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认为，红4军的力量不算弱了，应该多打一些地方，扩大影响，同时可以筹些款。接下来，陈毅才说出了这次来蛟洋的本意，没想到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剧烈争论。原来他已经盘算好了要去上海。他问毛泽东：
“你能不能回到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在建军的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他说：
“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陈毅要毛泽东同意部队去打广东，并希望毛泽东能一起去。毛泽东冷静而坚决地说：
“你们要打，你们走吧，我不去。”
陈毅发火说：
“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
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再说话了。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陈毅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他便说，根据中央“6月来信”要红4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由他自己尽快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红4军的情况，以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
陈毅临行前让朱德代理他为前委书记。他又一次来见毛泽东，说：
“我打算到上海去，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如何解决。”
毛泽东说：
“你可以去，我也赞成你去。你把4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7月末，陈毅便化妆去了上海。不久，中共中央根据他7月9日的报告，在8月21日给前委及红4军发出了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八月来信”对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肯定。指示信中说：
“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七大”在政治路线上的缺点是“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须，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予恰当的批评。”“党的书记当然更要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必须采取‘比较集中制’，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尤其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生长。”“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引向流寇主义行径。”“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的政治命脉”。决不能动摇了这一根本路线。
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对红4军情况的了解还不全面，因而还不能作出更深刻的指示，但它已经初步给红4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结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对各种错误倾向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
如果陈毅不急于去上海，按照“八月来信”精神及时纠正红4军“七大”的错误决定，就不会有红4军后来的重大挫折，也不会有毛泽东在此后一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只可惜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未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且说毛泽东在闽西“一大”结束后，离开蛟洋文昌阁，化名为“杨主任”，前往上杭县的苏家坡，一边养病，一边进行农村调查，指导闽西土地革命。他白天做社会调查，晚上在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下看书写文章，每天总是工作到深夜。有一位特委机关干部悄悄给他的灯盏上加了一根灯芯，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找到那位干部，既严肃又亲切地教育他说：
“我们正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节约一滴油，一个铜板，都为着争取革命的胜利。红军战士能点一根灯芯的油灯，我们当干部的能闹特殊吗？”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的广大区域内呈现出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闽西的分田工作大体上是按照下面几个步骤进行的：
1、在工农政府领导下，各乡选举产生没收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乡土地委员会一般由5人至7人组成。各村选举成立3人分田小组。2、划分阶级成份。3、清查田亩。4、分配土地。5、宣布分田结果。6、插牌定界，颁发耕田证。
1929年8月初，毛泽东来到上杭大洋坝。此时留在闽西反“3省会剿”的红4军第1纵队正在大洋坝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第1纵队第2支队长萧克到纵队部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见到他就关切地问：
“你们那里的田都分完了吗？”
萧克回答说：
“都分完了，谷子也快收割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分了就好，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只要收到了一季谷子，你们就站稳脚跟了。”
8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大洋坝，在永定的灌洋、虎岗、堂堡、湖雷、陈东坑、石岭、豪坳头等地视察工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此时，与闽西的大好形势正相反，朱德率领的红4军主力出击外线后，处处碰壁。
原来在8月2日，红4军第2、第3纵队在朱德和前委率领下，仓促开往闽中。由于他们对闽中的党情、军情、地情、人情均不熟悉，所以在行军打仗中，遇到了不少麻烦。正如毛泽东所料，孤军深入闽中的红4军主力确已遇到很大困难，闽中地区敌人比较强大，而红4军主力缺少群众基础，时值盛夏，加上路途遥远，又是高山峻岭，红军的行动十分困难，病号日益增多。
8月中旬，朱德在闽中计划率领红4军主力北渡闽江、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这显然是一个冒险计划。
8月18日，朱德以前委名义写信给闽西特委，通报了他的这一计划。闽西特委见到此信，立即报告给正在闽西指导工作和养病的毛泽东。尔后，闽西特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信给前委说：“我们以为，闽中山河险阻，防守不便，兼之难走，无群众，没有斗争，不能起帮做侦探的作用。过了乌龙江，则敌人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的危险”。闽西特委在复信中提议前委再调红4军主力回闽西。
朱德等人见到闽西特委的来信，不得已“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底，朱德率红4军2、3纵队由闽中回师闽西。
此时，红4军1、4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和地方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已经迫使赣敌、粤敌分别退回到了长汀、连城、永定、湖雷。
1929年9月间，毛泽东与贺子珍从永定县虎岗镇转移到100多里外的永定县金丰牛牯朴村的大青山下。赤卫队员陈添裕为安全起见，给他们夫妇在密林中搭起了一座竹寮。毛泽东为这所竹寮取名为“饶丰书房”，并手书“饶丰书房”木牌一块，挂在竹寮门口。他身居竹寮，日日面对茫茫青山，吟诵唐诗宋词；夜夜谛听溪涧流水，百感交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来天。
这时候，毛泽东又染上了疟疾，一会儿发高烧，烧得烫人；一会儿又打冷战，冷得吓人。他脸色蜡黄，脸、脚、肚子都浮肿了起来，甚至连大小便都要人搀扶，好几次都徘徊在生与死之间。别说是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就是在整个闽赣边界也难于弄到奎宁，急得傅连暲团团转，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才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把奎宁送到了。而那两个护送药品的人，其中一个已经在半路上被敌人砍了头。
国民党获悉毛泽东生大病的消息后，便在他们的报纸上兴高采烈地大肆宣传起来，纷纷载文说：“毛匪死于肺结核。”
此时，与毛泽东的境遇相比，中国的另一个“农民王”更不幸，他就是彭湃。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8月30日，他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同时英勇就义，年仅33岁。瞿秋白得知彭湃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下了《纪念彭湃》一文。他在文中说，彭湃“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戴、顶尊重的领袖。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且说在9月21日，已经回到闽西的红4军第2、第3纵队，与第1纵队会师，一举攻下了上杭城。3省会剿军久攻闽西不克，现在又损兵折将，便纷纷引兵退去。第一次3省“会剿”至此基本瓦解。
这时候，在红4军指战员中思想依旧比较混乱，“七大”上的问题还一直影响着部队的统一和战斗力的发挥。
9月下旬，朱德为了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决定在上杭召开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红4军建设中的有关问题。他还派人到永定县通知毛泽东回上杭参加“八大”。毛泽东坚持说，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想随便回到前委去，而且自己还有病，也不能参加会议。朱德闻报，大为恼火，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说如果毛泽东不回前委，不参加“八大”，就给他以党纪处分。朱德再次派人去永定，命令毛泽东一定要到上杭参加会议。
毛泽东无奈，只好从永定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搬出，坐在担架上，由傅连暲、卢肇西等率领地方武装护送，经石岭、合溪的黎袍山、上杭的蓝家湾、庐丰、安乡等地，赶往上杭。
毛泽东尚未回到上杭，朱德等人便在仓促之间拉开了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序幕。由于事先准备不足，缺乏必要的意见准备，而且大会又是采用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没有解决”。大会“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代表之间争论不休，“毫无结果”，这就引起了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
罗荣桓在发言中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4军工作，林彪等不少人都表示赞同。刘安恭却依然坚持攻击毛泽东。此时的朱德，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深切体会到离不开毛泽东了。他爽朗地说：
“我同意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在许多政治工作人员要求下，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2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并在会议上朗读了一遍，大会表决的结果，获得了多数票通过。
会后，朱德根据会议通过的《敦请书》精神，写信给毛泽东，派人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主持前委工作。
这正是：朱公生来性情好，极端民主令难行。
今朝重兵握在手，方知无毛难过冬。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赶往上杭途中接到了朱德派人送来的《敦请书》和朱德的亲笔信，这才知道“八大”会议只开了3天就结束了。他立即给前委回了一封言辞十分激烈的信，拒绝了朱德等人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0月11日是农历的重阳节。毛泽东在前往上杭的路途上，置身于黄花遍地的景色之中，面对川流不息的汀江，面对绚丽多彩的山乡秋色，他登高远望，不禁思绪万千，脱口吟成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一行人于重阳节后的一个傍晚来到了上杭县城，入住在城内的“临江楼”上。临江楼坐落在汀江岸边，面对琴岗，依山傍水。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二楼的前厢房，蔡协民和曾志，还有邓子恢等人，分住在二楼的其它房间里。
红4军的领导人朱德、郭化若等人听说毛泽东的病尚未好，就来到临江楼看望他。毛泽东躺在病床上，告诉朱德等人说：
“我这几个月在闽西缺医少药，疟疾需再治疗一段时间，尚不能随军行动，请大家谅解。”
朱德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劝毛泽东安心静养。
此后，曾志从上杭大街上一家药铺里为毛泽东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看过后说：
“你得的疟疾，又烧又泻，持续不愈，时间长了，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才出现了浮肿。”
医生为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服了很快就会好的。他还特别叮嘱众人说：
“病人需要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2斤牛肉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曾志为了照顾好毛泽东，专门请来了一个男厨师，每天炖1只鸡，还将2斤牛肉煨得烂烂的，每顿都要毛泽东吃一些鸡肉，再喝1碗牛肉汤。经过10多天的药物和食物大补治疗，毛泽东的病情大有好转，身上的浮肿也全消失了。
这正是：身心俱伤命一线，毛公几到鬼门关。
来日斗争无穷期，尚需催马再扬鞭。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回到红4军，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29年7月间以前委特派员身份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际，同时等候着中央批复，以便转道厦门前往上海，而后赴苏联莫斯科。倘若此次果能成行，他及早地与斯大林等人相识相知，中国共产党可能就会少走许多弯路，王明等一类政治骗子再狡猾也无所施其伎俩，中国革命也许要早胜利很多年。可是不久中共中央的“六月来信”和“八月来信”相继而至，不但使毛泽东计划成空，而且又让他陷入了一场新的灾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