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学习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丢面子的事。有一次，他读书读到深夜，由于被子离油灯太近，就引发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为他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就到这位同学家里劝说他的父母放弃这种安排，不用说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
毛泽东还喜欢和友人一起游览山河、谈诗论文，有时也要联联句作作诗。1914年深秋的一天傍晚，他和萧瑜也就是萧子升一起到湘江畔散步，共同欣赏黄昏时分的风景。萧瑜突然来了诗兴，首先吟道：
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 云流千里远，
毛泽东也不甘落后，随口吟出：
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萧瑜接吟：
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
毛泽东就来了一个结束语：
高阁倚佳人。
在1915年春节前夕，第一师范放寒假了，毛泽东这才回到了故乡韶山。一天傍晚，他满面笑容地问菊妹子：
“你认得字吗？”
这个叫菊妹子的小姑娘，是母亲收养的一个干女儿。菊妹子摇摇头，不解地说：
“三哥，大家都讲，女人家读书有啥子用？”
“那你取了大名没有？”毛泽东又问。菊妹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毛泽东思索了一会儿，在桌子上写下了“毛泽建”3个字，说：
“菊妹子，今后，你就叫‘毛泽建’吧！”
菊妹子瞪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三哥。
“‘毛’是我们的姓，‘泽’是排辈，‘建’是你的名，是设立和建筑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着，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可要为穷苦人建功立业啊！”
“毛泽建，多好听的名字呀！”
菊妹子从心底里感激三哥为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可她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对三哥讲的道理似懂非懂，只是瞪大眼睛点了点头，然后兴冲冲地跑了出去，口里喊道：
“我有大名了，以后我就叫毛泽建了！”
这天夜里，毛泽建兴奋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毛泽建是毛泽东堂叔毛尉生的女儿，1905年10月出生于韶山冲东茅塘，比毛泽覃小将近一个月。因为她是在金风送爽菊花飘香的季节里降临人世的，所以父母就给她取了个“菊妹子”的乳名。毛尉生年轻时，因为劳累过度得了肺病，经常咳血；菊妹子的母亲毛陈氏也有眼疾，一家人的生活贫困不堪。后来毛尉生39岁就去世了。1912年韶山冲发大水，庄稼颗粒无收，毛陈氏只好带着仅有7岁的菊妹子和菊妹子的3个小弟弟，沿街乞讨。善良的文七妹看到他们一家如此艰辛，就把菊妹子从东茅塘接到上屋场，作为自己的女儿收养了。毛顺生和文七妹把菊妹子视作亲生一般，疼爱有加。毛泽东兄弟3人也把这个苦命的堂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
且说这天夜里，毛泽建心里一直在念着“毛泽建”三个字，还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模仿着三哥写的这3个字。第二天一早，毛泽东见了她，笑着问：
“菊妹子，你的名字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了，我叫毛泽建。”
“哦，不错。”
“三哥，我还会写了呢。”
菊妹子兴奋地说。
“是吗？那你写给我看看。”
毛泽东颇感意外，只见菊妹子拿起一个小木棍，在地上歪歪斜斜地写出了“毛泽建”3个字，居然是一字不差。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说：
“菊妹子真有出息，以后我们就叫你毛泽建了。”
1915年的春节很快就过去了，2月24日是正月十一日，毛泽东再次来到外婆家，看望了七舅父、八舅父，顺便归还了借文运昌表哥的书，这是他在手里放了整整5年已经读过无数遍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及其它书籍，因文运昌不在家，他便留下了一张“还书便条”：
咏昌先生：
书11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 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2本，信一封。
眼看就要开学了，毛泽东离开韶山又回到了湖南一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怀中先生倡导同事黎锦熙和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暲、陈昌、罗学瓒等人在自己的住处——浏正街李氏芋园——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他们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就在杨先生家中由两位先生轮流介绍和推荐读物，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心得和哲学，探讨人生哲理，纵论天下大势，畅谈相契政见，谋事今天，计虑将来，就这样，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杨怀中为核心的思想学术团体。这个研究小组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15年9月间。萧子暲曾经回忆说：
“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到听讲者很大的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每逢星期日，便相率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学生。”
杨怀中通过与这些学生的接触，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
1915年春，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廖廷璇和皮述莲结婚，毛泽东为他们撰写了一副贺联：
二月梅香清友；春风桃灼佳人。
“二月（农历）”、“春风”指廖廷璇、皮述莲结婚的时间，“梅”、“桃”分别形容他们的品貌，联语表达了对学友结成连理的赞美和祝愿。
1915年4月5日，毛泽东曾和杨怀中先生谈起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怀中问道：
“韶山，就是南岳72峰之一呀，距湘乡不远吧？”
毛泽东回答说：
“对，我的家离湘乡一山之隔，我外婆家就在湘乡。”
杨怀中微笑着说：
“难怪你的语音里带有湘乡口音。”
“是的。”
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又说：
“我们那里语言差别很大，当地有句俗话叫作：‘隔山不懂话，隔江难辨音’。”
这一天，杨怀中先生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毛生泽东，其言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2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黎锦熙先生也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萧子升、润之及焜甫至，讲读书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宏文书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毛泽东在学习上喜欢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划粥”的精神，“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年轻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毛泽东的宏大志向深深地感染着他周围的好友们，罗学瓒为此曾作诗一首，表明心志：
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光芒垂万丈，
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在5月9日下午6时之前的48小时内，答复他们早在1915年1月18日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原来在1915年5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就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个“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帝国主义趁袁世凯想当皇帝之机，向他抛出的诱饵，以解决中日“悬案”为名，提出的旨在独霸中国、灭亡中国的秘密条约。
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在5月9日答复中，除了“二十一条”第五号（7条）：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和九江、南昌间，南昌和杭州间，南昌和潮州间的筑路权，有在福建省内进行铁路、矿山等投资的优先权这些要求“容日后协商”外，其它的要求全部接受了。
袁世凯这一卖国的消息一经传到湖南，湖南一师的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他们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修正案，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目叫《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他在封面上写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他又在《明耻篇》卷首《感言》篇里批注道：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之倾，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他还在《明耻篇》那些文章和资料中的许多地方加了圈点和着重号，并作了批注，在不少地方写着：“此文作得好！”“说得痛快！”等等。
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袁世凯的皇帝梦也破产了。
且说5月23日，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怀中等人倡导并主持了一个为病逝学生召开的追悼会。这个学生就是易昌陶。
易昌陶又名易永畦，湖南衡阳人。他品学兼优，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和挚友，此前在3月份病逝于衡山县家中。
在这次追悼会上，杨怀中先生为易昌陶题写了一副挽联：
遗书箧满，铁笔痕留。积瘁损年华，深悲未遂平生志；
湖水长流，岳云依旧。英灵怀故国，没世宁灰壮士心。
毛泽东痛失交往密切的良友，又感到祖国命运艰难，生者责任重大，他悲痛交织，也提笔为好友写了一副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他还写了一首五言古风长诗，悼念亡友：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煞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腮。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的悲怆和惋惜跃然纸上，这挽联，这悼亡诗，无不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亡友的怀念和爱国之情，可谓是文理俱佳，真挚动人，令人垂泪，催人上进。
后来，这些挽联和挽诗均被收录在一师的《易君永畦追悼录》中。
从191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参与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杨怀中、徐特立等先生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反袁斗争。先生们一起写信，斥责了一位鼓吹帝制的教师，扫除了在校内宣传帝制的邪气。
后来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一方，混战连绵不断；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逆流。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民主与法制、尊孔与反孔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
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主要是依靠报刊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那里是他天天晚上都要去的地方，那里面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他在阅览室里全神贯注地翻阅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如果有人要找他，别人就会说：“可能在报纸阅览室里。”
同学们都喜欢听毛泽东讲一周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一时间，他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同学们经常议论纷纷，对一些问题也常常困惑不解，而毛泽东则看得清楚，而且能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萧子暲说：
“我也是天天看报，每次到阅览室，差不多都会遇见毛泽东也正在那里看报。有一个星期天，我在街上同他相遇。返校途中，我们边走边谈，他给我详细分析了奥国皇太子为什么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什么出兵；德俄、德法、德英为什么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乘机大发横财；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根有据。使我听了又钦佩，又惭愧。”
毛泽东除了在阅览室阅读以外，还要自己花钱买报刊杂志，他曾回忆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中国和世界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凡是不熟悉的地名，他就对着地图，找出位置；凡是重要的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总是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毛泽东常常把自己订的报纸中的重要资料，剪辑成册。他有时还在报纸的空白边上，写出报纸中提到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词，并写出英文。他说，这样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文，是一举三得。
且说毛泽东在不断接触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国内革命运动和救亡活动的同时，也因为一些小事惹出了麻烦。
1915年春期末，湖南省议会发布了一项公告：决定从下学期开始，师范类学校的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第一师范校长张干自然是忠于当局的，他对这一决定表示坚决拥护。张干的态度首先遭到了家境贫寒和那些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们的强烈反对。校园里纷纷传言，这个“增费”的决定是张干为了讨好当局向省议会提出的建议。于是，学生们纷纷罢课，在校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张干其人，原是数学教师，为人精明能干，言辞练达，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且善于与上司结交，不到30岁就当上了校长。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萧子暲看到同学们在布告栏里贴了不少传单，揭发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劣绩”。毛泽东说：
“子暲，我看这些传单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并非反对张干当我们的家长，而是反对张干当我们的校长。”
“依你之见呢？”
“要赶走这位校长，就要制造舆论，说他如何未将我们一师办好。走！到君子亭去。”
两人来到君子亭，毛泽东拿出纸和笔，不一会儿就草成了一份《驱张宣言》。萧子暲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张干自到我们一师任校长以来，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他连连称好。毛泽东说：
“马上派人进城去印，今晚一定要印好。”
第二天清晨，《驱张宣言》已经撒遍了一师校园，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驱除张干”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此事惊动了湖南省教育厅，很快就来了一名督学。督学让张干把学生们集中起来训话，他说：
“你们不要再胡闹了，立即给我复课！”
毛泽东让同学传递一个纸条给台上的督学。那督学接过纸条，见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请督学马上给我们答复！”督学这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好对付的，他怕事情再闹大，就换了一种口气说：
“诸位，这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还是上课吧，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督学走后，袁吉六与同事们评价毛泽东说：
“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
一位学监却向张干告密说，《驱张宣言》是毛泽东带头写的。张干大怒道：
“反了！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要开除老师这还是第一次。”
他下令彻查带头闹事的学生，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主要闹事者。身为学监和数学教员的王季范非常着急，他找到杨怀中、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符定一、王正枢等教员商量对策，又一同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们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对毛泽东等改为记大过处分。
此后，杨怀中辞去了一师的教学，整整一年没有到校上课。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一师的情况如何，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不仅以德报恩，而且也曾以德报怨。前面所说的那位在湖南一师要开除他学籍的校长张干，在新中国建立后亦被邀至京城，待以座上宾，便是一例。此事载于本传第六卷，诸君不可不读。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此乃人之常情，世之常理；而以德报怨者，在历朝历代几乎是不可多见的！这种流芳百代之举，自然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一类人物不屑为之的。那些曾经受教受惠于毛泽东却在毛泽东身后肆无忌惮地往老人家身上泼脏水的人，便属于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