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话说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前委会议上侃侃而谈，与会的多数人被他说服了。总指挥卢德铭豁然起身，说道：
“润之兄讲得对，我完全赞成。现在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再打长沙，恐有全军覆没之虞！时间已经很晚了，会再开下去就快天亮了。我看，还是举手表决一下吧，赞成润之意见的请举手。”
在卢德铭和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意见被通过了。毛泽东宣布说：
“现在前委正式作出决定：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部队明天撤离湘东地区，经萍乡退往湘赣边。”
1927年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余部1500余人和300多名地方干部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举行会师大会。文家市及其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闻讯，纷纷来到操场上，围在四周观看。
操场上有一个土台子，是专供当地农民协会开群众大会用的。会议主持者站在台子上宣布：
“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
毛泽东走上土台子。只见他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长巾，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他向大家挥挥手，大声说：
“同志们，请大家都坐下吧！”
毛泽东看看全场干部战士都坐好安静了下来，便微笑着说：
“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就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形势发展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会场上有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人们的情绪逐渐好转。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还年轻，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轻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
同志们，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是，革命的高潮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大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可走。”
他还满怀信心地说：
“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个事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并不孤立，有湘、鄂、赣、粤4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在和我们一起与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
“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能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然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他讲的话，通俗易懂，主张明确，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大家听了都满面笑容，失败情绪一扫而光。
罗荣桓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认真聆听了他的讲话。
罗荣桓，原名罗慎琪，字雅怀，号宗人，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一个望族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1919年考入长沙协均中学。父亲罗国理决定趁过年的机会，为他办理婚事。女方名叫颜月娥，比他大两岁，知书识礼，只是那双三寸金莲烙下了封建社会迫害妇女的印记。当父亲通知他务必要和颜月娥结婚时，他违心地做了“新郎”。1923年他考入北京湖南会馆补习学校，1924年入青岛大学预科班学习。1926年11月，他回到故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4月，罗荣桓又考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7月，他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后又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不久，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了秋收起义。
且说会师大会结束后，部队吃了早饭，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向湘赣边界的江西萍乡方向退却。
全体指战员在给养不足，弹药缺乏，又有敌人围追堵截的条件下，不顾秋后炎阳的酷热，翻山越岭，一路艰难前行。时值队伍中疟疾蔓延，痢疾流行，又缺医少药，伤病人员大量增加。一些人又动摇了，离开部队逃跑了。
有一次，队伍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众人正疑惑间，曾经参加过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现任1团3营副营长张子清，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毛泽东报告：
“又有几个人开小差，我已派人去追。刚才那一枪估计是追赶的战士打的，吓吓逃兵。”
“哦，又有开小差的！”毛泽东脸色异常严峻地说：“不要追。他们要走，让他们走，不要开枪吓他们。我不相信会都走光，总还会有要革命的。有句俗话说：‘宁要鲜桃一个，不要烂桃一筐。’革命也是这样，部队光人多不行，贵在要有战斗力。”
9月22日晚，部队到达萍乡泸溪更田村，分布在村内村外宿营。又有一部分人悄悄离开了部队。
9月23日拂晓，部队从宿营地出发，在离开芦溪15华里的山口岩，后卫第3团遭到从萍乡赶来的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的保安特务营和江西第4保安团的数面夹击，部队损失严重。
总指挥卢德铭立即带领一个连从前队折回，抢占高地，阻击特务营和保安团，同时指挥被打散的第3团指战员向前卫部队靠拢，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胸，壮烈牺牲。毛泽东闻报，痛惜不已。
部队继续往南走。随着行军路线不断向南延伸，党的各级组织又不健全，思想工作跟不上，许多指战员在困难面前和背井离乡的情况下，情绪越来越低落，逃亡逐渐公开化。部队已经不足1000人了。
在1团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的赖毅中将曾经回忆说：“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1营1连的1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在这支革命队伍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思想说服工作，可谓是殚精竭虑，唇焦舌敝。他不倦地找战士们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并考虑着如何才能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疲惫、饥饿、战败后的余悸和前途迷茫的惶惑，正困扰着指战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一是这支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二是队伍中必须以党的组织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武装获得巩固和发展。眼下最要紧的是抓住机会打一个胜仗，提高士气，并赢得喘息之机，整顿队伍。
自从离开文家市，毛泽东就和战士们一样戴着斗笠穿着草鞋一路走来。此时他的两只脚都被草鞋磨破了，步履艰难。战士们看到他这个样子，非常心疼，就用竹竿捆了一副担架，要抬着他走。
黄埔军校5期学员、时任1团某连连长的谭希林将军曾回忆说：“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9月24日，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了莲花县的高滩村，在此吃了午饭。部队刚开拔不久，村里一位烈士的两个儿子七牯和八牯抬了一个绑着两根竹竿的睡椅，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了来，跑到毛泽东面前，要请他坐“轿子”。一个战士高兴地说：
“毛委员，人家抬了‘轿子’来，你坐吧！”
毛泽东说：
“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还是双脚走好。”
他坚持不坐“轿子”，可把八牯急坏了，满脸通红，恳切地说：
“毛委员，我早就看到你走路有点拐了，还能走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把脚在地上跺了一下，轻松地说：
“这不是好好的嘛！”
旁边一个战士说：
“毛委员，坐，坐上吧，你不坐大家心里难受呀！”
七牯兄弟俩也挡在路上不让毛泽东走，说：
“我们有的是力气，请你快上‘轿’吧！”
毛泽东指着后面的伤病员们对七牯、八牯兄弟说：
“那好吧，就请你们把‘轿子’抬给伤病员坐吧，他们的腿确实走不得。”
说罢，他又一瘸一拐地大步向前走去。
9月24日下午，部队到达莲花县的甘家村。
是日晚，毛泽东在甘家村召集地方党负责人会议，向甘明山、贺国庆等人了解莲花、永新一带的情况。甘明山、贺国庆汇报说：在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边界党组织遭到了极大摧残，各级组织全被破坏了。9月18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打莲花县城失利，牺牲30多人，被捕70多人。他们请求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城，救出被捕的自卫队员。
毛泽东得知莲花城里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大土豪李成荫保安团的部分团丁驻防，就下了决心，爽快地说：
“好，一定要打下莲花城。”
毛泽东一面派人去莲花县城侦察敌情，一面组织农民梭镖队配合工农革命军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