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话说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的回信中写道；
“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君已病死。昌陶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此前，毛泽东得到了长沙高等师范的一封招生函件，得知该校设文史两种，而且是“重自习，不数上讲堂。”于是他便准备从一师退学，报考高等师范，所以他在这封信中就谈到了关于学习方面的认识和转校的想法：
“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其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
毛泽东十分赞赏康有为、梁启超的治学方法，他说：
“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源，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
这时候，眼看就要放暑假了，毛泽东因为手头拮据，就没有回韶山，住入李氏芋园，在杨怀中、黎锦熙等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自学。
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思索，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就需要更广泛地结交有志救国青年，联合更多的同志。
6月末的一天，毛泽东来到了校园后山的君子亭上。这是一座四柱八角琉璃瓦小凉亭，四边都设有坐凳。他坐在凳子上起草了一个约二三百字的《征友启事》，末尾借用《诗经》里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启事中还特别强调，要结交对救国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是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最后的署名以“毛泽东”3个字的繁体28画，署为“二十八画生”。
毛泽东回到住处，用蜡版刻好油印好，分装在各个信封里，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又写上“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尔后向长沙各主要学校都发了一份。
原来此时的陈昌已经从一师毕业了，被聘请在一师附属小学任教。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他那超凡的胆略和才华，使陈昌无限钦佩。他们二人志同道合，朝夕相处，交往甚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之毛泽东将这件事托付给这位密友。
且说毛泽东的《征友启事》一经贴出，还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应，一般人看了，都很难理解，认为“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有的人甚至还认为这种征友是不怀好意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姓马的女校长，就认为这个启事是在找女学生谈恋爱，她按照启事上写的通信处，找到了陈章甫，还找到了一师校长那里。陈昌和一师校长告诉她说，“二十八画生”的真实姓名叫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学生，马校长这才消除了疑虑。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这次征友活动，最初“只得到3个半人的响应。”在这3个半人中，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后来变成了极端反动分子，而那半个人则是李立三。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生于1896年，化名纵宇一郎。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1915年在长沙长郡联立中学读书。
据罗章龙回忆说：“1915年5月中旬（应为农历五月中，即公历6月底；毛泽东在这一年11月9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说是在‘夏假后’，即放暑假后；二者是相吻合的——笔者注）的一天，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然发现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词语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我将信寄出去3天后，果然得到了毛泽东的回信，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庄子》语——笔者注），愿趋前晤教云云。”
此后，罗章龙经浏阳籍学友陈昌、陈绍休（赞周）联络约定，邀同好友李立三在下一个星期日（当在7月4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与毛泽东见面，手持报纸为记。“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前往（罗章龙语——笔者注）。”
这一天，天气晴和。毛泽东和罗章龙、李立三、陈圣皋在图书馆见了面。
罗章龙回忆说：“上午9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气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乃其名字的笔画数。略谈数语后，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润之建议到院内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得院内，寂静无哗，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
李立三在谈话开始后不久没有发表意见就告辞了。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整整谈了3个小时，“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祖国，对于教育，均属茫然！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祖国、社会做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罗章龙语——笔者注）。”
这次谈话直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方止，临别时，毛泽东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他还叮嘱罗章龙，以后要常见面。
第二天，罗章龙和同学黄昆吾及一师的彭道良谈到了在图书馆与毛泽东会晤一事。
彭道良，字则厚，浏阳人，与张昆弟同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6班的学生。他听罢罗章龙绘声绘色的描述，笑道：
“昨日之事可称三奇会。”
罗章龙不解地问：
“何为三奇会？”
彭道良说：
“圣皋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
黄昆吾问起“毛奇”一名的缘由，彭道良从容解释说：
“我与二十八画生乃同学好友，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男子要为天下奇（此乃毛泽东引用宋代王庭珪送胡邦衡诗句——笔者注），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他毛奇。”
罗章龙以彭道良所言，又求证于他的同乡陈绍休（字赞周，亦陈圣皋之弟），陈绍休说：
“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他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
自此以后，罗章龙和毛泽东每到周末常常约定到天心阁相会，他们绕着旧垒城堞散步；或到城南书院、长郡中学、韩玄墓、杨怀中寓所晤谈；有时又相约去郊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猴子石、东南渡等处远足游览。每次晤面，二人多是检讨所思所学，析疑问难，究所未知。
且说1915年7月5日，杨怀中全家迁往湘江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来家里学习和讨论，他在家中专门辟了一间客房。
毛泽东在杨怀中搬家后，应数学老师王正枢之邀，来到他在长沙高正街19号的居所住了一个假期，给老师家添了不少麻烦。
从高正街19号可以直通长沙的古城墙，毛泽东时常带着王正枢的儿子王人路兄弟几人登城到天心阁观光游玩，他还曾为王家兄弟吟诵了不久前写的悼念学友易昌陶的诗，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并以此激励王氏兄弟。
毛泽东有时也到杨怀中家里看望先生，师生们在一起无所不谈，社会、政治、学术、理想、人生等等，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大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7月末，黎锦熙记载假期中他和毛泽东第8次接触的日记中写道：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黎锦熙所说的“章甫”就是陈昌。
在1915年8月底，黎锦熙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追记：从4月4日至8月29日，毛泽东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等。
这正是：群贤毕集在名苑，读书论道赴洞天。
胸有半壁见海日，开口便是三不谈。
再说在1915年8月间，萧子升从一师毕业后被聘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说：
“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
因此，他主张朋友间充分交换意见，“互质参观”，提倡说话，反对讳言，通过交流讨论取得“真知”、“真理”。在讨论中，既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又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他说：
“夫人之生所遭不齐，惟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不强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己轨以合人之型，以诚至公彻理之谈也。”
8月间，毛泽东还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抄录了他最近写的一篇名曰《自讼》的日记：
“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途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