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
话说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来到汉口，安排好一行人住宿，径直来到恽代英处。两位神交已久的战友一见如故，抵掌夜谈。恽代英告诉毛泽东说，他和武昌进步青年正在筹办一个传播新思想的书社，这个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名字就叫“利群书社”。毛泽东对恽代英的计划十分赞赏，连声称好。他和恽代英就“利群书社”创办后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如何广泛联系工人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恽代英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也十分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将《驱张宣言》交给恽代英，请他代为宣传。恽代英马上将《驱张宣言》交给互助社的成员们，让他们广为散发，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
恽代英还积极组织武汉进步青年，召开声援湖南驱张运动大会；他又派人协助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运动代表团，一举查获存放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内、由反动军阀张宗昌私下为张敬尧偷运的鸦片种子，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张敬尧的丑恶嘴脸。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一家旅馆门口遇见了一个衣衫单薄、形状十分狼狈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是年仅17岁的许志行。毛泽东看着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可两人一搭话，彼此间的语言都不大听得懂，他们只好用笔交谈起来。
原来许志行本姓潘，1902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洞庭东山北望村，7岁时，随父母迁居浙江海宁袁花镇；11岁那年，因家境破落入赘于许家，改名为许志行。此时他高小还没有毕业，家人就把他送到嘉兴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为他不愿做奴隶式的学徒，经常反抗老板的压迫，不到两年就被赶了出去。家人又将他送到上海闵行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打骂，不久就逃回了家中。隔了年余，家里又把他送到长沙一个亲友家里，托人介绍在一个五金玻璃店里当学徒。这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许志行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愈发不愿意做奴隶式的学徒了。他一心想继续求学，因此进店不到3天就偷偷地跑了出来，身上没有一个钱，只好沿着长沙到武昌的铁路线徒步到了汉口。
毛泽东非常同情许志行的遭遇，便劝慰道：
“想读书是好事，但是年纪轻轻流落在外是不好的。”
他还表示愿意帮助许志行回到浙江去，可许志行却说：
“我是不能回家了，先生最好能帮助我介绍一个自谋生计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我自己在这里也是过路客，就要上北京去了，不好为你介绍工作的。”
他劝许志行暂时忍耐一下，回家安心等一些时日，待他到北京办完事回到湖南，一定设法帮助他出来继续求学。许志行觉得毛泽东很是恳切，便听从了他的劝告，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毛泽东。
转眼间，代表团在汉口已经停留了将近10天。这些天毛泽东虽然因紧张繁忙而感到有些疲劳，可他依然处于临战前的亢奋状态。就在将要离开汉口的这天夜晚，征人面对着良宵夜月，激情满怀；雄鸡已经停止了啼叫，东方也露出了曙光，告别了朋友，又该上路了，他挥笔写出了一首《归国谣》：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
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泻。
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带上将要回家的许志行，率领驱张代表团，从汉口到了上海。他们此次绕道的目的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徐特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张昆弟等人送行。
在这一支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年龄最大的是蔡和森与蔡畅之母、55岁高龄的葛健豪老人，其次是43岁的徐特立先生。在他们一行离开长沙前，湖南《大公报》记者曾专门发了一则报道，报道说，在赴法留学的人员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一位是蔡君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
这一支赴法队伍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向警予、蔡畅、葛健豪为代表的湖南先进女性，终于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投身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来了。
葛健豪老人后来在1923年归国，1925年在长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而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昆弟则是在1921年12月底就回了国。1922年春，张昆弟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被李大钊派往正太路任特派员。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25年9月18日，张昆弟在河南省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省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张昆弟转移到天津，任北方局和顺直省工委书记。1931年5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湘鄂西苏区，任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秋，张昆弟在肃反中被诬陷为“反革命”，秘密杀害于洪湖县瞿家湾，时年38岁。此乃英烈后事，笔者不得不在此交代清楚。
且说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达上海后，入住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此时的他才得知蔡和森一行赴法启程日期推迟了，因驱张急务在身，不能在上海久待，于是就给许志行买了一张回浙江的火车票，率领代表团离开上海，继续北上。
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在车站受到了邓中夏和正在北大学习的罗章龙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10余人的热烈迎接。
毛泽东一行被安置在北长安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大喇嘛庙里。安排已定，众人落座叙话，说起自北京分别后彼此的情况，都十分兴奋。罗章龙还向毛泽东介绍说：在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他和毛泽东等32人获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杨亮功等23人获得了听讲一年的证书；会长蔡元培还在期满仪式上发表了演讲。
此时，邓中夏和罗章龙二人都住在曦园，毛泽东后来每隔三五天都要到曦园去和邓中夏、罗章龙会面，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夜。
且说毛泽东送走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立马去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他向李大钊介绍了离别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还介绍了《湘江评论》的开办过程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李大钊告诉他说，北京现在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12月19日，毛泽东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罗宗翰等人，一起商谈草拟准备递交给总统的控诉张敬尧种种罪行的联名呈文。他们在呈文中首先写道：“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国强，而国强根基莫要于教育。”
接下来，呈文列举了张敬尧的十大罪状：
一是连年以来，纵兵殃民，烧毁房屋，劫掠财物，强奸妇女，杀人如麻，造成人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无可归，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
二是操纵银行，变相搜刮，致使湘民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
三是盗押厂矿，勾结日美拍卖纱厂，买断湖田，致使公私破产，恢复无期。
四是破坏烟禁，勒民种烟，致使烟害无穷。
五是扣减教育经费，摧残教育，驻兵各校，侵占房屋，毁损仪器，致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
六是军队犯罪，以无辜湘民抵戳，并暗杀公民，身蹈刑律。
七是查禁报刊舆论，致使言论自由，扫地以尽。
八是破坏盐法，目无中央，擅运私盐，乱收盐税，致使盐价骤涨，小民食淡。
九是勒索城乡绅民银两，勒捐军米民粮，加收田赋，坐收厚赃。
十是伪造选民改选省议会，伪造民意，破坏团体，供一己利用。
呈文最后提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因此强烈恳求“以张敬尧摧残教育，迫恳撤惩，以全教育而纾民害。”
毛泽东虽然是公务在身，可他心里还时时惦记着恩师杨怀中先生。一草拟完呈文，他立即就去看望恩师，待到了杨宅，这才知道杨怀中先生病倒了，而且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他又急匆匆赶到医院病房里，见杨怀中先生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只是精神尚好。杨怀中先生见毛泽东来了，他那憔悴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杨开慧告诉毛泽东说：她和哥哥轮流守候在父亲的病榻之侧，悉心照料着父亲。她还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物，自己从中也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此时的杨开慧身材苗条，圆脸庞，皮肤白皙，愈发漂亮了。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之后重逢在北京，各自的情愫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压抑在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此后毛泽东一有空就到医院和杨开慧一起侍奉先生。
有一天，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去福佑寺看望毛泽东，她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向振熙眼见得女儿如此关心体贴毛泽东，便把这一细节视作二人的“定情”标志。她一回到医院，就高兴地告诉杨怀中说：
“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
深受病痛折磨的杨怀中先生闻听此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2月21日，在邓中夏，罗章龙等朋友的鼓动下，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慰劳湖南教育代表团大会。
12月22日，毛泽东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同张百龄等人一起在福佑寺组织了平民通讯社。由毛泽东任社长。
从这一天起，平民通讯社发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汉口、长沙、衡阳等各地报社，将张敬尧的罪行和各地驱张运动消息，广泛昭示于天下。毛泽东在北京领导的驱张活动成了湖南驱张运动的中心。
据有关史料记载：平民通讯社就设在福佑寺那几间没有任何供暖设施的正殿里，这里既是毛泽东的写作间，也是他的卧室，还是他曾经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他阅读和写作的办公桌就是原来的那张长条形香案，睡的是在殿角处临时搭起的一张简易床铺。白天，他由福佑寺旁门出入，四处奔走；晚上，他就在正殿里编写和审阅、印刷和分发稿件。每日发出的一百五十余件文稿，他都要一一过目；有些重要文稿如各界向政府提出的请愿书等等，则是由他自己亲自撰写的，直至干完了一天的工作这才上床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