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黎锦熙已经调到北京教育部任编纂处编纂员，毛泽东与先生仍时有书信往来。
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到了黎锦熙，他写道：
“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毛泽东在信中又说，黎锦熙在回信中批评他这种先古后新的次序是“先后倒置”，黎锦熙说：“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毛泽东还说，他认识到不能舍通识而专攻，乃“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但他仍然认为：“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杨怀中自己出钱订阅了几份《新青年》，除了自己阅读，还分赠给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等人。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向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一开始就认真地阅读它，并热心地宣传介绍它。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新青年》取代了《新民丛报》；陈独秀和胡适取代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还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谱名同庆，学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
“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示与人；有人善，虽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嘤鸣而求其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毛泽东也经常到楚怡学校萧子升处，通过萧子升认识了曾经先后两次同校同学而不相识的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杓子冲，成年后考中晚清最后一批秀才。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同校，后来他们又一起转入一师。1914年7月，何叔衡在一师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员，教高年级国文课。
毛泽东认识何叔衡后，没多少时间便对他产生了敬意，特别为他的办事热情、感情热烈所吸引。毛泽东常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是“感情一堆”。何叔衡对毛泽东的学识也非常钦佩，常向人介绍，“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后起之秀”。毛泽东曾当面评价何叔衡：“不能谋则能断”。何叔衡心悦诚服地说：“润之说我不能谋则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孶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情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 弟毛泽东顿首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毛泽东长期访求和多方通信联系，在他的周围终于逐渐聚集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是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在这一批青年中，除了前边已经说到的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别名陈启民）、罗章龙等十余人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他就是邓中夏。
原来，蔡和森在1915年秋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结识了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与蔡和森同班。蔡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邓中夏则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谈论，温和中带有一种刚毅之气。
毛泽东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经蔡和森介绍，认识了邓中夏。三人志同道合，很快就成了真挚的朋友。
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道：“我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除了广泛结友外，还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学友会活动。
在11月间，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他一连任了四届。
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始创于1913年9月，初名“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1914年改名为自进会；1915年秋正式定名为学友会。
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学友会的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演讲、竞技等15个部。会中设有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理一切事务；总务一人，由学校学监兼任，主持日常会务；各部部长各一人，另有庶务、会计、文牍各一人。
1915年冬，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昔日保皇派中的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编印成册。毛泽东知道萧子升的书法比较好，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为这本书题写书名，信中写道：
“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需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
萧子升慨然应约，立即写好送来了。
小册子印成后，毛泽东和学友会成员们在校内外广泛散发，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陈昌在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
这些课外活动并没有影响毛泽东的学习，他每天总是在天色未明时就起床，晚上熄灯后还要借着外面的一点微弱灯光苦读，这一良好习惯始终能够持之以恒，从不稍怠。
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二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
191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国耻日”1周年追悼大会上为吴竹圃题写了一副挽联。
吴竹圃，湖南汨罗市桃林寺镇青山人，他是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各科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关心国家大事，指斥时政，与毛泽东志同道合。吴竹圃于4月间一病不起，年方20岁便撒手人寰。毛泽东为他题写的挽联是：
吴夫子英气可穿虹，夭阙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
贾长沙胜俦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数方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了。
6月24日，一师已经放暑假了，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加之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明日开霁，决行返舍。”
6月25日，毛泽东离开长沙踏上了返乡的路程；26日9时，到达湘潭，又步行70里，夜宿离韶山30里的银田寺。沿途的大好景色和乱世景象，使他感慨不已。当晚，他忍不住“捉管为书”，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述说途中的所见所闻。他写道：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了故乡韶山，回到了母亲的病榻之旁，一颗“游子之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然而，他仍系念着中国的战局，尤其是湖南的局势，半月之后，便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
7月12日，毛泽东在返校途中到了湘潭，又忍不住给萧子升写信，述说感受。
不久，毛泽东回到了湖南一师，由杨怀中先生介绍，与其他同学一起寓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内学习。
7月18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他对湖南军阀和都督走马灯似的更替，由此而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愤愤不能平于心”，于是便激扬文字，针砭时弊，指点江山，申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他在信中写道：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芗铭）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不断看到《大公报》上所载的日、俄在1916年7月间为再次瓜分在中国满蒙的权益而签订协约的消息。报端还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因此，不少中国人就寄希望于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大隈重信首相下野后，日本对华关系有望趋于缓和。
7月25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主张对曾经附和帝制的罪魁祸首严加惩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他在信中还说，新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是“人心奇快”。“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故最愚者袁世凯，而8人者皆次也。”
毛泽东对新总统黎元洪也表示了不满，他写道：
“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8人者，闻亦多逃矣。”
接下来，他分析和预测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且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
“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它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在校颇有奋发踔厉之慨，从早至晚，读书不休。”“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这正是：忧国忧民开慧眼，未卜先知超先贤。
交友结党小试手，道义未担练铁肩。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将自身历练锻炼，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中日两国之间关系之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而他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的预言，后来也果真成了事实：15年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其结果是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21年之后，日本又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斯时尚不足23岁的毛泽东，岂不是料事如神么？但毛泽东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20年之后动员全国老百姓奋起抗战、统帅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于抗日疆场之上的领袖，竟然会是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