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率市委一帮人进驻漳州，立即开展工作。曾志负责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书》，请毛泽东亲笔作了一些修改。她利用这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想回部队工作。

据曾志回忆说：“我那时不过21岁，充满着革命热情，非常不适应白区憋屈的生活，一心向往着军队里的战斗生涯。我向主席表明心迹，他同意了，但一定要征得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的认可。王海平最后也答应了，放我走，我好不高兴啊！心想终于又能扛枪当女兵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厦门中心市委作出了一个决定：在漳南成立漳州中心县委，由蔡协民任县委书记。会后，蔡协民单独找到王海平说：

“要我到县委去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让曾志也去，否则我搞不好工作，负不起责任。”

王海平一听可就犯难了，已经答复毛泽东，同意让曾志回中央苏区工作。他思来想去，只好还去找毛泽东，请毛泽东做工作。毛泽东就把曾志找了来，告诉她说：

“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的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他怕曾志不同意，又故意说：

“开辟新苏区很艰苦，一个共产党员要勇于承担这个任务。回苏区只是做一部分工作，而在这里是开辟，是创造，意义更大。”

劝将不如激将。年轻好胜的曾志自然不愿意让人说她回苏区是逃避艰苦，尽管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毛泽东既然这样说，她也就只好答应留下来。

两三天之后，蔡协民、曾志将出发去闽南的小山城了，毛泽东特意设晚宴为他们夫妇饯行。他破例叫警卫员买了一只大红公鸡，还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的还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毛泽东如此真诚，使得曾志十分感动。

此一别也有分教：壮士热血洒闽土，巾帼苦尽方归宗。

后来蔡协民于1934年在漳州英勇牺牲，曾志在1939年12月回到延安后才又重新见到了毛泽东。

再说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以个人名义复电苏区中央局，率直地陈述了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信中说：“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危险的步骤”，“反苏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全线的新的总进攻”。党的任务是“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地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第一，3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绝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3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第二，在3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为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了我们的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它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打击粤敌。

毛泽东 列

5月初，漳州有不少知识分子向罗荣桓提出要参加红军。

夜深了，毛泽东和罗荣桓还在研究接受知识分子参军问题。从名册上看，有高捷成、李子芳、苏静、苏精诚等，一共100多名。他们当中有美术家、小提琴家、教员，还有几十名台湾籍的爱国青年和南山的几名和尚。毛泽东想起在红军进入漳州后，闽南知识界就曾给他写过建议信，提出红军应当招贤纳士，便对罗荣桓说：

“知识界建议我们‘招贤纳士’，我们红军队伍能容五湖四海，对这批‘贤士’，可以尽招而纳之。这批贤士，我看，是不是请罗明带到苏区去？”

正说话间，罗明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工会李代表上楼来了。毛泽东指指罗明，笑着对罗荣桓说：

“你看，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原来，罗明到漳州后就住在毛泽东楼下，二人常来常往。今天晚上他和李代表研究了漳州工人代表团赴苏区参观问题后，一同上楼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叠信递给罗明，风趣地说：

“统统是秀才们的荐贤信，要我们招贤纳士。刚才我说，红军能容五湖四海，广招而纳之。你们要带工人代表团去苏区，能不能也带上他们？”

罗荣桓插话说：

“我和主席刚刚商量，就看你的了。”

罗明说：

“闽西我路熟，沟沟坎坎一清二楚，带路不成问题。”

5月5日，中央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奉周恩来之命，来到漳州将红15军军长黄中岳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张少宜（15军副军长，红军学校总教官）、萧世俊（15军参谋长）、高达夫（15军经理处副处长）、李聘卿（红5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

几天后，李克农又奉命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

其间，被逮捕的还有：牛冠甫（14军参谋长，红军学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

这次事变的起因是3月12日中革军委在重编红1、3、5军团时，将原红5军团3个军完全分离，深深刺痛了5军团一部分领导人。作为红5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顿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于是便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要求到国外去学习。他的拜把子兄弟15军军长黄中岳受他的影响，在漳州战役期间思想上也产生了波动，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黄中岳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一类的话。

季振同、黄中岳及一部分下属对中革军委的不满，引起了苏区中央局的高度警惕，便以“反革命”罪将他们逮捕关押。此时的季振同和黄中岳等已是百口莫辩，任人宰割了。

5月9日下午，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复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一案。

此前，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还为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

谢步升案发后，毛泽东尚在苏区，对谢步升一案非常关注，听取了梁柏台等人的汇报，力主严惩该犯。他指示说：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瑞金县苏维埃在5月5日对谢步升一案进行公审，判处其死刑。谢步升不服判决，向临时最高法庭提起上诉。在5月9日这一天，经梁柏台等复审，判决结果依然是：“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5月11日，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批评中央指示信的复电。会议作出了一个只“唯上”不“唯实”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自去年3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地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种保守倾向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真正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12日，罗明和李代表率领漳州工人代表团一行19人及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从漳州启程前往长汀。

几天后，罗荣桓抖动着手中的《红色中华》，告诉毛泽东说：

“漳州工人在长汀，报载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

“见了，见了。”

罗荣桓又将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报告毛泽东说：

“工人代表有半数要求参加革命呢。”

“好啊！”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说：“说明这次东征行动，我们的党、红军是耸动远近视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来啦。”

就在这时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新的一轮攻击又来了。

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份很长的指示电，点名指责毛泽东在3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可以引出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的“纯粹防御路线”和“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

指示电同时批评周恩来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地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地转变”，但是还没有“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

周恩来面对中央的严厉批评，被迫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27日，东路军接到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发来的一份通报，通报中说：

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进攻赣南和闽南之意；又悉，敌19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

5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东路军撤离漳州地区，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保卫中央苏区。

聂荣臻奉命先行。毛泽东要他必须及早赶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长汀城。于是，聂荣臻决定乘坐那一架修复好的飞机前往中央苏区。杨成武担心他的安全，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政委，你就这么冒冒失失飞回去？还不知道驾驶员可靠不可靠哩。”

聂荣臻微微一笑就上了飞机。他知道，驾驶飞机的是一位朝鲜籍的可靠战士。就这样，他第一次乘坐红军第二架军用飞机（被命名为“马克思”号。红军第一架军用飞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在1930年春缴获的，被命名为“列宁”号），安全飞往长汀，后又飞抵红都瑞金。当电波传来“平安到达”的消息时，毛泽东放心地笑了。

1932年6月5日，中革军委发布军事训令，要求：

“1、5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毛泽东等人即遵命率领红1、红5军团分两路由龙岩地区向西进发，在路过福建武平县大禾圩地主的土围子时，红4军军长王良遭到冷枪袭击而不幸牺牲，年仅27岁。

王良，原名王化赅，字傅良，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綦江县永城乡，1924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29年1月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等战斗。1930年6月后，他先后任红1军团4军1纵队司令员、10师师长、11师师长，参加了第1、第2、第3次反“围剿”。

王良牺牲后，由周子昆接任红4军军长。

6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会后，中革军委取消了东路军和西路军，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红1、3、5军团均由红1方面军总部指挥。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总政委职位空缺。

毛泽东在军内没有职务，继续以“政府主席”名义随军行动。

6月下旬，红1、5军团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等地。根据红1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军各部冒着酷暑，长途行军，赶到广东南雄乌迳地区。

1932年7月8日，红1方面军总部发出《准备歼灭由南雄出犯之敌张枚新师的命令》，令红5军团歼灭张部，同时打援，相机夺取南雄城。

7月8日上午，由军长陈伯钧、参谋长朱良才指挥的红1军团前部红15军与粤敌张枚新第4师在南雄县水口圩附近遭遇，发生激战。

这天下午，红5军团在董振堂、萧劲光率领下，赶到黄坑附近，得知乌迳之敌已沿浈水南岸向西退却，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击溃敌两个团，敌退至水口布防。

7月9日，粤军余汉谋命其第4师固守待援，同时命其独立第3师和独2旅共6个团由南雄悄悄驰援水口。加上原4个团，该敌兵力已增至10个团，而红5军团并没有察觉。

是日晚，董振堂与萧劲光、赵博生、刘伯坚等在指挥部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萧劲光首先作了战斗动员，他说：

“同志们！这是我5军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单独作战。我们要保持宁都起义的荣誉，向兄弟部队看齐，为了苏维埃的胜利，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接着，董振堂作了战斗部署，他说：

“今天我们成功地将敌人拦在了水口，1军团正在行军途中，离此地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要设法拖住这股敌人，不要让他们给跑了！估计敌我明天必有一搏，因此我命令13军担任正面的防守，徐彦刚军长率3军在浈江南岸迂回，随时从侧翼打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