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话说在1920年12月2日，毛泽东来找张文亮，商量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他对张文亮说：
“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
他还嘱咐张文亮多找一些同志。
12月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份《辩诬函》。起因是一些反动政客曾散布谣言说：“毛泽东扯掉省议会的旗子、谋捣毁省议会”。省警察厅为此曾将他召去诘问。
毛泽东在《辩诬函》中郑重申明：
“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
他痛斥了那些“人心险诈，是非混淆”、“而无胆子敢与人以真面目相见”的诽谤者们，并强烈要求省警察厅“缉案惩办，以警刁风”。
此后，省警察厅再也没有对毛泽东采取什么行动，自然也不会考虑他提出的要求。
12月7日，张文亮来到文化书社，和毛泽东、彭璜一起商议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
12月15日，张文亮接到了毛泽东给他的一封复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找些中坚同志，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找寻团员，尽可能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毛泽东来找张文亮，说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在毛泽东“多找真同志”这一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指导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从1920年10月开始到这12月份，3个月内已经发展了20来名青年团员，并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团员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其中的彭平之、郭亮、萧述凡、夏曦等人，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团员。
12月27日，毛泽东送给张文亮9本《共产党宣言》。
眼看着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议起了他们的婚事，二人相约于寒假到板仓杨家结婚。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是浪漫的，现在就要结婚了，他们依然表现出对世俗对传统的反叛。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他们决定：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置新房，四不办酒席，五不举行婚礼仪式，就以同居来表示结婚。
此时，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决定与何叔衡一起召开一次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为此，他们以学会名义向会员们发出一个通告，通告中说，新年大会将继续讨论旅法会员在蒙达尼会议上所争论的问题。通告中还列出了大会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要求会员们“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1921年1月1日，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陈书农、陶斯咏、易礼容、钟楚生、贺延祜等19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
元旦这天，长沙城里大雪纷飞，银装素裹。上午10时许，新年大会正式开始，由何叔衡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他宣布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国内外会员情况。
毛泽东首先介绍了新会员谢觉哉的情况，他说，谢觉哉是由他与何叔衡介绍加入新民学会的，今天因患便秘病及入会手续尚未办完，故未到会。关于召开新年大会的理由，他说：
“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去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开成。现在不能再推迟了，趁新年期间，各处都放假，特召集大家在这里集会，会期连续3天，讨论我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又报告了两年以来新民学会会友在国内外活动的情况。
何叔衡接着宣布，讨论通告中提出的14个问题。有会员提出，今天最好先讨论后面几个问题，前3个问题内容重大，压下明天再讨论。毛泽东说：正因为问题重大，才更应该放在今天讨论。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讨论前3个问题：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2、为达到目的需要采用什么方法？3、方法进行该如何着手？
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法国巴黎会友对这3个问题讨论的结果，他说：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一致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激进方法，一部分会友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熊瑾玎首先发言说：
“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
毛泽东说：
“第一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陈书农说：
“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为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
毛泽东说：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陈君主张用俄式办法，我极赞成，因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为多。”
大多数会员在改造与改良之间，都发言表示赞成改造一途。但在改造范围上，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彭璜说：
“改造世界太宽泛，改造中国又太小，可以提‘改造东亚’。”
陈书农赞成彭璜的主张。毛泽东却表示不赞成，他说：
“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提出改造‘东亚’则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之改造。”
1月2日，新年大会继续进行。会议首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表决。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有毛泽东、易礼容、熊瑾玎、陈昌、彭璜、陶斯咏、陈书农、钟楚生、任培道、贺延祜10人；主张“改造世界”的有刘继庄、何叔衡等5人；主张“促社会进化”的有李承德、周世钊2人，周世钊并声明，“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者都赞成”；其余 2人邹蕴真和张泉山声明不表决；“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议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毛泽东首先报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5种方法：1、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5、无政府主义。他提议说：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解决自己的方法。”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过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接着说：
“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陈书农说：
“我也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方法可受试验的缘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地见诸实行。”
彭璜也说：
“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
陈子博说：
“我也赞成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陶斯咏说：
“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
邹蕴真说：
“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
陈昌则发言说：
“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Большевики）的音译，是列宁创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笔者注 ）。”
会员们依次发言，各抒己见。讨论到下午2点，何叔衡请大家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何叔衡、陈书农、彭璜、陈子博、陈昌等12人，占绝大多数。赞成采用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有任培道、邹蕴真2人，赞成采用无政府主义的有陶斯咏，赞成用温和方法共产主义的有李承德1人，周世钊、刘继庄、熊瑾玎未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