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话说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和东路军总指挥部一道向漳州挺进，来到北溪岸边，迎面碰上了红32团政委杨成武。杨成武此时才刚刚18岁，一见毛泽东，就激动地说：
“报告主席，我们团缴获了好多好多的日本造洋枪，有三八式步枪，20发驳壳枪，马克沁轻机枪，三七口径小钢炮。”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勒住马缰，说：
“缴到好武器，你们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要分一些给兄弟部队，‘有福同享’啊！”
杨成武，1914年10月27日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张屋铺下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入私塾，1923年转到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后转入长汀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汀省立第7中学。1928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月参加闽西古城武装暴动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闽西红军第3路指挥部秘书、宣传队中队长；1930年3月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杨成武先后任红4军第12师秘书、连党代表、教导大队政委。
且说是日晚，东路军各部逼近漳州城郊，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赶紧下令炸毁城中的枪械弹药库，率领残部连夜撤出城去，逃向闽粤边陲的诏安县，尔后又逃往厦门。
漳州战役共歼敌第49师大部，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枪2300多支，子弹13万发，炮6门，炮弹4900发。一些战士还在战利品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的也不知道怎样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抢先攻入漳州的红11师（刘亚楼为师政委）先遣团还缴获了敌49师两架帆布双翅单引擎军用教练机。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这天晚上，毛泽东穿着一件长褂，头戴凉盔帽，乘坐一匹白马，跟在红军队伍中进入漳州城，遇见了正在指挥打扫战场的红10师政治部主任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我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的字。”
舒同，字文藻、又名宜禄，1905年12月14日出生在江西省东乡县孝冈镇。1920年6月，他在家乡与进步同学成立“金兰同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1年8月考入江西省立第3师范学校，与李井泉等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5年发表《中华民国之真面目》，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所谓“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虚伪性；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东乡县支部书记、县委书记；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军政治部秘书、红11师秘书长、中共赣东特委秘书长、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12师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了1至3次反“围剿”作战。舒同往往在休息时抓紧时间起草文稿，颇有“立马可待”之风。他还有个习惯动作，右手指总爱在膝头上比比划划练习写字，因此，他的裤子总是在膝盖处先破。他这一习惯是在行军打仗中的马背上养成的，毛泽东便送他一个雅号：“马背书法家”。
毛泽东边走边从地上捡起一颗弹壳，轻轻地说：
“战地黄花呵！”
舒同会心地笑了。他为毛泽东具有如此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如此神奇的妙语所触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芝山南麓的一座别墅式红砖洋楼里休息。罗荣桓住在芝山半腰的一幢楼房里，邻近毛泽东的住处。聂荣臻和林彪则随东路军司令部住到省立龙溪中学的“干之楼”，从楼上西窗口可以看到毛泽东住的红楼。
4月21日上午，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了做“战役检讨”，又布置了进城后的任务。他偶尔甩动一下黝黑的长发，用右手扳着左手指，1、2、3、4有条有理地告诉与会指挥员们，要进行抗日宣传、筹措军费、扩充红军和开辟闽南苏区。谈到筹款问题，他把政策界限讲得十分清楚。他说：
“没收官僚兼地主兼资本家财产；对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采取捐助的办法。”
4月22日，毛泽东在漳州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发电称：
“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间，“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
他在电报上还说：
“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红3军、红4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经验，他说：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打下漳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东路军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长期固守漳州，所以他在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工作时，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根据地。在漳州则是只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4月23日，东路军在毛泽东指导下分兵在漳州、石码及漳州所属的龙溪、海澄、南靖、漳浦、长泰等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在一些地方组织工农革命委员会，打土豪、筹款子和物资，扩充红军队伍。还组织人力将一些战利品运送回闽西苏区。
毛泽东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当做土豪抓起来，就在他住的楼前草坪上召开了一次连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他说：
“你们抓错了许多人，第一个原因，没有很好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打人权。”
红32团政委杨成武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感到特别新鲜。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
毛泽东教育大家分清什么叫土豪，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要马上放人，要赔礼道歉。他要求在漳州筹款60万，因事关重大，就让罗荣桓亲自抓一抓。
会后，毛泽东指定聂荣臻、罗荣桓分头到各军、师去，检查纠正筹款工作失误的落实情况。驻扎在石码的红4军政委罗瑞卿，也回到部队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教育部队要把抓错的人放了，还要赔礼道歉。仅一个红33团就放了100多名抓错的人，他们向那些被抓错的人一一赔礼道歉。
4月下旬的一天，龙溪县筹款委员会在芗城东厢打锡巷旧商会举行会议，罗荣桓特地挤出时间前去参加。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罗荣桓讲话先自报家门：
“我叫罗荣桓，在东路军政治部工作。红军是抗日的，日本人打到我国门内，中国人就要起而抗之。我们红军的臂章写着‘抗日救国’，也用行动贯彻我党的抗日主张。红军抗日就要军费，漳州工商界人士都要救民族于危亡，我相信大家都会踊跃捐款，相助抗日的革命队伍。”
他的话音一落，与会者鼓起阵阵掌声。负责各商界同业的筹款委员，当场都认定了捐款数额：10万、7万、2万、1千……，一下子就筹到了几十万光洋。
罗荣桓回到芝山红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捐助政策能坚持，民族资本家会拥护我们的。”
罗荣桓说：
“政策开了路，我想，如数捐助不成问题。”
毛泽东在漳州期间，还会见了地方党负责人罗明、邓子恢、蔡协民、王占春，指导组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红3团的武装队伍。
4月27日，毛泽东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成立了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
就在此时，厦门市委秘书长曾志也赶来漳州，找到了红4军军长王良，王良把她送到政治部罗瑞卿那儿，罗瑞卿派了辆大卡车送她到东路指挥部，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热情地请她吃晚饭。饭后，林彪派人带她去见毛泽东。她一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发现蔡协民也在这里。毛泽东十分热情地说：
“我一直在想着你们，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巧得很，蔡协民也来了，你们俩就住在我这里，我搬到旁边的房子里去住。”
曾志说：
“我是奉厦门中心市委之命，前来打前站的。中心市委觉得应该把机关迁往漳州来，让我先来看一看。”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
“我们的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待多久现在很难说，市委要迁过来就过来吧，来了再说。”
此后，曾志曾陪同毛泽东到龙溪中学图书馆里寻找书籍。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毛泽东在书堆中翻出了不少有用的好书。
曾志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书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埋头在书堆里整整待了两天，挑出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什么内容的都有。”
“曾志，给我找个箱子来，”毛泽东嘱咐曾志：“我们把这些书带走。”
曾志装了好多箱子书，让人搬上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中心的瑞金。
毛泽东将要事处理一毕，在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的护卫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城南机场，观看缴获的两架飞机。他高兴地说：
“这下好啊，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我们一起坐飞机飞回红都，不要靠两条腿了。”
一句话说得陈昌奉和吴吉清眉开眼笑。
东路军进入漳州后，伙食和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唯独毛泽东除了书籍增加了好几倍外，其它一切还是老样子，吃的天天都是豆芽和白菜，盖的还是那床连毛都磨光了的旧毯子，袜子已经换了两三次袜底。曾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在去邮局拿报纸时，口袋里还有几枚伙食尾子，就买了2双黑线袜子送给毛泽东穿。她还从没收来的物品中捡回了两双女式胶鞋，两条肥皂，还有一包土纸包装的巧克力，兴高采烈地交给毛泽东，说是要毛泽东带回江西给贺子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