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话说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5期，但它以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价说：

“著论选材，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

北京《晨报》说它是“内容完备”，“魅力非常足”。

成都出版的《星期日》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全文，上海的刊物上也介绍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杨开慧从《每周评论》的载文中获悉毛泽东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心情也十分激动。

《湘江评论》的影响非常深远，许多青年学生都是从阅读它才开始觉悟的，尔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郭亮，就是从反动派查抄的禁书中，偷看了《湘江评论》，从家里来到长沙，找到了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萧劲光后来在悼念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说：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

毛泽东为办好《湘江评论》周刊，可谓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

《湘江评论》每一期为四开一张，增刊为八开一张，其栏目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等。据统计，除了至今尚未找到的第5期以外，《湘江评论》1—4期和那份增刊共载有长短文章83篇，其中有56篇是新民学会会员们撰写的。这些撰稿的会员有毛泽东、萧子暲、蒋竹如、陈书农、萧子升、陈子博等，而毛泽东写得最多，共有40余篇。

据周世钊回忆说：

“《湘江评论》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在将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同志只好自己动笔连夜赶写。他在白天事情很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所以他写稿子经常是在夜晚才动手。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

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板。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我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卖。

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绝。”

且说在省学联被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的这天晚上，毛泽东召集留守在长沙的学联骨干分子到何叔衡的住处开会。大家决定：立即联合各校学生，广泛宣传张敬尧的暴行。

此时湖南人民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已愤恨至极，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歌词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社会各界也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认为，驱逐张敬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提出要积极做好驱逐张敬尧出湖南的准备。

为此目的，毛泽东又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来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谋划如何利用其它渠道，继续宣传新思想，揭露张敬尧。

这时候，各校学生会的周刊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还在继续出版。为了更好地统一步伐，毛泽东倡议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由各周刊派出一名代表，每周开会一次，研究协商宣传的内容。

此一时期，毛泽东的活动基本上是立足于湖南方面，但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思想理论界出现的新动态，并积极投身其中。

原来早在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使他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初露端倪，从而挑起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间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发表题目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在文章中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的毛泽东，也立即加入了这一场争论。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

邓中夏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后，将这个章程全文发表在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附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共分12条。他在第1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应当“先从研究入手”。

他在第2条中列出了需要研究的大小问题有144个，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方面的诸多实际问题。

他在第3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他在第5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

他在第6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现代人生者。然后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重之问题。”

从这个章程的内容看，此时的毛泽东既受了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同时也受了胡适的影响。但他明显地不同意胡适所主张的不要主义指导的、一个个问题孤立的研究，而赞同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的观点。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要研究问题，就必须先研究主义，必须以主义为指导，必须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且说在1919年9月初，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和《新湖南》周刊主编龙伯坚、编委李振翩、张维的邀请，担任了他们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

原来，《新湖南》周刊的思想性、战斗性本来就比较弱，待办到第6期后，因学校放了暑假，能为之写稿的人就更少了，已经无法维持下去。龙伯坚、李振翩等人极佩服《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于是，他们便商议着请毛泽东来主编《新湖南》。

这一天，龙伯坚、李振翩、张维3人邀约毛泽东在省图书馆见面。图书馆里放着一张长桌，几张板凳。毛泽东身着一件很干净的长袍，正在阅读报纸，见他们来了，便放下报纸，微笑着站起来迎接他们。经过协商，毛泽东答应接办《新湖南》周刊。自此以后，李振翩与毛泽东常来常往，关系日渐密切。

毛泽东从《新湖南》第七期接手，负责总编。他发扬《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在周刊“刷新宣言”中提出了新的宗旨：“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

他还在“刷新宣言”中写道：

“第7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4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后来在1919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在《长沙特约通讯》中对刷新后的《新湖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12月1日，《新青年》在第7卷第一号上也发表了《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其中摘登有毛泽东为《新湖南》所撰写的“刷新宣言”主要内容。《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中还写道：“《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7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列公看他第7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再看它第7期的内容如何？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重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得很透。又有评中国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

正是因为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已经成为“《湘江评论》的‘化身’”、“魄力非常充足”，所以在1919年10月间，当《新湖南》刚刚出到第11号的时候就又被张敬尧查封了。

且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省学联骨干开会，再一次酝酿驱逐张敬尧的问题。他在会议上就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现在北洋军阀内讧，正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

毛泽东当场布置了如下3项任务：

一、尽可能策动各校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

二、由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

三、积极恢复学联，做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