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第二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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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之第二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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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话说毛泽东是个大孝子，在双亲中尤其敬重慈母。正当他在北京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封家书，说是母亲在3月初由于淋巴腺炎复发，病情日渐沉重，要他尽可能早些返湘。

毛泽东心里非常着急，立刻准备赶回湖南为母亲治病。此时正好有一批湖南青年已经做好了赴法准备，于是他决定绕道上海，先送一送赴法同学，再回湖南去。

就要离开北京了，毛泽东前去拜访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终于被毛泽东的真诚打动了，他答应将尽可能予以支持。

毛泽东又去拜别恩师杨怀中先生。杨开慧得知心爱的人就要走了，自有一股难以言说的离别愁绪。她依依不舍地送毛泽东出了家门，嘱咐他要随时来信。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等先期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当他们到达浦口的时候，毛泽东身上又一文不名了。此时，他既不能向即将出国的朋友们开口，又没有其他人可以借一点钱，没钱买车票，怎能离开浦口呢？更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让小偷给偷走了，这可怎么办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万般无奈的他穿着朋友的鞋子徘徊于火车站之际，竟然意外遇到了一个从湖南赶来浦口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也将去上海，他不是别人，就是一师的老同学李中。

李中，原名李声澥，字印霞，出生于湖南湘乡清水塘一个书香世家。1913年秋，他和蔡和森一起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被编入第七班。毕业后，他到上海进了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钳工。

这李声澥可真成了毛泽东的“救命菩萨”，他借给毛泽东10元钱。毛泽东立即买了一双鞋子，又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后来李声澥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入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员。1920年9月，他以工人“李中”为名，在《劳动界》第七期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一文。自此以李中名于世。这是后话。

且说3月14日，毛泽东一行和李声澥一起到达了上海。

3月15日，毛泽东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学生乘坐邮轮启航，毛泽东到黄浦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

3月29日，毛泽东参加了第二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3月31日，毛泽东到黄浦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

在此期间，一些赴法新民学会会友恳切邀请毛泽东与他们同行，可毛泽东还是决定要留在国内。他解释说：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祖国。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大陆，自己所知甚少，所见亦浅。然而，祖国正在伟大的动乱中过着生活，我感觉着不能站在这样的决战的生活圈外。假若，我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有利。”

毛泽东送走了朋友们，立刻收拾好行囊，离开上海，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步行兼乘车船，直奔长沙。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好不容易回到了湖南省城长沙市。他一到长沙就看到了杨开慧的来信，信中的称呼已是一个字：“润”；他在给杨开慧的回信中，称呼也变成了一个字：“霞”。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时时漫游在常人所不能及的精神世界里，可他的生存处境却非常艰难。他只能在湖南大学为报考者而准备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安顿下来，过着十分清贫的物质生活。他那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因为草鞋便宜而实用；而每天的食物主要是蚕豆和大米，就这还时常需要好友们接济一点。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主持着新民学会的日常工作。

有一天，毛泽东来到长沙修业小学，看望同窗5年半的好友、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

周世钊从一师毕业后经恩师王季范介绍，受聘于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国文教员。老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向周世钊详细介绍了他在北京、上海的活动情况。他还说：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因为外交失败的消息引起了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周世钊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告辞。周世钊问他现在住在哪里？毛泽东说，尚未定下来。周世钊便邀他到修业小学来同住。他还告诉毛泽东说：

“修业小学高小部正缺少一个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教这几节历史课，还不妨碍其它工作。”

毛泽东正急需一个能够解决生活费用问题的固定职业，听说竟有此等好事，便欣然应允了。

毛泽东很快便搬来了长沙修业小学，和周世钊住在一起。他们虽说都有了一份职业，可收入菲薄，生活依然很清苦。毛泽东的被子特别单薄，天气一变，晚上感到寒冷难耐，就不得不卷起自己的被子，像在一师学习时曾多次睡到一张床上一样，挤到周世钊那里取暖。

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毛泽东便写了一封家书，嘱托大弟弟毛泽民和妹妹毛泽建把母亲护送到长沙来，安顿在蔡和森家里，为母亲延医治病。他亲奉汤药，精心照料着母亲。

毛泽东在修业小学高小部的历史教学中，结合现实斗争，启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还和周世钊一起指导小学生创办了《小学生》半月刊，其内容有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等。学生们居然也谈论起家国大事了。他们写出的一些反对日本、抵制外货，抨击军阀统治，申讨卖国奸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的习作，经毛泽东、周世钊指导修改后，就刊登在《小学生》上。

毛泽东除了教书，还通过各种联络活动，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和一些青年学生，向他们讲述在北京、上海半年多的亲身经历，介绍他所接触到的李大钊、陈独秀等那些值得人们钦佩的学界领袖。

就在这4月间，周南女校的学生魏璧、周敦祥、劳君展和女教员陶斯咏一起加入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她们4人开始的”。

陶斯咏（1896—1931），名毅，字斯咏，出生于湖南湘潭，后来其家迁至长沙。她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在周南女校与向警予同窗，与向警予、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1916年毕业后，陶斯咏、蔡畅留校工作，向警予则回到家乡溆浦办学。陶斯咏是一位新型女性，有胆有识，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敢于抛头露面，做事干脆利落，在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中，均任副会长，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萧子升、易礼容等人在回忆中称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说她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

后来，有自称专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彭道明，还有网络上的“百度名片”、“百度知道”等等，都把陶斯咏说成是毛泽东的初恋情人。更有甚者，连《建党大业》的编导者们对所谓的“毛陶恋”也津津乐道。网友“鹤龄”在2010年撰写的《论彭道明栽污毛泽东与陶斯咏的子虚乌有婚外恋》、《论彭道明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子虚乌有的<建党伟业>“毛杨陶”三角恋》等文章中，对上述那些胡说八道、无耻谰言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驳斥，笔者就无需多言了。

且说毛泽东曾在周南女校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员会议，欢迎女会员们。此后，周南女校教员蔡畅、钟国陶、李云杭及毕业于周南女校的向警予（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和熊季光、熊叔彬、吴家瑛、贺延祜、吴毓珍、戴毓本、周毓明、许文煊、李一纯等都加入了新民学会。这些女会员“每次到会，较男会员为守时间，可见她们的精神实未弱于男会员”。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土家族，1895年9月4日出生于湖南溆浦。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民国三年转学女子中学。1916年，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怀着“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到家乡。她四处奔波，克服重重困难，得到当地进步人士的支持，在县城西街文昌阁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担任校长，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员。学校在她的主持下，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规模不断扩大，由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发展到8个班300多人，培养了不少人才。

4月28日，毛泽东给舅父舅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忽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屐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月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3月12号动身，14号到上海，因事勾留20天，4月6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毛泽东禀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酝酿已久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它就是彪炳史册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简称“五四运动”。

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马上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到楚怡小学开会。他在会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介绍了国内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说明了在新思潮激荡下中国人民逐渐觉悟的事实，并提出了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斗争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率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拟写传单，动员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这时候，北京学生联合会已经派出了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

5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和另一位北大学生来到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共同探讨了如何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问题。

5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蒋竹如、张国基等人先后来到了第一师范后山操坪上，商谈如何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起来。他们决定：明天分头行动，到各个学校去进行动员，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一个或者两三个代表，25日上午集中在楚怡小学开会。

第二天，毛泽东先后到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学校进行活动，他向学生骨干们提出：

“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组织，力量集中；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

5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楚怡小学主持召开长沙各类学校学生代表会议，邓中夏与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李振翩，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楚怡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培元等，共计20多人。

毛泽东首先向代表们介绍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干事邓中夏，接着，请邓中夏向代表们报告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的经过。邓中夏作了详细报告，并向长沙学生提出了要求，他说，希望长沙各校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提议，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建议。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和领导湖南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

会议结束后，各校代表返回各自的学校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毛泽东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学生运动上，他亲自拟写传单，与其他新民学会会员一道，积极进行串联发动，并与各方联络和协商，筹备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机构。

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法专代表夏正猷被推选为会长，商专代表、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担任副会长。

彭璜，字殷柏，又作荫柏，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长沙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

自此以后，毛泽东每天都要到学联去，和学联的负责人们一起研究问题，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成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实际上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在全国形成的冲击波，尤其是湖南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湖南督军张敬尧胆战心惊，他深感对自己不利，于是便对长沙进行严密控制和封锁，每天派人检查报刊，严禁登载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并责令有关方面严格管制各个学校，禁止学生上街“寻事”。

湖南省学联不顾张敬尧的重重阻挠，迅速发动全省学生进行总罢课。

1919年6月3日，省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宣言中说：

“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之将亡，急宜挽救 ”，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罢课宣言还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内容的要求。

就在6月3日这一天，长沙大多数学校实行了罢课，只有明德中学、湖南法专和几个女校没有行动起来。省学联对于夏正猷所在的湖南法专迟迟不行动，表示非常不满，夏正猷因此引咎辞职。于是，彭璜就被推举为省学联会长。

毛泽东亲自前往明德中学进行说服工作，明德中学随后也实现了罢课。接着，各县学生纷纷响应，学生爱国运动遍及全省。

毛泽东和学生们一起，涌向街头举行演讲，进行爱国宣传，开展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

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是省学联组织的除罢课以外的一个重要活动。学联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戏剧队和检查队，每天轮流到街道和码头进行活动。他们还同搬运工人、店员结合起来，监视和揭发一些不法奸商名义上维护国货、实际上暗暗倒卖日货的行为。

此时，毛泽东的母亲在长沙已经住了两个月，她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日渐严重。尽管有毛泽东和弟弟、妹妹的悉心照料，可老人的病终因积重难返，医生回天乏术，已经不是汤药所能挽救得了了。文七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就要回故乡韶山去。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里一起合影留念。这是文七妹一生中第一次照相，也是她最后一次照相。母亲临行前心事重重地对毛泽东说：

“润之呀，我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就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毛泽东忙问何事？文七妹拉着儿子的手，嘱托说：

“你父亲兄弟4人，只有泽建一个女儿，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待，带她读点书，日后好在外面找点事做。我不行了，只希望你们好。”

毛泽东眼含热泪，连连点头说：

“母亲，你放心，我一定把泽建当亲妹妹看。”

他小心翼翼地把母亲护送上车，又嘱咐弟弟、妹妹一路上好生服侍母亲。毛泽建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三哥，和毛泽民一起陪着母亲回韶山。

且说就在这一年的6月下旬间，北京各类学校爱国学生再一次发起了示威请愿活动，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此时尚在北京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蔡和森，带领陈绍休、贺果、唐铎及北京法文专修馆的湖南同学们，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蔡和森此一时期也一直关注着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还常常把毛泽东介绍给他的新朋友，称赞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坐定如山，意坚如铁”，“言不及私，只为天下大事”。

1919年7月初，长沙各校学生已经出版了10多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其中有《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可毛泽东却认为这些刊物锐气不足，要提高群众觉悟，扩大影响，推动爱国运动向前发展，就必须再创办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刊物。

省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由毛泽东担任主编。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修业小学一边教学，一边着手筹办《湘江评论》。

7月7日，省学联和国货维持会联合各界人民，在长沙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摊放坪中，浇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离开。”

7月9日，毛泽东和省学联及工商各界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组成了一个有20个成员的代表团，作为各界联合会的领导机构。会议提出，祖国前途危险已达极端，号召湖南各界起来，“推翻武人政治”。为达此目的，会议还决定：以学联创立的“救国十人团”为榜样，在各界大力发展“救国十人团”，建立起湖南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

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经发展到了400多个。

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会员发展到70多人（一说78人），他们是：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萧子升萧子暲邹彝鼎邹蕴真陈绍休罗章龙周名弟陈书农叶兆桢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熊光楚熊瑾玎陈昌（章甫）傅昌钰曾以鲁欧阳泽刘明俨（望成）罗宗翰熊季光（女）熊叔彬（女）吴家瑛（女）陈子博贺延祜（女）吴毓珍（女）易礼容刘清扬（女）陈纯粹萧清野匡互生熊梦飞李云杭任寿鹏喻恒钟秀黄醒（胜白）彭道良谢觉哉萧道五（业同）许文萱（女）戴毓本（女）周毓明（女）郭亮张国基夏曦蒋竹如易克向警予（女）陶斯咏（女）彭璜李振翩张怀唐耀章沈均李思安（女）周敦祥（女）李森魏壁（女）劳君展（启荣，女）谢南岑徐瑛（女）刘修秩钟国陶张超姜慧宇杨润余（女）蔡畅（女）任培道（女）夏大纶欧阳玉生（已查到上述75人）

新民学会修改了章程，设立了“评议”、“执行”两个部，毛泽东、周世钊等8人为评议员；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执行委员。

7月14日，毛泽东经过10多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湘江评论》创刊号的创作和编辑，在长沙正式出版。

他在《湘江评论》的启事中说，《湘江评论》是一份“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周刊。

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样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他在创刊宣言的最后部分满怀激情向世人宣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他在文章中热情赞扬了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散发传单的革命行为，高度评价了陈独秀的思想和作用。他还写道：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为有个人，不认为有自己，不认为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塞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抵了！”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他大声疾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毛泽东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一组批判封建主义的短文，号召妇女们组织起“女子革命军”，冲破封建主义的枷锁，求得自身的解放。

毛泽东给在北京的朋友们分别寄去了创刊号。李大钊看了以后，认为《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一个刊物。胡适则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全国读者推荐说：“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他还在《每周期刊》第36期《新刊评介》中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一方面。”

毛泽东还将《湘江评论》创刊号寄给了恽代英，请他在互助社举办的贩卖部代为销售，以便在武昌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省武进县，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了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以后，他们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1918年，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留校任附中教务主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成为武汉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且说《湘江评论》创刊号一发行，立即轰动了整个长沙，两千份周刊竟然在一天之内全部销售一空。毛泽东又赶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读者们的需求。

7月21日，毛泽东发行了《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刊登了他所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全面介绍了长沙教育界陈润霖、徐特立、朱剑凡等人在6月15日成立的“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的健学会。文章中称，健学会的成立为湖南思想界“空前的创闻”。他还批评了湖南思想界“20年以来，黯淡已极”，文章中写道：

“20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慨。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舰。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但是时至今日，湖南却仍然是‘自大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表面上热热闹闹，里面却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对于‘西学’、‘新法’，总是羞羞答答，什么‘中国的礼教用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厉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作‘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对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

毛泽东笔锋一转，为新思潮的兴起大声叫好，他写道：

“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一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祖国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对健学会提出了热切的希望，说希望健学会要有研究的精神，批评的精神，敢于打破奴隶思想，向权威挑战。他写道：

“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毛泽东还写道：

“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什么中国‘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德’、‘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说这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2000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在这一期《临时增刊》上，还刊登了恽代英寄来的《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一文，文章深刻揭露了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制造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三”惨案的反动本质，愤怒声讨了王占元捕杀学生的滔天罪行。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发行“临时增刊”第一号的同时，发行了《湘江评论》第2期。由于读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当机立断，将第二期增印至五千份。这在当时的湖南已经是很大的印刷量了。

之后，毛泽东又相继发行了《湘江评论》第3期、第4期。他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就连载在第2、3、4期上。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部分一开头就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他在文章中热情地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写道：

“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10万，忽然将鹫旗易成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毛泽东还在文章中介绍了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他写道：

“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拼命地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了“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他还在结尾部分写道：

“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份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第三部分，是这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写道：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他在文章的最后还满怀信心地写道：

“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受到了各方面广泛的好评。李大钊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题为《大联合》的短论，赞扬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他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胡适也撰文称赞说：“《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却惹恼了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他极力污蔑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是“过激党”。社会上一些盲目追随反动派的人们，看到《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也跟着张敬尧吠声吠影，四处叫喊着：“湖南不得了，过激党也。”

毛泽东对此在《研究过激党》的杂评中警告说：

“过激党这么厉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不然，一旦“过激党布齐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

毛泽东根据《湘江评论》的主旨和任务，还在这几期周刊上先后发表了他所撰写的有关国际、国内大事述评等各种杂感30多篇。这些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他首先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巴黎和会中的分赃活动，一篇篇匕首般的杂文，指斥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罪行：“我以为直是不要脸！”

毛泽东还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签订了“和约”，就彻底解决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新的战争仍将发生。他警告那些“高傲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总有一天会要头疼！”他嘲笑法国政府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主席，起草《凡尔赛和约》）是无知的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得很啊！”

他在《高兴和沉痛》一文中，辩证地分析总结了近代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他说：

“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历史的发展，果然验证了毛泽东这一伟大预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法兰西。

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上不失时机地宣传科学，破除迷信。他在第3期上发表的《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写道：

“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电触死了数人。城里街衢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它的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30余万的居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它。有些人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那泼辣而又酣畅淋漓的文采，新颖活泼、通俗易懂而又气势恢宏的文风，泼墨成云，下笔如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无论是长篇或是短论，无不令读者拍手叫好，深受众多读者的欢迎。《湘江评论》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争相传阅的一份刊物了，与此时全国众多的刊物相比，其思想性和战斗性都位于最强之列。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说明他正在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他通过《湘江评论》号召人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影响所及，振聋发聩；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统治者的仇恨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把《湘江评论》说成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异邦邪说”、“大逆不道”。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更是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剪除之而后快。

1919年8月中旬，张敬尧借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之机，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省学生联合会，胁迫学联会长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并张贴布告，解散学联，同时查封了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刚刚出版的《湘江评论》第5号还未来得及发行，就被张敬尧的军警没收了。

这正是：五四湘潮卷长沙，真理在我六不怕。

首倡革命大联合，笔锋恣肆扫天下。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斗争，请看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我观毛公大文，非如椽之笔不能为此也！可以说没有那10年苦读，出不了这等文采，没有第一次北京之行，“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就不会有如此卓见，正所谓厚积薄发者是也。如此大文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也不免使人心旌摇动！检索二十世纪的那些文章大家，除了鲁迅等极少数人之外，还真是少有其匹者！

更难得的是毛泽东在全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以后，在理论上的发展也是十分惊人的。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国家（北洋军阀、买办、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笔者注，下同）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暴力机器）者我们（被统治阶级）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十分明确地在“国家”这一概念上，打上了阶级、阶级斗争的烙印。

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分不清楚或者基本不了解“国”与“祖国”和“国家”这三个概念的内涵，而少数人则是别有用心地混淆三者的根本区别，企图愚弄人民。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国的含义是指单一民族（如朝鲜、韩国、日本国等）或若干民族开辟的生存疆域、地域，名之为国。如中华民族的生存疆域、地域，叫中国。《说文》解释说：“国，邦也。”祖国的含义是指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或者是祖籍所在的疆域、地域（所有外籍华人的祖国是中国。美国人的祖国不是美国，而是他们各自的祖籍所在地）。“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国”和“祖国”则是完全不同的。“国家”是什么呢？马克思说：“国家是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恩格斯说：“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这就是国家的阶级属性。更明确地说，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是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组织。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它的组成部分是：政府，军队，警察，法律，法庭等。简而言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而不是被统治阶级的“国家”。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先后出现了奴隶主专政的奴隶制国家，封建主专政的封建制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前三种形态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唯有第四种形态的国家，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奴隶主、封建主都公然宣称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主义国家也毫不讳言暴力专政，唯有资产阶级以自由、民主、博爱为遮羞布，玩弄文字游戏，以掩盖其对人民大众血腥统治的实质。

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由于绝大多数人很难“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在共产党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修正主义是难免的。这样，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恢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即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的土崩瓦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的修正主义者，是第二国际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故意混淆“祖国”与“国家”的根本区别，首先举起了“保卫祖国”的旗号。考茨基也以“保卫祖国”为借口，公开向各国工人阶级呼吁，拿出全部力量，使自己国土的独立和完整不受侵犯。列宁气愤地批判他说，考茨基这些言论，就等于说“国际主义就是要一国的工人为了保卫祖国而向另一国的工人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