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话说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崭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回到了红4军。
上一章已经说过，早在7月末，陈毅就化妆去了上海。那时他是由闽西苏区出发，经厦门、香港转赴上海。他在途中多次听到群众议论‘朱毛’如何如何厉害，这才知道红4军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苏区边界，已经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陈毅到了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红4军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李立三要他尽快写出书面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
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将陈毅刚刚写出的书面报告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据这次会议记录记载，陈毅在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苏区。
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向忠发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
会议听取汇报后，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3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负责召集，讨论审议红4军问题，提出决议案后再由中央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和李立三反复阅读了陈毅提交的《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最后写道：“对朱毛去留意见：1、在中央能各派1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2、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1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9月1日，周恩来、李立三与陈毅一起进行了第1次讨论。
在第2次讨论中，周恩来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着重重申了他于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观点。他还对陈毅说：
“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一致。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李立三问陈毅：
“当时如果润之和你们在一起，又会怎样呢？”
一句话问得陈毅无话可说。是啊，当时陈毅自己就曾经说过：“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周恩来接着说：
“这说明前委一定要集中权力，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
3人委员会在第3次讨论组织问题时，陈毅坚持他的意见，他说：
“中央可以派人去红4军，我当不了前委书记，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嘛！”
李立三问陈毅：
“你看毛泽东如何？”
陈毅没有说话。李立三接着说：
“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4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4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4军同志能不能接受？”
陈毅说：
“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创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料，但也不奇怪。”
周恩来说：
“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我认为现在选择红4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着红军发展的未来。我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
陈毅见李立三、周恩来都如此表了态，便说：
“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
周恩来见陈毅终于表了态，就特意建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9月28日晚，陈毅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及前途以及战略”等问题，为中央给红4军前委写出了一封约8000字的书面指示信。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写道：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
《九月来信》指示红4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九月来信》还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此时，中央还考虑到陈毅主持“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复职了，如果陈毅感到回红4军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它根据地工作，说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还有广西正在准备起义，这两处可以由陈毅任选一处。陈毅说：
“我应该回红4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我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也说了，‘七大’选举前委书记，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4军，你不会介意吧？”
陈毅说：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4军。”
就这样，陈毅于10月1日离开上海，带着“九月来信”于10月22日到了红4军总部所在地广东松源。
此前，前委代理书记朱德在10月15日带领红4军第1、2、3纵队4000余人，按中央指示“到东江游击，向赣梅发展”。第1纵队由纵队长林彪、党代表熊寿祺率领，从福建上杭出发，10月18日进入广东梅县、蕉岭交界的上步村。第2纵队由纵队长刘安恭、党代表彭祜率领，从上杭出发，18日进入大埔青溪，19日在虎市击溃敌1个营，俘获3个连，攻占石上、虎市、青溪，刘安恭等20余人牺牲；纵队长由郭化若继任。第3纵队由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率领，打垮了福建省武平县钟绍葵的保安团。
10月20日，红4军主力攻梅县松口。因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4军主力于次日进入松源。
10月22日这一天，陈毅在广东省梅县松源见到了朱德，简单讲了一下中央精神，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并说要请毛泽东回来领导。朱德微微一笑，说：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
陈毅说：
“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4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4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
朱德说：
“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9月下旬我们又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是毛泽东不回来，引起了代表们对他的不满。10月初，他还写了一封回信把责任推到你头上。”
说罢，他将毛泽东给前委的回信拿给陈毅看。陈毅看了毛泽东称为“陈毅主义”的那封信，心情也沉重起来。但他毕竟是经过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那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他激动地说：
“我陈毅其它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说罢，他当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他在信中写的是：
“我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
10月23日晚，红4军主力离开梅县松源。24日晨，红4军主力经南礤、蓝坊进抵蕉岭县城，林彪率1纵队击溃守敌1个营。10月25日，红4军主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10月26日下午，东江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孔庙召开大会，有600多人参加。大会由朱云卿主持，朱德站在大成殿的石鼓上，用客家话向群众进行演说，宣布红军的政策和纪律，说明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号召大家武装起来，建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
是日，粤军第61师师长蒋光鼐率3个团反扑，红4军主力被迫撤离梅县县城。
10月31日，朱德探得梅县只有一个教导团驻守，率红4军主力再度攻入县城。粤军并不畏惧红军，他们凭借着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而又熟悉地形，与红4军主力展开了巷战。从凌晨打到下午4时，红军发起7次冲锋，都未能得手，反而死伤惨重。这时，蒋光鼐的主力已火速赶来增援，朱德急忙下令撤出战斗。
11月1日，朱德、陈毅、朱云卿等到达梅县平远石正。当晚，陈毅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总结了攻打梅县的深刻教训，拟报告粤省委转报中共中央。
冒进东江，二打梅县，给红4军造成了惨重损失，死、伤、逃跑共计1000多人，总兵力减员多达三分之一，1纵队原有的3个支队不得不缩编为两个支队。2纵队就更惨了，2、3纵队也不得不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打郴州之后，又一个大败仗。朱德后来曾总结说：“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4军入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2次的失败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