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话说在1925年12月间，毛泽东同时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一职。养成所的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要到国民革命军中去工作，担任政治宣传干事或营团党代表职务，所以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毛泽东还要亲自给他们讲授《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一些课程。
正当毛泽东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广州。毛泽东把家安在《政治周报》通讯社所在地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座非常简陋的二层小楼，大门正对着街道，他们一家就住在楼上。
杨开慧又开始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了。此时毛泽东与吴玉章、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过从甚密，杨开慧就继续负责联络和接待，并协助毛泽东办《政治周报》。
1926年1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开幕式，汪精卫为大会主席，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56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有168人，中间派65人，右派只有45人。
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二大”，他的座位是第13号。他还是国民党“二大”上4位重要报告人之一。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国民党“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他同时还为“二大”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在筹备“二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人，曾经向中共中央提议说：我们应当利用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有利条件，在“二大”上公开提出开除右派戴季陶等人党籍的议案，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应使共产党党员占中央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而且尽可能在国民党中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从上述出席开幕式的三派人员数量之对比可以看出，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很可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其结果请看后文。
就在国民党“二大”开幕的这一天，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国农民》正式创刊发行。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把中国农民中的阶级、阶层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游民。他写道：
“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农村中的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社会基础，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的数目比大地主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3种。他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可分为右派和左派，其右派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其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就是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也要参加革命，就是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影响，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同属半无产阶级。贫农是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他们是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开展农民运动，要非常注意。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及水旱天灾而失去了土地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毛泽东还写道：
“农民运动的任务，是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5种农民于一个组织里面。对于地主阶级用斗争的方法。对于游民无产阶级，要劝他们站在农民协会一边，参加革命运动，切不可逼他们跑入敌人那边，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且说在国民党“二大”开幕式上，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肃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
接下来，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邵力子作了党务报告。
1月8日，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大会全体代表作了题为《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他在结束语中说：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定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共产党四川地委书记杨闇公说，毛泽东的报告较其它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
蒋介石在“二大”上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在报告中说：
“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1月9日，国民党“二大”主席团宣布，毛泽东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之一。
1月10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4期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出版发行。他撰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是这期周报中最重要的一篇论理精辟的文章。全文如次：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
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3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3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地“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导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份，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4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导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4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1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20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
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导、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1%），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98.75%。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0.25%。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1%。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扫平郑、莫，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 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毛泽东在这期周报上以《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为题目，摘发了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国民党组织与个人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29份。他为这组文电写了一个按语，其中说：
“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从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城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他还在第4期的“十二月二十日反段大示威”栏目里，报道了广州十万民众集会、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形。报道中说：从这次反奉战争可以看出，民众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是不能夺取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