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钊、钱壮飞等人按照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主题，编出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萧劲光、季振同与贺子珍同台演了这一出戏。萧劲光饰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饰演军阀，贺子珍饰演共产党员。当“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一唱一和时，引得台下人捧腹大笑。当演到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时，台下有人在哭，有人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当红军！”
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一起，住在叶坪谢氏宗祠旁边那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的楼上，与朱德并排在毛泽东房间对面右边的房间里。
不久，聂荣臻也离开了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工作。聂荣臻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幼年入私塾和小学读书，1919年在江津县立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运动、支持当地的学生爱国运动，被迫离校，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到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学习，1923年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接受军事训练，8月回国。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后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28年，聂荣臻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爱上了负责在香港、九龙和广州之间传送组织文件的秘密交通员张瑞华。早在1926年冬，聂荣臻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张瑞华。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初识张瑞华的印象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背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一次，两人又在一起工作，聂荣臻主动向张瑞华表达了爱慕之情。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经组织上批准结为夫妻。1930年5月，聂荣臻赴上海党中央机关，先后在特科和军委工作。1930年9月，聂荣臻和张瑞华唯一的女儿聂力出生了。这位后来成为将军的聂力，1岁零4个月即告别了父亲，3岁多就随母亲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岁就孤身留在上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1946年4月，才与分别了15年的父亲和分别了10年的母亲重逢。这是后话。
再说聂荣臻在愉快的气氛中向毛泽东等人报告了上海的情况。他非常感慨地说：
“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毛泽东听了，高兴得用手比划着说：
“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呀！”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1方面军占领南昌、抚州、吉州等中心城市，把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连接起来，取得在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在来苏区之前，也主张红1方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到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苏区和红1方面军的实际情况，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于是，他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致电临时中央政治局说：
“中央苏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立即复电给周恩来，要求说：
“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占。”
周恩来只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
1月10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多数领导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这3个城市中，赣州处于苏区包围中，可以首攻赣州。
此时红1方面军所得的情报是：敌金汉鼎的12师34旅马昆部两个团约6000余人驻守赣州，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南昌行营已命令马昆部积极搜刮粮草，储备弹药，准备死守赣州；同时，城内还有赣南17县逃亡来的地主武装，约5000人，组成了一个民团指挥部，下辖17个大队；连同赣州商民自卫团、城防办事处等反动武装，共有1万余支枪。
事实上，赣州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据1965年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载的马昆回忆录称：驻守赣州的马昆部队是8000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10000人，共计18000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正是由于对赣州守敌力量估计偏低，这才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周恩来也倾向于执行中央指示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打赣州的意见。
毛泽东首先就不赞成“左”倾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他说：
“现在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
他主张红1方面军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土围子，巩固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一方面可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方向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区的联系，然后再向外发展。
其次，毛泽东根据红4军在1930年3月中旬攻打赣州的教训，更不赞成打赣州。
笔者在本卷前面已交代过，赣州易守难攻，“铁赣州”之称并非浪得虚名：它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江会合处，是赣南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赣州城东、西、北3面环水，只有东南面是一片陆地，不利用兵；城墙高达两丈而且坚固，守军又筑有工事，深沟高垒，确实不易攻破。毛泽东说：
“就攻打赣州来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这一仗。攻坚，在我们现在条件下是不行的。真正要打赣州，只有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现在何必着急。”
朱德知道赣州城不好打，也不同意打赣州。彭德怀则说：
“如果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赣州城是可以打开的。而且，攻下这座城市，对于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都是有利的。”
彭德怀把攻取赣州的“宝”押在敌人不增援上，显然也是不可行的。此时在赣州北面不远的吉安，有敌陈诚的3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在西南面的南雄、大余一带，有敌陈济棠的部队20多个团。这些国民党军时刻都在窥视着红1方面军的行动，随时都有增援赣州守敌的可能。
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区中央局多数人和中革军委一些领导人不但坚持要打赣州，而且还批评毛泽东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说，只要打下了赣州城，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移到那里，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可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会议最后表决时，因为与会者受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的影响，也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城市，所以赞成打赣州的人占了多数。于是，会议乃决定，由红1方面军攻打赣州。
1月10日这一天，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革军委按照苏区中央局会议的决定，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对政治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反革命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动摇衰落而加速崩溃”的境地，“继续进攻革命，只是统治阶级欲挽救其死亡”。训令对攻打赣州作了军事部署，把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3部分：
主作战军由红3军团、红7军、红1军团红4军组成。红3军团和红7军一部负责攻城，红7军另一部分为监视部队，红4军为地方工作部队。任命中革军委副主席、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组成，主要任务是担任警戒、打援，配合攻城部队夺取赣州。任命陈毅为江西军区总指挥。
机动部队由红3军、红12军、红16军和红5军团组成。命令红3军暂时担任消灭宁都、于都内残余地主武装的任务；红12军在宁化西南及连城西北一带工作，使闽赣苏区日益巩固和发展；红16军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使之不能援救赣州；红5军团在赣县江口一带整顿训练。
红1方面军和江西地方武装遵照中革军委的训令，立即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都刷上了这样的标语，都喊起了这样的口号。不久，彭德怀也雄心勃勃地率领红3军团，从会昌、安远、信丰等地向赣州挺进。
1月下旬，正当红1方面军积极准备攻打赣州之时，红5军团内部却出现了一场极其严重的骚动。起因是中革军委鉴于红5军团在1月中旬出现了一部分军官逃跑的事件，便将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找去谈话，了解情况。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红5军团里突然出现了一些谣言，说“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了，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经批准4军来缴15军的枪，已经在山下埋伏下了”；“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
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回到部队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不安。更严重的是，一些连队在混乱中夜间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异常紧张。萧劲光忧心如焚，飞马返回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红5军团发生的事情。一些领导人主张马上派部队武力解决。萧劲光拿不定主意，又去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反问他：
“你的意见呢？”
萧劲光说：
“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
毛泽东说：
“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去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萧劲光闻言，心中豁然开朗，当即告辞，赶回红5军团召开高层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季振同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说了声：
“好！拥护，赞成！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我们坚决革命到底！”
他走到门口，对等候在外面的军官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还说：
“你们要革命的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
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暴迅速平息了，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
这正是：不审势草木皆兵，高端争曰割韭菜；
能攻心反侧自消，毛公一言定风波。
红5军团骚动平息后，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了病假，闷闷不乐地带着贺子珍和他的警卫员，包括秘书、卫生员一行13人，上了瑞金城郊的东华山。
东华山位于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葱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小庙，就来到这里休养。贺子珍、吴吉清、陈昌奉等人打扫庙宇，搬卸东西，安排住宿，照料马匹。
毛泽东站在庙前不远的岩石上，解开棉衣扣子，露出里边补了多处补丁的白色衬衣，双手叉腰，俯瞰着山下的景色，忍不住赞叹道：
“好景色，好景色呀！”
他突然叫道：
“子珍，快来。”
贺子珍闻声而至，惊奇地问：
“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
毛泽东说：
“你来看，耳听风涛声声，俯瞰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贺子珍见他难得有这好心情，就说：
“是个好景致，比永新家里的山还美，真是个世外桃源哩！”
“比喻得好。”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晋人陶渊明，少家贫，好读书。娴静寡言，不慕荣利，曾说‘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他一生写下不少田园诗句，我记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正吟诵间，忽听警卫员吴吉清在庙前叫道：
“主席，布置好了，快来看看如何？”
贺子珍搀着毛泽东从岩石上下来，一同走进庙里。这座古庙中间为殿，两边为耳房，打扫过后显得很清爽。据吴吉清回忆：“毛泽东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边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条周边带穗子的浅红色线毯，上边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立在耳房门外，看了看说：
“很好哩。”
吴吉清说：
“主席，我们住右边，烧火在外面。”
毛泽东审视着殿里说：
“这中间派什么用场啊？”
他见大家都没有回答，就笑了笑说：
“中间就是咱们的学习室。每天抽几个小时，我给你们当先生，你们当学生，学文化好不好？”
“好，太好了。”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说，无不响应。毛泽东又说：
“你们家里都很穷，上不起学，参加了革命，战争又很频繁，没得时间学文化。没得文化，就不能很好的革命，有人也会瞧不起你们。咱们订个计划，我呢，读书，看报，大部分放在晚上。你们上午、下午各抽两个小时，学文化，讲时事，怎么样？不好好学，是要打板子的啰。我念书时，也常挨先生的板子。”
众人见毛泽东既风趣又认真，都笑了。
“好！鼓掌通过”
毛泽东一提议，大家都鼓起掌来。
此后，毛泽东在东华山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读着化名“郑爱群”的傅连暲医生派人送来的《申报》、《新闻报》，还有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有时，他也破例睡到正午。就这样，毛泽东一直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这座古庙里度过的。
且说1932年2月3日，彭德怀率领的主作战军红3军团和红7军一部在扫除了敌之外围据点后，占领了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门外的白云山，控制了制高点。
接着，主作战军其余各部按中革军委训令进入预定地域：监视部队在西北方向占领了唐江及其以北地区，在南面占据了王母渡一带；地方工作部队红4军亦到了南康、大余一线开展工作。
赣州守敌马昆部见红军来攻，立即采取了“缩短防线，固守内围，将城外的防御工事毁坏，撤兵进城，建立强有力的火力据点，构筑坚固的工事，挖掘坑道，作为长期作战准备”的方针，与红军对抗。
2月4日凌晨，红1方面军主作战军攻城各部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也设在城下。他指挥部队把赣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命令红7军一部攻东门，红3军团红3师攻北门，红2师攻南门，红1师攻西门。总兵力为14000人。
欲知彭德怀能否拿下赣州，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在红1方面军打赣州前有两件事情不能不重新提及：一是在1月10日，苏区中央局会议批评毛泽东反对打赣州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二是在1月下旬，红5军团发生骚动之时，苏区中央局和中革中央一些领导人主张马上派部队武力解决。由此可以看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批毛泽东之时，言辞是多么的犀利，而在内部发生意外事件时，决策又是多么的草率！毛泽东在这一伙人面前又能干些什么呢？在保护了刚刚反正不久的红5军团之后，他只能到东华山上休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