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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风涛声声,俯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话说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了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特支委员会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谈到了即将发动的宁都暴动问题。袁汉澄记载了这次会见的详细情况,他写道:

“早饭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面,我轻声问:

‘毛主席是什么主席?’

他说: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

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

‘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法,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主席第一句问话是:

‘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我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是朱瑞叫我来的。’

毛主席高兴地问:

‘你认识朱瑞吗?’

‘不知道是谁,是军委告诉我们的联络暗语。’

毛主席会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问:

‘你在上海军委受训时,还认识哪些人?’

‘认识两位,一位代号是丰收在望,另一位代号是草包。’

王稼祥同志插话:

‘丰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号。’

毛主席风趣地说:

‘没想到富春同志还有这么一个雅号!’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

“经过这段轻松、融洽的谈笑,我感到气氛祥和、欢快。”“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

‘你们特支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特支书记刘振亚,是个中尉;组织委员是我,是个中尉;宣传委员王铭五,是个少尉。’

我刚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笑着说:

‘你们几个小人物不简单!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宫了。赵博生入党,是你们发展的吧?’”

“刘伯坚同志插话说:

‘我在西北国民党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

“毛主席称赞说:

‘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

‘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

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来,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

‘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

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

‘假使74旅不干,72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我把74旅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扼要的汇报。”“毛主席点点头说:

‘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

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

‘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力量小,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常言说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决定派刘伯坚等同志到彭湃县与你们联络。好吧,等候你们的捷报。’”

12月14日晚,驻守在宁都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的总参谋长赵博生,趁总指挥孙连仲去南京治病、27师师长高树勋离队去庐山之机,设宴招待第26路军中的主要军官们。宴席上,众人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赵博生突然宣布反蒋起义。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慈庄,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6期,曾在皖、直系部队担任见习军官,1923年冬转入西北冯玉祥部队,历任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作《革命精神之歌》,在他所掌握的部队里传唱。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在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败北,赵博生随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10月,赵博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5日早晨,赵博生和第25师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74旅主力部队1团团长黄中岳,率部发动了宁都暴动,又称“宁都起义”。第26路军除了驻守宁都20公里以外的1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共6个旅11个团,计17000多人,高呼着“打倒喝兵血的大军阀孙连仲、高树勋”的口号,携带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董振堂,字绍仲,1895出生于河北邢台,19岁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1917年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1920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1924年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1926年9月,任国民军联军第4师第12旅旅长。1931年,董振堂部被调到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号异之,又名季汉卿,1901年3月出生于河北沧州,1926年9月参加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先后任国民军联军传令队队长,手枪旅旅长,第14师师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季振同任国民党第26路军74旅旅长,后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季振同明确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方针和“剿共”政策。领头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回北方与日军作战。蒋介石则严令26路军继续“围剿”红军,“侈谈抗日者杀无赦”。这更加激起季振同等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满。

黄中岳,祖籍河南洛阳,字培善,又名黄本初,1904年出生在河南省罗山县一个商人家庭;1920年入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当兵,后入南苑学兵团学习,曾任排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5年夏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后辍学回国,先后任国民军联军军官学校工兵教官、手枪旅参谋长、手枪团团长、第14师1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74旅1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且说起义部队开到苏区固村时,受到了苏区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随后,起义部队按照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整编为13、14、15共3个军,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12月16日清晨,刘伯坚、何长工等人在一个打谷场上召开了欢迎起义部队的大会。

刘伯坚,1895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龙岗寺,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比利时勤工俭学,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冯玉祥从苏联归国,刘伯坚和苏联总顾问乌其曼诺夫随行。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部长,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因此,第26路军的上层领导和刘伯坚都很熟悉。

刘伯坚在欢迎起义部队的讲话中说: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26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授予起义部队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同志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第15军军长。”

这一天,董振堂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董振堂得知消息后,把3000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红5军团经过几天行军,来到瑞金县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带驻扎。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在秋溪举行的欢迎红5军团的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宁都起义给予高度评价。他还说,希望新编的红5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何长工把董振堂将3000元私人积蓄交给党组织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董振堂说:

“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些自己用。”

董振堂说:

“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毛泽东为了迅速建设好红5军团,决定派萧劲光到红5军团任政委,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任13军政委,黄火青任14军政委,左权任15军政委。

萧劲光在上任前去找毛泽东请示工作问题。他说:

“毛主席,我到红5军团工作,感到担子很重。对冯玉祥部队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教育改造部队如何入手,请您指点。”

毛泽东想了想,对他说:

“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根据地缺人缺枪,这17000人,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对敌人的营垒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弄得不好嘛,也很麻烦。怎么办呢?我看对这支部队关键是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萧劲光说:

“现在从上至下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支部队是假起义,到苏区过渡一下,反水去投靠广东的陈济棠。因此我们的一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

“干部中要统一思想啊!起义过来是事实嘛。至于以后,要看我们的工作,要看发展。我们的原则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弦绷得太紧。”

毛泽东还找何长工谈话说:

“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

经毛泽东批准,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高自立、李翔五、刘型等人也都被派往红5军团去工作。

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卢寿椿担任了第43师师长,苏进担任第44师师长。各师还派去了政委,每个连队也都派了指导员。

此后,毛泽东不断指导红5军团的工作,在5军团中发展党的组织,提拔一些愿意革命的下级军官。

毛泽东还应红5军团的请求,为他们组织文艺演出。他对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

“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办法向他们宣传是为谁牺牲,为谁奋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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