时宣布会议时间为五天。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他又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指责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①(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年8月1日。)
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信中说：你们的大字报(指他们贴出的三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①(①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
从第二天起，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会期也延长了。八月四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他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这时，会议的空气已十分紧张。
第二天，毛泽东就写下了一篇使人更加震惊的文字：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②(②见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
随后，毛泽东给这篇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八月七日印发中央全会。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立刻改变了原有的议题和日程。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这主要是指刘少奇。它最后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还有他在八月八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可以看出，毛泽东写出这篇文字，并不只是从“五十多天里”的“工作组”问题上引起来，而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中央领导层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结果。
这张“大字报”一写，并且印发中央全会，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选是林彪。他作这样的选择，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比他小十四岁，比刘少奇、周恩来也小九岁)；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开幕时，林彪正在大连养病，会前曾打电报来请假。毛泽东通知林要来京参加会议，林彪是在八月六日中途到会的。同日，也就是毛写这张“大字报”的第二天和把它印发全会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全会的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被列为第二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此外，还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还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强调当前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并要求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同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继续加温，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先提出：要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看来，毛泽东这时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告一段落，随后在此基础上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并巩固这次“大革命”的成果，继续前进。接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2日。)
接着，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决定，使中共中央从法定程序上确认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界限和组织措施。有如箭在弦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内乱的发生已经不可逆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