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朱德也写了一封《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他在信中发挥了在白砂会议上的发言，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答辩，主要有3条意见：

1、“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2、“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3、“说‘反对党管一切’的口号出自于我，不能接受。”

朱德在信中还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该起核心作用。他说：

“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它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予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

他还说：使军事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争自由，与党分权”。目前的问题是“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我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毛泽东、林彪及朱德3个人的3封信都公开亮相，使彼此的争论更加公开化了。同时，毛泽东和朱德作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而观点不一致，也使争论更加难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也更加热闹了，甚至连毛泽东、朱德的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

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他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地观察和思考着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在新泉“望云草室”接到闽西特委送来的报告，说是陈国辉的主力在毛泽东骄兵之计“引导”下，已经趾高气扬全部返回到了龙岩城。红4军党内的争吵归争吵，仗还是要打的。毛泽东、朱德马上下达了向龙岩进军彻底消灭陈国辉部的命令，率领红4军1、2、3纵队及红59团，挥戈南进。

6月18日晚上，朱德、陈毅等人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有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军事会议，但他们却没有通知毛泽东，只让谭震林参加会议，由谭震林负责向毛泽东传达了会议的决定。

江华事后曾经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以及如此的行动，不通知党代表毛泽东参加，是很不妥当的。”

此后，毛泽东便和谭震林、江华及前委、政治部工作人员一起，随同刚刚由闽西地方游击队编成的红4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吩咐小池区委，发动群众协助红军站岗放哨，严密封锁消息，将敌人蒙在鼓里。

6月19日拂晓，已经完成包围龙岩计划的红4军和红59团，兵分4路发起了闪电式攻击，经过激烈巷战，将陈国辉部主力消灭于东门外见龙桥一带。

四面楚歌的陈国辉装扮成一个老百姓模样潜逃了，他的2000余名部下全部被歼。红4军缴获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支、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4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个大胜仗。

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孤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陈毅这首《反攻连下汀州龙岩》一诗，既是他此一时期心情舒畅的写照，同时也生动表现了红4军全体指战员的昂扬斗志和胜利的喜悦，记录了红4军二次入闽以来的斗争进程。

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20日，前委和龙岩县委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有3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欢庆三克龙岩及消灭陈国辉旅的重大胜利。

祝捷大会首先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和龙岩革命烈士。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说：

“将来，自由的中国要纪念每一个在革命事业中牺牲的士兵和老百姓，他们的家庭可以领到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可以受到公费教育。”

红4军三克龙岩后，决定在龙岩进行休整。前委秘书处安排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龙岩北山下的新邱厝，这里离司令部、政治部较近，山上松柏蔽日，环境十分幽静。可惜在两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令毛泽东非常痛心的事，这期间当然也有一些是很有趣的事，以至于使他终生难忘。

且说此时形势稍安，召开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得党内争论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矛盾各方面人物的共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都不便出面，前委便决定由陈毅主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大会。他的想法是通过“七大”总结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和纠正在新形势下部队中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促进红4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进一步胜利。他满怀希望找陈毅谈话，要求陈毅支持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代表大会上作出一个好的决议。但他不知道，为了召开红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委成员及其他各方面人物也各有心机，每天都在私下里频繁地进行着活动。更为严重的是，此时的陈毅只有28岁，正值血气方刚，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这场争论的深远意义，而且也正想趁着这个机会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赢得一个一展身手的平台，因此，他并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意见。

正所谓：暗流涌动行舟难，小河沟里也翻船。

主义之争不为私，推心置腹也枉然。

6月22日，红4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里召开了。在到会代表中，有红4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大队长及大队以上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场设在学校的厅堂里，前委委员们都坐在一个平台上的长板凳上。

陈毅主持会议并代表前委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部分采取了毛泽东在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他在一些问题上又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

关于如何解决党内争论问题，陈毅提出，必须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还要“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

对于争论的焦点，是否设置军委问题，陈毅做了重点说明，他认为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反而提议要大力加强前委领导，并对刘安恭、林彪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批评。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曾经记述说：“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主义活动姑息。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地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表现了陈毅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毅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

朱德听了陈毅的批评，没有讲话。毛泽东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傅柏翠后来回忆说：“那次会上，毛不像平时那样谈笑风生，那么深入浅出地悬河泻水般滔滔不绝，娓娓而谈，而是态度严肃，正襟危坐，他的话简短到不能再简短了：‘许多意见可以保留，现在无须答辩，让将来的事实证明。’话虽短，不一般，句句有所指，字字有着落，令人心里为之震动。”

据其它史料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大家对我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批评，我会考虑。”“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将来，让事实来证明是对是错。”

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我们红4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他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要从实际斗争经验出发，加强党对红4军的领导，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项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陈毅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所以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有些意见则是偏激夸大的。刘安恭就利用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不满，乘机排挤毛泽东。林彪、罗荣桓等人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但是，像林彪、罗荣桓这种意见的人在会议上只是少数，多数人发表的基本上都是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红4军“七大”会议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殚精竭虑用了两个昼夜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实际上，这个决议只涉及了“党内争论问题”，而对于“分兵问题”，决议说等新的前委产生后，由新前委讨论决定。

在这个决议案里，毛泽东和朱德都受到了严厉批评。据陈毅说，他在草拟决议案时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决议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还说毛泽东见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而提出辞职不干，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红4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提出了批评。

决议说朱德在《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中提出的3条意见，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

决议的结论部分说，毛泽东有7项缺点：1、英雄主义；2、固执己见，过分自信；3、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4、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5、对同志有成见；6、工作态度不好；7、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朱德的缺点也是7项：1、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2、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3、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4、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5、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6、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7、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决议最后说：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责任，故而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议还宣布：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红4军七大会议重新选举了新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新的前委委员。

由于陈毅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致使会议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不少人居然不投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票。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在这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毅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第2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毛泽东落选的原因时说：“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

萧克曾回忆说他“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

红4军“七大”不仅没有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在领导层出现了这样重大变动，引起了林彪、罗荣桓等一批高级指挥员的极大不满。会后，陈毅不无得意地解释说：这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年轻时候的陈毅颇为自信，他曾自比周瑜，有诗为证：1940年春，陈毅在与张茜结婚时赋诗一首，有句云：“烛影摇红喜可知，催妆为赋小乔诗。”

这正是：气吞如虎少年将，能诗能文血气刚。

唇枪舌剑锋芒冷，兵符二度属陈郎。

欲知毛泽东在红4军七大会议后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6月14日晚上写给林彪的长信中说：“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这些话固然是他在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无端攻击、“有人与党争权”之际的悲愤之语。但细细想来，他说“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可能只是托辞，而希望“到莫斯科去”则无疑是他的真实想法。本传在第一卷里已经说过，毛泽东青年时期虽也有过出国留学的念头，但他最终认为，首先研究透中国更为重要。况且通过他的观察，对那些“海归”们是有看法的。他在写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历史反复证明，的确如此。就拿共产党内的领导人来说，从陈独秀到那些“留苏”的海归们，无不是唯苏联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除了毛泽东，还有哪一位对中国革命有独到见解？笔者不妨提出一个假设，假设毛泽东那时“到莫斯科去”果能成行，那么，他后来的命运会如何呢？中国革命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会不会被毛泽东的“智识”、品格和对中国革命的独到见解所征服？倘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早一点被斯大林确认，那么，后来还会有王明一类政治骗子横行霸道吗？毛泽东还会被横加指责坐了4年冷板凳吗？数万甚至数十万红军指战员还会白白地流血牺牲吗？很遗憾，历史就是历史，不该发生的最终还是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