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5月19日这一天，红4军从瑞金的武阳出发，越过武夷山，急速向闽西挺进。
5月20日清晨，红4军来到长汀县境内的汀江渡口——水口。在江边，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两封紧急联名信件，派人分头送交邓子恢和正在上杭蛟洋的闽西红59团负责人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指示闽西特委和闽西地方武装做好策应红4军军事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指定了具体联络点。
罗瑞卿受命率领游击队到古田附近迎接红4军。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1925年，他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步科班学习。毛泽东曾到这个学校讲过湖南农民运动，罗瑞卿是其中的一名听众。那是罗瑞卿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29年初，罗瑞卿受党组织委派，到闽西工作，担任红军一支游击队的大队长。
就在5月20日这一天，罗瑞卿部组织了18名船工，9只木船，在6个小时之内将红4军4000余名指战员和几十匹战马，全部渡过了汀江。
5月22日傍晚，红4军来到龙岩城西30华里的小池乡。此时，古田、小池、大池一带农民在地下党领导下，纷纷举行暴动，策应红军。
晚间，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临时特委派来的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介绍龙岩城内国民党军陈国辉所部的近况。郭滴人说：
“盘踞在龙岩、漳平的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主力，由陈国辉率领赴潮、汕加入讨桂阵营，只留下少数部队驻守后方。龙岩城内驻有旅部及特务连、机枪连，防守龙岩的总兵力不足500人，由参谋处长庄凤骞坐镇指挥。”
毛泽东听后分析说：
“陈国辉的部队与郭凤鸣略有不同，其武器弹药比较充足。由于他收编了一部分北洋军阀的势力，因此他的部队成份中多系北方流落在此安家落户、以匪为业的兵痞子，虽然也是1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却比郭凤鸣强。我们的兵力虽然和陈国辉不相上下，但陈国辉部政治腐化，贪生怕死，而我们红军是为人民战斗的部队，作战勇敢坚决，尤其在消灭了郭凤鸣旅后，士气旺盛，威震闽西，敌人对我十分畏惧。所以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它吃掉。”
会议决定：乘陈国辉部守城兵力不多，攻打龙岩城。罗瑞卿也率部参战。
毛泽东、朱德拟定的作战方案是：由1、3纵队负责正面攻击龙岩城；由2纵队绕道从左翼迂回，从龙岩城背后的北山进行包围突击。
5月23日凌晨，毛泽东在小池圩北边的草地上召开班以上干部和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攻打龙岩城消灭陈国辉守军的战前动员。他号召指战员们说：
“坚决消灭陈国辉守军，为民除害，装备自己。”
拂晓前，部队按计划分两路行动，悄悄地直逼龙岩城下。第1、3纵队首先打掉了守军前哨阵地上的彭棠第1补充营，接着猛攻西门及西桥。第2纵队也控制了北山的制高点。双方激战至上午9时，红4军两路部队先后突破了西门和北门，胜利会师了。这便是红4军一打龙岩城。
毛泽东、朱德在龙岩城里见到了龙岩县游击队长陈锦辉。毛泽东紧紧握着陈锦辉的手说：
“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军事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作战。”
红4军胜利攻占龙岩城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只有龙岩省立第9中学的大门还依然紧闭着。毛泽东的警卫员来到9中，“笃、笃、笃”，“笃、笃、笃”，他反复敲击着大门，学生们还是不敢来开门。老校长庞传珍壮着胆子打开了门，一个英俊的红军小战士走了进来。小战士对庞传珍说：
“我们的党代表请校长到军部叙谈叙谈。”
庞传珍不好推辞，局促不安地来到了军部。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像老朋友一样随便和他攀谈起来，庞传珍这才如释重负。
近午时分，毛泽东在庞传珍陪同下来到9中。庞传珍摇动铃声，召集学生们到操场集合。这是一个小操场，毛泽东登上搭着雨盖的讲台，环视了一下台下静坐的300多名学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毛泽东”3个字，然后转向学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同学们，我叫毛泽东，是朱毛红军党代表毛泽东。”
台下的学生们听到毛泽东的名字，议论纷纷。毛泽东等台下安静下来，开始给他们分析国内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罪行。他说：
“汪精卫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曾称我们是同志，可是不久就骂我们是土匪，举起屠刀，站在蒋介石一边屠杀我们工农。从此，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权利，连年混战，百姓遭殃。”
毛泽东在9中演讲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许多工人、店员和小商人也来到9中操场旁听。毛泽东讲了不到半个钟头，突然“轰隆”一声，从国民党县署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会场上顿时出现了骚动。毛泽东十分镇静，叫大家不要惊慌，并派警卫员出去查看。不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是红4军2纵队的战士用手榴弹炸开了监狱的铁门，救出了被捕的革命者。于是，毛泽东继续演讲，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青年学生投入革命洪流，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他的演讲一结束，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龙岩9中的许多学生纷纷报名参军。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龙门墟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
“要重视武装建设，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特委很快就将已经组织起来的各县赤卫团、游击队进行了整编，成为一支地方红军部队。
这一天，毛泽东也收获了爱情的结晶。年纪不满20岁的贺子珍在龙岩城里生下了第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一个女孩，他自然非常高兴，笑着对贺子珍说：
“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
一句话把贺子珍逗乐了。因为红4军马上就要撤出龙岩城，毛泽东考虑到很快就能回来，于是决定不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让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个老百姓家里，好让贺子珍在产后休息几天。可是，贺子珍执意要跟部队走，毛泽东只好交代说：
“好吧，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忍着心中的悲痛点点头，没说什么。她用被子把婴儿裹好，亲自送到联系好的一个大嫂家里，没有留下什么衣物，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大嫂手里，交代说：
“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就在5月23日这天傍晚，红4军主力根据毛泽东诱敌回巢、待机全歼的指示，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了湖雷、永定，并在永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战果和政治影响，同时等待龙岩县委送来敌情报告，以便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湖雷是永定县的一个小集镇，有几百户人家，百十家店铺，东边是郁郁青山，西边是潺潺流水，是部队休整的一个不错的地方。
5月底，毛泽东在湖雷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要不要正式恢复红4军军委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前，毛泽东鉴于1929年4、5月间赣南、闽西斗争局面逐渐打开，部队、地方、党内、党外，诸事繁杂，他和前委便临时决定恢复红4军军委的组织和工作，成立了临时军委，任命在4月3日由福建省委派来瑞金传达中央“二月来信”并参加红4军工作的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军委政治部主任。这本来是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孰料此举竟引发了红4军内的一场轩然大波。
刘安恭者，何许人也？原来他是刚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归来的中央特派员。这个人满脑子全是苏联红军的规程，对中国红军的情况却知之不多。他一到红4军就以中央代表自居，哇啦哇啦乱发言。他说，脱离中央的红军必然被消灭，他主张按中央指示将红4军分散开活动。刘安恭又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热衷于抓实权和搞宗派主义，上任伊始即主持军委会议作出了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情；并提出要求，成立一个正式军委。毛泽东如果承认刘安恭的这一决定，前委就不能领导红4军了，更谈不上直接指挥红4军，前委的工作也就无从开展了。
这就叫：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吞象之蛇，井底之蛙。
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决定，自然是坚决反对，他说：
“你们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前委！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单是打仗，还要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有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被孤立了。毛泽东愤怒地说：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刘安恭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还故意在红4军中制造矛盾。他散布舆论说：红4军中的领导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他这招还真灵验，果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红4军干部队伍中竟然出现了一部分人拥护毛泽东、一部分人拥护朱德、一部分人拥护陈毅的极不正常的现象。
就在这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湖雷前委扩大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和拥护朱德及拥护陈毅、还有拥护刘安恭的几派之间，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4军军委及其它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矛盾终于公开化了。
以刘安恭为首的一些人对前委提出了很多意见，他们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有“家长制”倾向；强烈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
以林彪为首的一些人坚决反对设立军委。他们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前委领导的工作中心还在军队。“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红4军更有利于作战。持这种意见的人，批评硬要成立军委的主张是“分权主义”。
此外，还有不少其它意见：有的人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和训练方法；有的人欣赏并主张照搬苏联红军实行的一长制；有的人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由司令员发布告”；更有甚者，有的人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妨碍行军”等等。与会者议论纷纷，各方争执不下，意见始终未能统一。
1929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党内现发生些毛病”，但他还是乐观地表示“正在改进中”。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汇报了红4军的一些困难：自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在指战员中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造成了“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红4军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是从每次战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表现好的，加以短期教育和训练，任其为下级军官。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干部伤亡增多，现在这一类下级军官在部队中已经为数不少了。这就使红4军内特别是干部组成成份逐渐复杂起来。毛泽东鉴于这种情况，在报告中请求中央：“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各100人，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5人，在1个月内赶来。”
尽管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但他实际上又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中央。他非常明白，如果中央派人来，一则路途艰险，红军又不断转战，绝不可能及时到达；二则其数量也有限，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大量需求。所以，面对党内军队内已经公开化的矛盾，尽管是在战争形势下，一个批评和纠正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设想，正在他的心中慢慢酝酿。
就在此时，龙岩县委书记谢国鑫前来请求前委再次攻打龙岩城。正是由于他个人主观上的这一严重过失，贻误了红4军攻占漳州的一个良好的战机。
原来，傅柏翠曾7次书面飞报龙岩县委并转前委：李文彬旅到了涂坊后转回长汀，除留下1个团防守长汀外，大部均撤回了江西。这是一个乘虚打下漳州的极好的机会。不料这样重要的军事情报，竟然被谢国鑫搁置了起来。谢国鑫上报前委的情报则是：红4军撤出龙岩后，龙岩地方反动武装和陈国辉部的一部分主力又进占了龙岩城，这些反动势力在失而复得的美梦中，又得意忘形起来。他们请求红4军再攻龙岩。
毛泽东和朱德根据龙岩县委的情报，命令红4军第3纵队从坎市出发，攻打龙岩城；军部及第2纵队进驻龙岩龙门，密切关注广东方向敌人动静；第1纵队则留在永定坎市等候命令。
6月3日，第3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会合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红59团及龙岩赤卫队，一举攻克了龙岩城。这就是红4军二下龙岩城。
6月4日，毛泽东获悉陈国辉已率领主力由广东奔回的消息，他和朱德等人商量后，“决定采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暂避其锋，转移阵地，将红军主力开到上杭、连城，观察敌之动态，”以便将陈国辉部聚而歼之。
这一天，伍中豪、傅柏翠接到毛泽东、朱德的手令，各自带领第3纵队、红59团迅速撤离县城，集中龙门，双方会合后，进驻大池。留在坎市的第1纵队也同时接到命令，有计划、有步骤地撤出坎市，进军上杭。
6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这一天，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名义签署的《红军第4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在龙岩颁布。《布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任务，并着重宣布了打土豪分田地等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关于土地革命政策，《布告》中说：
“（一）收租200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除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谷子须减价出粜，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二）工人农民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给田东交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夺取反革命的枪支，组织工农的赤卫队。（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书等刑罚。”
红4军的这个《布告》措施有力，政策界限分明。在红4军的大力协助下，闽西各地迅速掀起了一个土地革命热潮，其情景正如两首民歌描述的那样火爆。
其一是：暴动一声满地红，土豪劣绅狗命终；五抗粮捐租税债，四军入闽心更雄。
其二是：打倒土豪分了田，扩大红军建政权；汀江两岸都红遍，红山红水红满天。
6月7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领军部和2、3纵队由大池出发，向丰年桥前进，正面攻击白砂守敌。红59团和红1纵队分别为右翼和左翼，一同发起进攻。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红4军顺利攻占，歼敌1个团，扫清了龙岩外围的反动势力。毛泽东高兴地说：
“白砂之战，为歼灭陈国辉创造了条件。”
6月8日，毛泽东在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继续讨论关于取消或正式成立红4军军委等问题。刘安恭在会议上发言说：
“既称4军，就应该有4军这一级党部——军委。”
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有很多人提出，临时军委也没有必要，应该予以撤销。会议对后一种提议表决的结果是，在参加会议的41人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议。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改任第2纵队司令员。
这正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黄口孺子，一现昙花。
临时军委被撤销，并不意味着红4军不设军委。但是否马上就设立正式军委？在撤销临时军委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前委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不一致了。
萧克曾经回忆说：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歧，使党的“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有人甚至说：难道连“一支枪党也要过问？”这一部分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朱德则对毛泽东这几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先例”，他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4军在原则上坚持不够，结果成了“一切工作集中前委”。前委“对外代表群众机关，对内代表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造成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信仰，奋斗才有所依归”。他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前委扩大会议经过几次讨论，大家在是否马上设立军委的问题上，意见不但未能取得一致，反而把矛盾扩大到部队中去了，结果形成了一种取决于部队“全民公决”的态势。赞成与不赞成，各执一端，对立非常严重。
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这是组织系统的完成。有人要把军委的设立，作为制约“权力集中前委”的必要手段。
不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现在红4军虽有4000多人，但仍是一支小部队，而且不断行军转战，“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不必再设立军委。林彪还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坚持设立军委，实质上是一种“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的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几天以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说：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4军党的主要问题，是红4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分成了3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表现，具体说，是有人与党争权。”
毛泽东几乎是要点出朱德的名字了，此论一出，红4军党内的争论更加激烈了。党内高级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
刘安恭对其军委书记职务被撤销，一直愤懑不平。他把撤销临时军委、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一事，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因此，他趁着这个机会煽动说：
“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4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刘安恭还提出：军委是否设立，应以完全选举制度来解决；他还提出：可以由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毛泽东愤而提出了辞职的书面意见，他说：
“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这天晚上，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江华（黄琳）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同志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这些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原来林彪是这样写的：
“现在4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你今天提出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这正是：知人知心难，难于上青天。不打不相识，此事古难全。
欲知毛泽东能否接受林彪的意见，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鉴于1929年4、5月间的情势，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任命刘安恭为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本是工作需要，可没想到刘安恭竟会借机挑事。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党内现发生些毛病”，又说“正在改进中”，表明他是很自信的。一方面他根本没有把刘安恭看到眼里，另一方面，他正在做着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正是由于后者，才在白砂会议上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刘安恭的职务。但他没想到朱德又公开地站到了对立面，这说明刘安恭所说的红4军内有3派并非谣言。毛泽东此时还不知道所谓的“陈毅一派”，待到后来知道之时，那就是他离开亲手缔造的红4军之日。更为严重的是，在红4军召开“八大”前，他又一次遭到了“党纪处分”的威胁，甚至险些命丧黄泉！笔者每读此节，脑海里都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知人知面难知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类成语。是啊，毛泽东在认知大趋势上往往料事如神，在革命队伍中也是以知人善任而著名，可他在“同志”中认识人，也不免像古人、今人一样，知人知面是容易的，而要知其心，则是有一定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