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决定：免去蒋介石的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部长职务，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全会决定：敦请汪精卫回国赴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汪精卫是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他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
全会还提出了“阳新惨案”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发言说：
“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
全会决定以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3人为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委员。
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领导下，武汉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
在这种新形势下，毛泽东要出席二届三中全会的夏曦和在武汉的李达一起回长沙去，与在长沙的谢觉哉、郭亮等人，筹办国共合办的国民党省党校，并由李达担任教育长。
3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抵达武昌的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召开欢迎大会，与会群众及农讲所学员共有千余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以“阳新惨案”的事实告诫大家说：
“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加剧了。”“我们要坚决维护农民的利益，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
3月2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江西籍学员150余人，为“赣州惨案”结队渡江，到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枪决杀人凶手，释放被捕工人，并且要求中央政府致电蒋介石问责。
3月26日下午，农讲所全体师生举行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残杀工农之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
追悼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污蔑农民运动“过火”、“胡闹”，是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向我们贫苦农工大众进攻，现在，我们是处在生死的关头了！”阳新、赣州惨案就是例子。宣言号召农友、工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农村大革命”。宣言中说：“我们要向那封建势力的黑暗继续不断地进攻，早晚必能得到光明的前途的。”“誓为阳新、赣州死难农友、工友复仇！”
追悼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带领讲习所师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严惩“阳新惨案”凶手，要求“将蒋介石交付监察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按照党纪惩办。”
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计划，以“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最早要求建立全国农民协会是由广东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阮啸仙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筹备全国农民协会，号召全国农友一致起来，统一全国组织”。这次扩大会议还提出，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协筹备处，“以促进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继广东之后，湖南也提出了建立全国农民协会的要求。1926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时参加了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促使大会通过了一个《请求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案》，决议案提出：“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河南之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的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到了1927年春，广东的潮、梅、海陆丰等17县农民代表大会及劳动童子军代表大会再次提出，请广东省农民协会发起组织全国农民协会。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等提出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筹组全国农民协会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邓演达的支持。邓演达在中央农民部关于全国农运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全国农民协会之成立刻不容缓。”
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陈克文，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周以栗、易礼容，湖北省农民执行委员陆沉，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方志敏、陆智西，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陈子林、宋英、孔寅初等，举行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由湘鄂赣3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与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3月30日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推举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还规定：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代行全国农民协会的职权及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等事宜。
3月30日，湘、鄂、赣、豫4省农协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广东的彭湃、湖南的易礼容、江西的方志敏、湖北的陆沉、河南的萧寅谷与国民党中央的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孙科、徐谦、张发奎、谭延闿、唐生智共13人为委员，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邓演达、谭平山、谭延闿、毛泽东、陆沉5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在中央二届常务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中央土地委员会，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呈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后，交农民部执行。
4月初，毛泽东和邓演达主持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在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协配合下，派出两个连的部队到阳新大张旗鼓地镇压了反革命，枪毙首犯10人，判处徒刑11人，狠狠打击了反革命派的气焰。全县农会会员由几万人激增到30万人。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中华路都府堤红巷13号举行开学典礼。此时农讲所开学已经将近1个月了，共有来自17个省的739名学员，他们当中有农民260余人，工人40余人，学生400多人。
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有100余人参加了典礼，表示祝贺。毛泽东高大伟岸的身躯穿着灰布长衫，留着中分式乌黑的长发，与邓演达、谭平山、彭湃、周以栗及国际代表一起登上了主席台。邓演达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讲了话。
教务主任周以栗报告了中央农讲所成立经过和教学方针。他说：农讲所学员要“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政权问题、农民的武装问题。”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了开学宣言。宣言中说：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心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
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发表了演说；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也相继发表了演说。
开学典礼结束后，前来参加庆典的刘谦初和他的未婚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张国兰见到了毛泽东。刘谦初指着张国兰对毛泽东介绍说：
“毛委员，这是我的朋友张国兰，在京山县委工作。”
“好哇！京山县的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张国兰的手，笑着问道。张国兰说：
“农会成立了，给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审判斗争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高涨。不过骂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人也不少，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
毛泽东说：
“要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政权，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上层人物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
刘谦初早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后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随北伐军来到武汉。张国兰于1903年出生在湖北京山县青树岭张家湾一个豪门之家。她后来改名为张文秋，还有个曾用名叫张一平。张国兰在1919年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此时正在湖北女子师范读书，受教于陈潭秋、董必武。经恽代英介绍，刘谦初和张国兰建立了恋爱关系。
就在4月4日这一天，正当毛泽东在农讲所忙活的时候，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又名杨永禄。
毛泽东顾不上照顾杨开慧母子，继续忙他的事务。鉴于统一战线中右派倾向日益明显，他为了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大学员能够真正地站在革命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说话，发动全所学员和教职员共同参与，制定了一部农讲所“规约”。“规约”中明确写道：“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承担我们的责任，每个学员必须具有自觉的纪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工具”。
“规约”中还写道：“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来，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的存在。”“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的扫除，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规约”同时也要求教员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重学员的世界观改造，帮助学员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
中央农讲所开设有“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有恽代英讲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帝国主义与中国》；还有李达讲授的《社会发展史》、《辩证法》。
尽管李达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待他还像对待党内的同志一样。他曾经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1927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
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他全部课时的60% 。他所讲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湘南湘潭西乡一位租田15亩、仅一妻一子的壮年佃农为例子，详细计算了他一家的收入与支出。在计算中，他提出了一个“假定事实”：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自然灾害；家人身体强壮，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主人精明会算；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一家人终年辛劳全无休息。在这6个“假定”条件下，一家人的收支相抵也尚欠19.17元。但事实上这6个“假定”条件全部具备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通过这个典型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的佃农都苦，这正是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变成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在农讲所还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他开讲那一天，校内学员、教职员工和校外的群众800多人，在大教室里和走廊上挤得满满的。他那慷慨激昂、逻辑严密、生动形象、深刻鲜明的讲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还常常抽空到学员中了解情况，谆谆教导学员们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在毛泽东倡导下，农讲所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请贫苦农民到所里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洪山、石咀、咸宁、通山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学生带着农讲所编印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和地主豪绅的罪恶。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残杀工农群众的严峻形势下开办的，因此农讲所非常注重军事训练。农讲所在“规约”中明确规定：
“为要纠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农讲所专门设有军事教育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原农讲所学员刘征曾回忆说：
“把训练学生掌握武装斗争的实际本领作为重要课程。农讲所学生实行军事编制，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日训练2小时，每周到野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的军事训练更加紧了，每日军事课增加到4小时。军事训练是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例如，在实行战地演习时，我们全副武装，携重20斤左右，有时快速行军，有时跑步前进，并演习野外露营和半夜紧急集合等。紧急集合要求在5分钟内打好背包，整队完毕。在作战演习中，不论沼泽地带还是荆棘丛中，只要‘卧倒’命令一下，就立即卧倒。不少同学经过农讲所短短几个月的训练，由普通的青年成长为后来各地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骨干。”
这正是：蒋介石，磨刀霍霍要动手；
毛泽东，秣马厉兵正当时。
欲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蒋介石拒不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阴谋。他的目的就是：要么二届三中全会向他妥协，要么他就要以此为契机，大开杀戒了。二届三中全会面对羽翼丰满的蒋介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只是撤去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虚职，而保留了他北伐军总司令的实权，这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那些善良的人们还没有领教过蒋介石的手段吗？他岂肯善罢甘休。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党，处心积虑地调停共产党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却心甘情愿唯苏联人马首是瞻，而毫无自己的主张，岂有不败之理？在经历了“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就不应该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可以说，二届三中全会罢免蒋介石的职务以及敦请汪精卫回国复职，已经成为“四一二”大屠杀的导火索。一些人还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哪里是蒋介石的对手？于是乎，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大吃苦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