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话说在1920年10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李达从上海寄给他的一封信和若干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陈独秀和李汉俊创办的《劳动界》，还有在上海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李达在信中通报了他们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要求毛泽东在湖南也建立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原来早在1920年8月间，陈独秀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定一、杨明斋、施存统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不久，邵力子、沈雁冰（即茅盾）、李启汉、沈泽民（沈雁冰的弟弟）、林伯渠、李中、袁振英等人也加入了这个共产主义组织。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林伯渠，原名祖涵，字邃园，号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临澧县。1904年春，他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愤而归国，1906年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秘密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1913年5月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参加了护法战争，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920年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在10月份，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又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据李达回忆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决定：“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就在这10月间，北京的李大钊和张申府（名菘年）、张国焘等人在他北大的办公室里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后来在11月间，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再说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委托和影响下，与何叔衡等人立即着手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首先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进步学生中寻找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对象。毛泽东还将周世钊邀至文化书社，拿出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给周世钊看，并要他也积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教育会举办了一个“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人及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来长沙讲演。长沙《大公报》为了报道这次讲演活动，特邀毛泽东到场作了记录。
据《大公报》记载：毛泽东记录的蔡元培的讲演稿共有两篇，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在周南女校讲的《美术的价值》。毛泽东还为《美术的价值》写了一段“记者按”，他写道：
“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交我的。”
罗素在演说中俨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可他又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革命。他说，为了避免引起阶级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应当放弃阶级斗争。他主张用教育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罗素的言论在新民学会会员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到底是按照列宁党的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按照罗素的主张建立一个改良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两个问题成了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
10月22日，文化书社召开第一次议事会议，所有投资人全部应邀到会。
会议首先通报了书社开办以来的营业状况：因为资金严重不足，致使营业范围一直很小，经营的书目只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都是随进随销，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会议推举已从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的易礼容为书社经理，推举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
后来在1920年11月6日至11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报告》中写道：
“依照《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今将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关于本社经过一切情形，择要报告于次：（一）发起及筹备之情形 本社发起于本年7月内，发起人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8月2日，假楚怡学校开成立会，议决组织大纲8条，推定易礼容君、彭璜君、毛泽东君3人为筹备员，其职务为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关于‘筹备成立’一节，可分下列3项：
１、房屋 初拟在长治路及省教育会等适中地点觅定，仓卒不就，始从湘雅医学校赁定潮宗街门牌第56号湘雅旧址房屋之一部，于8月20日由发起人赵运文君介绍，订定租约。
２、资本 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为限。从8月2号成立会起到10月22号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泽东、朱剑凡、匡日休、熊梦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毅（陶斯咏名毅——笔者注）、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27人，共收银519元。
３、与外埠交涉 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11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往返商订，经时一月之久。至9月9号，书报杂志陆续到社，即于是日开始营业。三筹备员中推易礼容君为临时经理，进行一切，并约定罗宗翰君为本社驻京总代表，毛飞君为本社驻沪总代表。”
此后，毛泽东为扩大营业范围，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杨开慧为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也动员母亲慨然献出了父亲去世后北大师生们的捐赠。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文化书社的资金由500多元，到1921年春季已经扩充到了1000多元。
在这期间，陈独秀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他在上海亚东图书局为文化书社作了300元的营业额往来担保。毛泽东曾亲自拿着陈独秀的保单到亚东图书局联系购书。
文化书社与省外发生业务往来的单位已经发展到了六七十处，其中与利群书社的联系最为密切。利群书社在恽代英安排下，供应文化书社许多书报。恽代英还应文化书社邀请，与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先后来到湖南长沙和衡阳，与毛泽东等人交流开办书社的经验。
文化书社一方面出售进步书刊，一方面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尽管书社的房屋不是很大，毛泽东还是想方设法挤出一个地方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着各种书籍报刊，供人们阅览。
他为了扩大文化书社书报销售量，聘任了一批推销员，在长沙市内的第一师范、第一师范附小、湘雅、楚怡、修业等学校设立了贩卖部，还在平江、浏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7个地方设立了文化书社分社。
浏西分社就是毛泽东在1920年11月10日派陈昌去设立的。陈昌把分社设在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内，他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刻自印书刊上的好文章，广泛散发。毛泽东为支持他的工作，特意送了他一副梨木刻板。
毛泽东在宣传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在各类报纸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二是印制宣传单，夹在书刊里让读者阅读和传播。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就夹有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两个传单。
他在《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写道：
“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
他在《读书会的商榷》中写道：
“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
1、一个人买书看，出1元钱只看得1元钱的书。若合5个人乃至10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1元钱便可以看得10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
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很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辨明的机会了。
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很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每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至少也可以订一种。这样，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
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办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毛泽东在经营上也与传统的经营理念、经营方法不同，他为文化书社制订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实行会务民主，经济公开；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每半年印制一份《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发给全体社员，公开营业情况；并将《社务报告》刊登在报刊上，昭示于世人，扩大社会影响。
他在1921年4月的《社务报告》（第二期）中写道：
“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传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传于社员以外。”
毛泽东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法，使文化书社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书社作为重点推销的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刊物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很快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劳动界》，更是深受工人群体的欢迎。
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仅仅在7个月内，《杜威五大讲演》、《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现代教育之趋势》、《社会与教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实验主义》、《蔡元培言行录》、《新潮》、《劳动界》、《新青年》、《新生活》、《少年中国》这一类书刊，就销售了少则100本，多至5000本左右。
这时候，毛泽东鉴于文化书社只是经销书刊报纸而没有自己的出版物，又在《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提出了一个进一步扩展文化书社的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使编译、印刷与“发行”连为一贯。他在计划中说：“这样非多邀同志和多筹款不可，因此，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
毛泽东为了筹足这笔款子，在武昌利群书社成功地办起了半工半读的利群毛巾厂后，也在文化书社办起了一个织布厂。他请恽代英派利群毛巾厂的人来帮助他们。恽代英很快便让林育英来到了长沙，协助文化书社办厂。毛泽东由此结识了林育英。
毛泽东在大力扩展文化书社业务的同时，还把文化书社当做长沙新民学会会员活动的场所以及同国内外会员通信、同省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联络的联络点，这里也是他进行建党建团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后来随着建党建团活动日益频繁，他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对文化书社的管理就越来越少了。笔者不得不在此交代清楚。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文化书社成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为湖南党组织周转革命活动经费，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由于社务日益发展的需要，1922年社址迁到了贡院西街，1926年又迁到了水风井。7年间，文化书社大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首推湖南和四川”；“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