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⑦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的问题，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⑧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⑨”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⑩

　　①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6月24日。

　　③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④《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⑤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⑧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

　　⑨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

　　⑩197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①

　　关于贺龙，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对张春桥讲过：“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引者注），贺把他杀了。”并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事后，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更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②一九七四年九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③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的努力下，终于排除江青等的干扰，起草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文件稿。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列举林彪一伙蓄意捏造罪状诬陷贺龙的事实后，《通知》宣布：“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虽然《通知》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澄清了基本事实，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罪名”。^④

　　上海是“全面夺权”开始的地方。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这时仍在“隔离审查”中。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陈丕显的来信上批道：“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⑤

　　毛泽东还通过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⑥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⑦二十九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另加上“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等。^⑧

　　九月三十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用热烈掌声欢迎周恩来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

　　国庆节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⑨”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江青等人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事情很清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⑩

　　①《传达毛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8月18日印。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32页。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④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宣布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撤销1974年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⑤毛泽东在陈丕显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4年9月17日。

　　⑥国民党元老人士，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反动统治，1949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年9月来大陆参观访问。

　　⑦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⑧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⑨王洪文给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圈阅的原件，1974年10月4日。

　　⑩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页。

　　江青等还力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十月六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对江青所提“方案”始终不作任何表态。在纠缠了整整两小时后，江青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一到住地，她就向王洪文“声明”要“保留提名观点”。她还称：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①

　　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②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

　　从武汉到长沙有三百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秋风万里芙蓉国”。十月的长沙，正处于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住在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宾馆九所。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毛泽东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

　　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十月十二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③很明显，不过是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

　　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词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④

　　十八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⑤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⑥王洪文在信中说“我们几个同志商量”，并附江青的三个材料，又说“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听王洪文讲完后，他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⑦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特别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⑧

　　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⑨”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十月二十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⑩”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⑾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⑿

　　①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20页。

　　②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语，1974年10月14日、26日。

　　④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94页。

　　⑤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0月18日。

　　⑥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9、120页。

　　⑦据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提供的证言（节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4、95页。

　　⑧毛泽东口述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传达记录，1974年10月20日。

　　⑨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4年11月6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汇报信的批示，手稿，1974年11月6日。

　　⑿毛泽东同李先念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