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
话说杨怀中先生逝世后，给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夫人向振熙和儿子、女儿失去了精神支柱及经济来源，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回湖南板仓老家去。蔡元培为使杨怀中先生的灵柩沿途能顺利通过，特地写了一个手札给北大文牍科，要求他们速速办理运送杨怀中灵柩的护照。
1920年2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哥哥杨开智、六舅向明卿等人扶柩南下，将杨怀中先生的遗体安葬在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
杨开慧在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关照下，进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李肖聃的女儿李淑一很快就成了杨开慧的好朋友。
湘福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她思想守旧，觉得杨开慧这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就说杨开慧“男不男、女不女”，是一个“过激派”。此时所谓的“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贬称。杨开慧轻蔑地笑答：
“剪短发，是我的自由。”
李肖聃先生作为湘福女中的国文教员，自然要保护杨开慧。他向各方面解释说：
“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也是我的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于他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人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由他出面讲情，任是这位洋牧师夫人的校长，自然也不好再难为杨开慧了。
杨开慧后来在湘福女中积极地向同学们宣传民主与科学，号召进步学生冲破礼教的樊篱，走进社会。她还采取各种办法，带头不参加“礼拜”，并向同学们宣传说，宗教迷信是害人的精神鸦片。她把《新青年》、《湘江评论》送给同学们看，还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她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一文，成了师生们议论的焦点。
且说1920年2月19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午后，润之至，谈文化运动方法。”
此时的毛泽东，看到驱张运动遇到了这么大的阻力，知道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取得成功，便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新民学会会员的发展方向及“文化运动方法”这两个方面。
对于新民学会会员的发展，他考虑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如何发展，一是对外如何发展。
在国内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对王光祈在北大组织的工读互助团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他向王光祈详细了解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对他们这一实验极为关心，还亲自到北大参观考察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他受北大工读互助团的启发，也开始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的办学计划。他把这一计划告诉了胡适，想征求一下胡适的意见。他说：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这个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我们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胡适听了毛泽东的计划，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他说，这样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做工的人”的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共产的生活”，则表示反对。他说：
“我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
在此期间，毛泽东因与陈独秀、李大钊过从甚密，所以与张国焘也逐渐相识了。他和陈独秀、王光祈、张国焘等人也商讨了工读互助的问题。
在新民学会会员对外发展问题上，毛泽东由于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正思考着出国勤工俭学到底是去法国好，还是到苏维埃俄国好？他在与李大钊商量这件事的时候说：
“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为此，他给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斯咏（即陶毅）的信中，也提出了他所思考的“大留学政策”的“同志的分配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斯咏先生：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地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什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1920年1月成立的进步女学生团体——笔者注）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份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的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指魏璧、周敦祥、劳君展——笔者注）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暲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像你曾说过杨润馀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4人，该团连前共8人，湖南占6人，其余1韩人1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君函，说将在周南教课，不知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民国纪年——笔者注）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通知了在北京的毛泽东。
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王光祈、张国焘等26人联名发出的《上海工读互助简章》、《上海工读互助募捐启》，重申他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生活。”
后来，王光祈曾赴德国留学，改学音乐。1936年，王光祈病死于德国波恩。因本传下面很少再提及此人，所以笔者不得不在此做一交代。
且说3月10日，黎锦熙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下午，润之来，久谈解放与改造事。”
3月12日，毛泽东将他所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寄给黎锦熙先生。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驱逐张敬尧后的改良方案。在军政方面，毛泽东提出：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2、军队以一个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他在信中还写道：
“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