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红4军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话说正在红4军党内争吵不休的时候，由广东潮州、梅州地区回窜的陈国辉部已经逼近了龙岩城。毛泽东、朱德为了迷惑敌人，造成红4军要开往江西的假象，决定率红4军进抵新泉休整，故意让开永定到龙岩的大道，让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
1929年6月10日，红4军进驻新泉休整扩编。在新泉期间，连以上干部，特别是纵队干部，天天开会，继续就党内的分歧展开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最后争论聚焦在“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无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问题。
此时，毛泽东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他为克服红4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奋斗，但党内意见常常不统一，使他十分焦虑，常常夜不能寐。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有时对一些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使人下不来台，难以接受，因而这些人对他有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奋斗中的苦恼。
6月14日，党内的现状和矛盾一点点、一幕幕在毛泽东的脑海中闪现出来。从红4军党的组织状况来看，在1929年5月间，全军约有4000余人，党员有1329人。其中工人成份只有311人，其余的分别是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份，而尤以农民成份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频繁地转战，由于对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在党组织内泛滥起来，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等，这些思想倾向与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与军队建设的原则及政策发生了尖锐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对以下问题的激烈争论：
1、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首创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具体表现为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发布命令要有党代表副署；全军设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问题由党来研究决定，交由军队执行。但是，有军阀主义残余和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些人却对军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有的人还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而加以反对。红4军到赣南、闽西后，什么“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前委不要管打仗管军事。”这些反对意见连同一些怪话都提出来了，什么“一支枪也要党管吗？”“马弁有没有饭吃也要管吗？”“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实际上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现。在表面上，这些提法是领导的方式方法问题，但对党代表、支部权力的限制或反对，实质上已经危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2、关于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用红军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这个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的一些人，则提出不要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政策，喊出了“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的口号；或把建设根据地视为地方党的事，与正规的红军无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农村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3、关于红军中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自古以来是当兵吃饷，理所当然。但在井冈山时代，红军指战员除了穿衣吃饭外，从未发过饷钱，实行的是“军时共产主义”，而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功效。坚强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是红军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残余的人，则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视政治工作人员为“闲杂人”，是“卖狗皮膏药”的，否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在这些人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军事好了，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光靠政治工作，是打不垮敌人的，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靠军事，靠打胜仗。因此，军事要领导政治，政治工作机关也要附属于军事机关。
4、关于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问题。从三湾改编起，毛泽东使红军内部指战员之间待遇平等，地位平等；官长不打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并实行经济公开；这些民主主义做法形成了一种制度，对于保持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改造旧军队、争取俘虏，从根本上划清人民军队与反动军队的界限，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的人，则主张军官权威高于一切，长官说了算，要取消士兵委员会。有军阀主义残余的人，更是强调不打不骂士兵就不好带，对逃兵则要枪毙。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反对实行民主主义。还有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极端民主化。他们主张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大家讨论，每人都有“否决权”，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形成决议。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和对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分歧。这些问题和争论，在红4军党内军内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为公开化罢了。不可否认，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农村环境中的党，对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一个新课题。毛泽东所创造的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正确的原则、方法，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基础深厚的环境下，没有大的政治力量，没有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一下子就被指战员们全部接受，也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人们对一些新原则、新东西一时难以接受，尤其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进而产生怀疑和抵制，也是不足为奇的。
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开始奋笔疾书，给林彪写出了一封长达8000言的党内通信。他在这封长信中写道：
“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4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1、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做不断地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2、我在4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中心理由。3、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因能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4、4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会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然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的一天！”
毛泽东把红4军党内争论问题概括为14条，他写道：
“不明白4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4军到现在两个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4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它腐败思想。”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4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4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制度何以这样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常在一切斗争状态之中。”
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时常发作，都与党的领导的削弱有关。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又给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写道：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4军中的游民成份。党与这种思想曾做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其表现就是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境的斗争，对于从红军中拨枪支援地方武装，总是难得很。这种流寇思想还影响到城市政策和军纪。一些同志认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科学一点才好。只有坚决克服那种非科学的态度，和红军中存在的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做斗争，才能建设红军成为真正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4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他写道：
“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派到红4军来工作的某些同志，不察实际情况，硬搬教条，照抄‘本本’，焉能不出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回答了有关“家长制”的指责，他写道：
“我们要先问什么叫作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4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去说，必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4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4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3纵队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此次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4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党内在“是否设立军委”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分析，他写道：
“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然而表现出来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针对“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的说法，毛泽东写道：
“现在只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我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
毛泽东明确表示现阶段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但他在信中却没有一概否定这场争论，而是肯定地写道：
“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4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4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
同时，毛泽东也严正告诫说：
“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将这封长信以《复林彪同志信》为名，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同时也刊登了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他刊发这封长信以及公布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目的在于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孰料这两封长信刊出后，争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发广泛和激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