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毛泽东问起十月十七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①

　　同一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②”毛泽东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太清，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③”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④”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⑤”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这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但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四日，仍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了四次泳。到十二月五日，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勉强，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气，使陈长江感到震惊。^⑥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十二月十七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结束后，又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⑦

　　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所说“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说出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表明他认可这个看法。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但到他感觉到邓小平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这仍然反映出他内心的剧烈矛盾。

　　十二月下旬，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纪登奎回忆道：“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在三0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他还交代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⑧”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周恩来强撑着重病之身，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二十四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当周恩来讲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⑨”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鉴于江青等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周：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他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问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⑩

　　①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12日。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12日。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④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20日。

　　⑤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4年11月。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3、227、228页。

　　⑦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

　　⑧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4日。

　　⑩周恩来起草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引者注），两本。我也是啊。^①”谈话到此结束。

　　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讲，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江青在第二天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引者注），暇时可以一阅。^③”

　　毛泽东的谈话，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看到客厅里发生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笑笑，没有说话。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④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在长沙的近四个月中，毛泽东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尽管他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中已表示，从明年（一九七五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但第二年元旦后，毛泽东仍见了两批外国客人。同在武汉时一样，陪他会见外宾的中方领导人仍是邓小平（四次）、李先念（两次）等，“四人帮”的成员连一次都没有在这种场合出现。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这位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不少是他所喜爱的传统剧目。看过被江青一伙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园丁之歌》后，他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一九七四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在即。鉴于“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扩建江青所说的“第二武装”、煽动派性斗争，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时，湖南的造反派也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出现的动乱因素。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没有，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⑤”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⑥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⑦”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⑨二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对这个结果，“四人帮”感到格外沮丧。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她还要王、唐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唐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⑩”

　　这年一月下旬，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飞往长沙。毛泽东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⑾”江青一无所获而归。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这天早晨，他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①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7日。

　　②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2月30日。

　　③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月4日。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1974年12月26日。

　　⑤唐闻生、王海容所写的书面材料，1974年3月14日。

　　⑥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1月10日。

　　⑦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

　　⑧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页。

　　⑨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2月1日。

　　⑩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据王、唐写的追记材料（1976年10月17日）。

　　⑾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