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毛泽东给在湖南的好友周世钊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回信。他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封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它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功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它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或三次。”“并在自修有成绩时，出一本杂志。”
“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好。”
3月17日，黎锦熙先生在日记中曾记载：“灯下，润之至，商湘事善后问题，话近代哲学派别。”
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45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
电文中揭露“旅京湘事维持会”说：“受张多金，纠合三五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保张团”实为“卖乡党。”
电文最后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志”，号召人们“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
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到八道湾周作人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领导人。
4月上旬，毛泽东鉴于此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从湖南撤防北上，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便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驱张活动问题。
会议决定，在京驱张代表除了留下罗宗翰等少数人继续留在北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或者回长沙去，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因萧子暲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此时正准备从上海乘轮西渡，赴法勤工俭学，所以便决定到上海去，一来为他们送行，二来可与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他马上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做好了去上海的准备。
关于这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在十几年后曾经对斯诺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1920年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且说4月11日，毛泽东因经济原因，且准备于途中考察孔孟遗迹及名山、名城，便与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继续学习的李振翩及去上海的李思安等人分了手，独自一人踏上了赴上海之旅。
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描述了他此次去上海的情形：
“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
其间，毛泽东还登临了东岳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尔后他乘坐火车到了徐州。在徐州，他在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流连了许久，绕着徐州城墙走了一圈。到南京后，他也曾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
毛泽东对斯诺说：
“《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与李思安等人先后到了上海，同彭璜等会合。他们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的几间房子里，以“湖南改造促进会”的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人士进行联络。
毛泽东和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仿照工读互助团的办法，在民厚南里试验着一种共产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他们轮流值班，自己煮饭，吃的大都是油盐蚕豆拌大豆煮成的饭。生活十分清苦。
毛泽东的工作是晚上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白天则外出去做工，一是送报纸，二是到一家洗衣店当一名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们洗熨衣服的伙计，洗衣服又脏又累不用说了，单单去为收取人家要洗的衣服和送还洗好的衣服，就要往来奔波于洗衣店、私宅和旅店之间，其辛苦程度自不待言。
就在这期间，陈绍休、熊光楚、萧子暲、刘明俨、欧阳泽、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等人，已分别从北京、天津、长沙到了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12名新民学会会员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候船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为了给这批留法勤工俭学会员筹集旅费，不得不以同乡的名义向章士钊求援。
此时章士钊正担任着桂系军阀把持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一职，他得知湖南同乡前往法国留学需要一些经费，便立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两万元的巨款交给了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将新民学会会员召集在上海半淞园，为赴法启程日期已经临近的陈绍休、萧子暲、劳君展等部分会员召开了一个送别会。
这次送别会“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而且“讨论很长”。“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新民学会会务问题。对于新民学会今后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原则。他说，学会本身不多出面做事，而由会员个人向各个方面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曾经对“潜在”一说作了解释：“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
关于发展新会员问题，大家都认为今后介绍会员入会“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
讨论会确定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会议规定：新会员入会必须办理如下手续：1、有会友5人做介绍；二、必须经过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人员，以昭审慎。
讨论会还提出，会友间缺少共同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3人以上，即组织学术座谈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习。”并要求会员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痛苦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诫；宜努力求学。”
讨论会最后决定：委派毛泽东回长沙去，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
后来，毛泽东曾将半淞园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一一记入了新民学会的会务报告中。
且说5月9日，毛泽东穿着自己在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与所有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合影留念。这张合影照片至今在网络上可以查看：左起：萧子暲、熊光楚、李思安、欧阳玉生、陈绍休、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望成、魏璧、劳君展、周敦祥。
5月11日，陈绍休、萧子暲、劳君展等6人启程赴法，他们将把半淞园讨论会的精神带往法国。有一位临别的会员，对毛泽东不能去法国再一次表示了遗憾。毛泽东回答说：
“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
他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高声喊道：
“努力学习，拯救祖国。”
此后，毛泽东一直坚持着一边指导编辑《天问》，一边做工，一个月下来，洗衣服、送报纸得到的薪水也只有12块到15块，而其中的8块左右还要花费在往来的车费上。如此艰辛的工作所得到的这微不足道的报酬，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
就在这5月间，毛泽东曾经到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党部去看望过孙中山先生。他还和廖仲恺一起探讨过政事；又多次抽时间同陈独秀会晤，讨论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他那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陈独秀对他的计划大加赞扬，热情支持。
陈独秀还和毛泽东谈到，他正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后来，毛泽东和斯诺谈到他在上海同陈独秀的交往时说：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且说毛泽东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他此时的生活尽管如此清苦，工作如此繁忙，也始终难以忘怀心上人。一天夜晚，他思念着已经失去父爱独自在长沙的杨开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于披衣而起，望着窗外的寒月，一时间诗意大发，将愁苦，将思念，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不久，在长沙的杨开慧就收到了这一阙《虞美人》，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早已燃烧着的爱情烈焰了。
有一天，她和好友李淑一在湘福女中附近的流芳岭下散步，非常高兴地告诉李淑一说，她收到了毛泽东寄给她的《虞美人》；她还说，她愿意立即和毛泽东结婚。
这正是：革命何曾怕断头，相思浪漫一枕愁。
毛公不是苦行者，至情至性也风流。
欲知毛泽东与杨开慧何时结婚，情况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胡适谈到主张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并不是没来由的。本传前边已经说过，他的这种思想早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就已经产生了；而他在上海与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租房试验“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共产互助的生活体验，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去北京之前就有了“人人平等”的“新村”生活经历。后来在战争年代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可以说，“共产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贯穿于他一生之中。在他认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还是要这样做的。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当人民群众发明吃大食堂之时，他是那样由衷地赞赏，正是“共产的生活”理念在新的条件下的自然延续，而绝不是突发奇想。只是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广大农村数亿农民的生活特性与军队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别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