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曾回忆说：卢匿才是因为反对攻打长沙，被以托派罪名处决了。王平则回忆说：第4师全师集合，由政委石恒中宣布上级命令：卢匿才一打长沙时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就命人在稻田里把师长用刀给砍了。
此时，毛泽东也主持总前委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反攻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因为红3军团从长沙撤出后，长沙城内外敌人兵力已经猛增到30几个团，挖壕筑垒，设置电网，布下了3道防线。他说：
“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硬要攻打强大的敌军，“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
但毛泽东的“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此时多数干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他们认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红1、红3军团应该立即再战长沙。袁国平说：
“3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方面军已有三四万人，两个军团会合打，你们害怕什么？你们1军团不敢打，只开到附近，就站在一边看，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我们3军团单独打。”
他还说：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了。此时的形势虽然很严峻，但多数领导人的意见迫使他不得不作出让步。为了团结红3军团，也为了中央的命令，他决定暂时忍耐和等待，于是便提出先试一试看。最终，总前委作出了第2次进攻长沙的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在5月间去了苏联）、瞿秋白已经先后于8月25、26日由莫斯科回到了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指示命令红1、红3军团主力再度集中进攻长沙。
彭德怀、袁国平等人的意见的确是与中共中央不谋而合的。而毛泽东在二度进攻长沙之前就已经预见到战局将会不利。朱德曾经说：“毛泽东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因此，已在思想上作好转变的步骤，即说服红军指战员从长沙撤退。”
8月28日下午9时，毛泽东、朱德在永和镇签署发布了《攻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据报敌之主力闻我军前进，狼狈退到塱梨市、黄土岭、东山一带，有企图顽抗我军之模样。”“长沙城东南附近之乌梅岭、黄土岭、猴子石一带略有简单工事，菱仲铺、龙头铺间有少数敌军。”“本方面军仍以攻取长沙、消灭何键部队之目的，决以明（29）日占领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仲铺、龙头铺之线，向长沙攻击前进。”“各部于明日到达指令之地点后，应即准备刀斧锄等，并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
《攻击长沙的命令》中何以要各部“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此时红军中缺乏的是重武器，毛泽东出于无奈，只好采用古人的战法，使用火牛阵攻敌了。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来到浏阳河畔镇头村北视察部队，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他。毛泽东一时还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大胡子青年，只是诧异地重复了一声：
“王震？”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发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就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
毛泽东眉毛一挑，说：
“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着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
“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么！”
“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
由于不便长谈，王震还不好意思把他早已认识毛泽东的事说出来，便打住了话头。原来，王震于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4年后，他担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王震和同事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湘区委驻地，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育。从此，王震暗暗下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第二年，王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十分茂盛，他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也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王震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头发、胡子一齐留，自然，“王大胡子”的绰号就非他莫属了。后来，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目前是某师政委兼第8军代政委。
8月29日，红1军团为左路，红3军团（缺16军）为中路，红16军为右路，3路红军以坚决执行命令的果敢精神向长沙推进。
红1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方面军总部进到新桥，发现敌人主力陆续向易家湾集中。
8月29日上午8时，毛泽东、朱德在新桥发布了消灭易家湾之敌乘胜强占长沙的命令。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闻报敌人企图冲出碉堡群，从侧后袭击红军。
8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消灭出击之敌的命令。然而敌人龟缩在防御圈内，并未有出击的动向。
8月3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拟以诱歼出击之敌，然后乘胜攻长沙”的命令。敌人还是没有出击的动静。红军指挥员们求战心切。毛泽东试图说服这些人，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火了，一拍桌子，吼道：
“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当总前委书记好了！”
此时连朱德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劝毛泽东说：
“这个样子，不打也不行了。打就打吧，打完就算了。”
毛泽东无奈，只好再一次妥协。
1930年9月1日下午8时，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定于9月2日发起全线总攻击。
作战命令发出后，毛泽东从获取的一份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敌军正集结1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出击。于是，他和朱德立即改变原定全线总攻长沙的计划，决定在敌出击线上歼灭之。
9月3日下午，红军果然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歼灭了由猴子石出击之敌七八百人，俘敌官兵1000余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
9月4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敌出击准备围歼的命令。
9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歼两路之敌的命令。
毛泽东两次设计诱敌，敌军都没有上当。此后，何键部更是固守不出。红军一些领导干部急了，便一再要求强攻。
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在田心桥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强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强攻该城，夺取城垣，并定于本晚8时向二里碑、乌梅岭、黄土岭一带之敌阵地施行总攻击。”
一场强攻长沙的激战开始了。红军指战员们勇往直前，猛烈冲杀，可每一次冲锋均被阻击于敌人的电网之外。正是由于缺乏攻城重武器，红军久攻不克。
毛泽东提出，攻击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郊散开，避免与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以免红军伤亡过大，然后再诱敌出来，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红3军团负责人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指战员们想尽一切办法攻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不得不采用毛泽东预备的“火牛阵”，冲击敌人设置的电网。他们将几百头牛一字排开，在牛尾巴上绑了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燃后，迫使牛群向电网冲击。可没想到乱冲乱闯的火牛有些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了，有些则冲回了自己的阵地，反而伤害了不少红军战士。
毛泽东为如何才能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颇费琢磨。总前委指挥部在攻打长沙的日子里几乎天天开会，天天争论。毛泽东以攻打长沙失利的事实，反复说明弱小的红军不能进攻敌人较强的中心城市，否则是以卵击石，会导致红军覆灭。一系列的会议，一次又一次的争论，都没有能使彭德怀等人认识到红军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
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多。红1军团损失干部一百几十名，士兵1600多人；红3军团也伤亡了1000多名。国民党的援军又从各方面赶来了，形势对红军已经十分不利。正在此时，中央军委长江局又传来了张发奎的援军已经进到湘潭的消息。毛泽东因势利导，当即提出：先消灭张发奎的援军，然后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这一提议如果实现的话，就可以把红1方面军调到机动的位置上了。
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妙就妙在并没有放弃攻打长沙和武汉，所以就得到了坚持要打长沙的干部们的赞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9月1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命令宣布说：为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方面军决定“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
有史家曾评论说，毛泽东“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红1方面军撤围长沙后，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4路军总指挥、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立即进行了疯狂反扑。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说过，这个积极反共的刽子手，早在“马日事变”之时，双手就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如今他接连遭到红军攻击，更是恼羞成怒，红军一走，便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报纸上连篇累牍刊登着枪毙共产党要犯的消息，腥风血雨笼罩着闷热的长沙城。
何键对朱毛红军又恨又怕，对毛泽东更是恨之入骨。他四处张贴告示，悬重赏捉拿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我老家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而且，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何键还派特务假扮风水先生，暗中打听毛泽东的祖坟在何处；又派军队到韶山挖毛泽东家的祖坟。已经脱党的毛宇居和韶山的乡亲们，利用滴水洞山高林密的地理条件，深夜把毛翼臣的墓碑取下来，移至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又把挖墓碑的坑穴填平，栽种了花草，还在毛翼臣的坟墓旁边修了几座假坟；同时也保护了毛顺生和文七妹的合葬墓。就这样，毛泽东的祖坟才得以保存下来。
后来在1986年，韶山为使旅游者们饱览滴水洞的风光，在修建滴水洞别墅通往虎歇坪的便道时，于9月28日在一个长满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挖掘出一块高3尺、宽1尺、厚3寸的墓碑，上面镌刻的原文是：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镌
显考毛公翼臣老大人之墓
男 贻昌 孙 泽东 泽铭 泽淋 敬立
于是，有关部门便将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墓进行了重新修复。
再说何键同时也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隐蔽在板仓乡下的杨开慧母子。他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何键的武术训练班教官、特务头子范瑾熙是板仓人，范瑾熙派暗探余连珊化装成贩卖陶罐的小商贩，在杨开慧的家乡福临铺、清泰乡、板仓一带盯梢。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敏的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东躲西藏，不断变换住处，也曾到六舅向明卿的老家躲藏过一段时间，这才躲过了敌人的几次追捕。
9月13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总前委决定：部队撤至江西袁州（也称宜春）地区，以红1军团夺取吉安，红3军团进至清江一带威胁南昌，阻击援军。
9月13日下午8时，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1方面军第1军团向吉安集中的训令——《关于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1、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在争取革命暴动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提下，在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民众集中进攻的策略下，猛烈地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夺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1军团攻取吉安，第3军团略取峡江、新淦。2、本军团决于明（14）日由此地（株洲）出动，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行军工作的日期一共17天，限于本月30号全军团到达吉安之延福乡集中。”
9月14日，红1军团开始向萍乡、攸县、醴陵3县进发，并在3县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部队终于从对长沙久攻不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正如郭化若后来所说的：这正是毛泽东“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
9月17日，毛泽东在醴陵以红1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写报告给中央。他写道：
“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者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9月10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9月12日，始决议向醴陵撤退。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二打长沙未能得手，原因在于：1、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个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个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市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人工事是欧式的多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通讯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至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3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
“1、3两个军团现在每月需款40万以上，目前给养业已告罄，必须萍、醴、攸3县筹款20万元左右方能支持半个月。同时，萍、醴、攸数县的地方工作，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颇为紧要（这3县均是白色，群众失败情绪颇重），故两个军团从9月14日一起以12天在3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建立苏维埃，建立赤卫队。12天后，第1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3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夺取吉安、樟树前后，要解决新兵补充问题，要调20军、22军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
这正是：贤统帅谋划智者之策，羽扇轻摇大挪移。
莽将军徒逞匹夫之勇，气壮似牛又如何？
欲知红1军团能否打下吉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高压之下，在大部分军事领导人的挤兑之中，非常巧妙地把部队撤离了长沙，把待机萍、攸、醴说成是为了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尔后又提出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方案”，最终打破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信条及其在军事领导人中间的影响，将数万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从危机中挽救了出来，从而实现了他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充分显示出了一个大革命家的非凡的胆略。而他在9月17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也很值得认真一读，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既真实也很有趣。每当我看到他说在长沙“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说筹款补充新兵后要“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联想到后来红1方面军的一系列活动，往往忍不住掩口而笑。诸君若不信，请往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