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在1920年11月初，毛泽东与何叔衡、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共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秘密创建了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一直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如上所述，他与何叔衡等人除了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并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1920年秋，毛泽东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除了教学员们学习文化，重点是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对工人群众实行启蒙教育。他还亲自给工人们上课，教学方法既简明又形象。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
“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横线是‘地’，中间的竖线是代表我们工人阶级自己，工人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接着，他在“工”字下面写一个“人”字，与“工”字连接起来，成了一个“天”字。他说：
“大家不是讲‘天’最大吗？你们看，‘工’、‘人’两个字连到一起，不就是一个‘天’字吗？工人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像天一样大！”
毛泽东还利用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的关系，经常向《大公报》推荐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稿。《大公报》先后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发的《布尔什维克略史》、《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及《劳农制度研究》等重要文章。
11月7日，毛泽东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的工人群众、各类学校学生举行了一次游行活动，热烈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
此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做了大量工作。
11月17日，张文亮接到了毛泽东给他的一封信和10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毛泽东在信中约张文亮于星期日上午去见他，并在信中委托张文亮在一师同学中“寻觅真同志”。
11月21日，毛泽东在通俗报馆会见了张文亮。他告诉张文亮说，他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嘱咐张文亮在发展青年团员时，宜注意寻找“真同志”，宁可从缓，不宜急进。
11月23日，黄爱、庞人铨在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长沙成立了一个劳工团体——湖南劳工会。
黄爱，字正品，1897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13年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机械专业，毕业后曾到工厂工作过，对工人群众的疾苦极为了解。1918年他又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成绩优良。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担任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还参加了天津学联执行部的工作，曾先后两次代表天津学联到北京请愿，同封建军阀政府作了坚决斗争，为此两次被捕入狱；1919年9月，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黄爱成为“觉悟社”的社友；1920年他被学校开除学籍，随后便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庞人铨，字受淳，湖南湘潭人。他是黄爱的同学，1917年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后来在“湘潭织布厂”工作。五四运动时期，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斗争。
黄爱、庞人铨对军阀统治下的工人群众极为同情；他们认为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是改善工人生存现状的唯一方法。为此，黄爱、庞人铨为湖南劳工会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二是促成祖国的统一；三是维护民族的尊严。但由于黄爱、庞人铨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甚深，他们主张的是极端的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他们提出要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为此，毛泽东多次找黄爱、庞人铨谈心，首先热情赞扬了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斗争精神，同时又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进行了批评。
就在这11月间，湖南政坛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样出身于湖南的军阀赵恒惕，借故驱逐了谭延闿，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掌握了湖南省军政大权。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等人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向谭延闿提交的《请愿书》，目的是要在斯时斯地“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还是被谭延闿断然拒绝了。如今军阀依然是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在这样的政局下，毛泽东不得不一方面主持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积极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方面在思想上痛苦的“省察自己”。
11月25、26日，他在两天时间里接连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罗学瓒等人写了7封信，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他在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指彭璜——笔者注）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进步！
健豪伯母及咸熙姊同此问好。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民国纪年——笔者注）
毛泽东在11月25日致欧阳泽的信中说：
采取潜在的态度，“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毛泽东反对那种招摇过市徒务虚名的做法，他说如果那样就“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字。”
他还说：
“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
毛泽东在11月25日写给北京的罗章龙的信中说：
“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陡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他在给李思安的信中写道：
钦文姊：
你这信我8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星加坡（即新加坡——笔者注）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原谅我罢。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即蒋竹如），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 泽东 11月25日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精密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在这个月编写《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在易礼容写给他和彭璜的信的后面，批上了一段文字，他认为新民学会今后进行的方法，应分这样几种：
“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
毛泽东在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回信中写道：
“兄7月14日的信，所论各节，透彻之至。”
原来罗学瓒在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你们前回写给子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我现在觉得太无科学基础的人出洋，没有多少好益处；求不到学术，常自觉抱愧，你可努力去做。”罗学瓒还在信中说：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四种错误：“感情用事。”“无普遍地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
毛泽东对罗学瓒所说的中国人的四种错误，认为是“说得最透彻”的。他在回信中不无幽默地写道：
“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
回信中还提到了在浦口曾经借给他10元钱的李中，他写道：
“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李君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12元。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组织机器工会。”
毛泽东在信中提及婚姻，他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他还说，凡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
最后，毛泽东诚挚地写道：
“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将你的反对意见写出。”
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也说到了教育界，他说：“希望至今现存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
毛泽东还说过：“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他需要休息一下。于是他出游到了外地。在江西萍乡，毛泽东初步调查了解到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第一次注意到安源路矿是一块儿进行革命活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了蔡和森和萧子升从法国寄来的两封长信。他们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高度重视。
原来早在1919年底，蔡和森到法国后为补习法文，收集了约百余种小册子，夜以继日地“猛看猛译”，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就将世界大势、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1920年7月6日至10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萧子升13人全部到会。他们提出并确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讨论如何进行“改造中国与世界”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主张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中国社会。蔡和森指着墙上由向警予抄写的《共产党宣言》，一句一句地向大家解释，并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他们的观点。而萧子升等人在发言中则主张用“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这样，以蔡和森为首的一些人和以萧子升为首的一些人，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蔡和森再次发言，详细讲述世界大势，阐述其主张激烈革命的必要性。萧子升和与会的其他会员们又纷纷发表意见，一时间争执不下。最后，大家相约，将自己的观点再行研究，并把这个问题写信报告给毛泽东，以征求国内会员们的意见。于是蔡和森和萧子升就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信，各自陈述各自的观点。
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他在8月13日的信中写道：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的“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
蔡和森还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是“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是“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专政），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专政）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蔡和森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他说：
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由于路途遥远，蔡和森和萧子升的信没有及时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大约是在11月底才看到两位好友的来信的。他十分高兴，仔细地研究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意见。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早已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意识到了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所以他认为赴法会员们争论的问题，很有必要在新民学会会员中间进行广泛讨论。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的复信中写道：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关于这一点，他特别提到了正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朝鲜人民，他说：
“帮助朝鲜独立……都是很要紧。”
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对蔡和森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不同意萧子升等人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及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他写道：
“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李维汉，字和笙——笔者注）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毛泽东说，罗素讲演后，他和长沙的学会会员有极详细的辩论，他认为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
“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
“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
“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
“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这正是：毛蔡传书剖雄心，朋友论道是非分。
它山之石辨良莠，借来薪火化昆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处理新民学会内部的争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时撰写的两则“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是何等的好啊！现代的求知青年和学写文章的人不可不读。而他在《社务报告》里所说的另一段话也非常精彩：“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传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传于社员以外。”以上这些话，清晰而又深刻地勾画出了投机商人那奸诈的嘴脸，同时又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营理念。现代的经商者，不可不读。人们常说“无商不奸”，的确是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出现的一种丑陋现象，而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崇尚、保护所谓的“商业秘密”，并把它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法规里，又足见其根深蒂固，死性不改。可以说，毛泽东作为一位杰出的企业家，成功地开创文化书社的商业实践，早已证明，以诚信示人未必不是一种大商业的成功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