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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话说1932年7月15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要求红1方面军“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规定: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红1方面军主力乘机由南雄、信丰北上,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实行“北上作战”,同国民党军主力决战;同时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依据红军一贯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诱敌深入”、“避强击弱”等作战原则,电告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一个北上方案,他说:我军应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道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作战方案后,决定亲自去前线一趟。

7月21日,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研究决定:以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与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一道主持后方工作;他则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前线的红1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会合,共同研究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略。

周恩来到前方后,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的情况与敌我态势,很快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

7月25日23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当前作战方向致苏区中央局电》,电报中写道:

“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断绝的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会引起宁(指南京蒋介石嫡系陈诚、罗卓英部——笔者注)、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定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诚、罗卓英等4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以任弼时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给前线复电说:不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提议由周恩来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

7月29日,周恩来又致电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他陈述自己的意见说:

如果由我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泽东负责,方能指挥适宜。”

1932年8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重新讨论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经过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

红1方面军从赣江东岸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南丰方面敌人,解决陈诚、吴奇伟、朱绍良等增援部队,逼近夺取吉水、樟树、新淦等城,并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抚州,联结赣东北。

苏区中央局还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同时,苏区中央局又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联名签发了《红1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命令中说: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1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毛泽东终于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红军领导岗位上。

8月8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中说:

“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地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

红1方面军随即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急行北上。

8月15日,红1方面军经过连续行军一个星期,抵达同国民党军接近的招携、东韶一线,对方竟毫无察觉。毛泽东、朱德发布了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军有迅速消灭该敌、占领乐安城之目的。拟于明(16)日向守城之敌攻击。”“令林彪同志为攻城总指挥,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第5军团为总预备队。”第3军团“监视宜黄、崇仁之敌,并策应我攻城军”。

8月16日,红1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突然向乐安之敌发动攻击,发起了乐安、宜黄战役。

8月17日,红1方面军攻占乐安城,歼灭了由孙连仲指挥的国民党守军新编第27师1个旅,俘敌3000多人。

这一天,敌机前来袭扰,被红军击落1架。红1方面军打下飞机这还是头一次。林彪非常高兴,对聂荣臻说:

“聂政委,我们在敌机前合个影。”

聂荣臻也兴奋地说:

“好,好!蒋介石送来的飞鱼,正好做个纪念。”

于是,警卫员用照相机给林彪、聂荣臻二人拍了一张照片。

8月19日,红1方面军迅速转兵宜黄。

8月20日,红1方面军攻克宜黄,歼灭守军第27师3个多团,俘敌2000余人,第27师师长高树勋仅带领数人逃走。

8月23日,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乘胜进攻南丰,一举占领了南丰城。

毛泽东在乐安、宜黄战役中,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打得迅猛异常,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3城,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不少山炮、迫击炮,还有包括机枪等在内的长短枪4000余和大批弹药与物资。南昌、抚州大震。不仅江西敌人全部被调动,而且还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前方领导人准备乘胜攻取南城,打开赣东局面,作为反“围剿”的后方。

8月24日,毛泽东等率部抵达南城近郊,探知守敌已集中有3个师17个团的兵力,并早有作战准备,工事又很坚固,地形也于红军不利。红1方面军如果强攻,势必会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且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国民党军受到很大震动,蒋介石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前来增援。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机立断,改变预定攻打南城的计划,令红1方面军进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待机破敌。随后,毛泽东等根据新的敌情变化,又率红1方面军主力向根据地的东韶、洛口回师,并主动撤退到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休整,依托根据地内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

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说明了前方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在复电中,指责红1方面军在南城撤围后,“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到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更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他们还一再催促红1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逼南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

这样,就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显然对立的看法。

1932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电报上写道: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进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为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分别致电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指示他们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样一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同周恩来、毛泽东等红1方面军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9月25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继续批评前方领导人的作战方针。电报中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与这时正遭受敌军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红军不能呼应配合,而会给敌军以布置的时间,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当即联名复电苏区中央局,对目前不能按苏区中央局指示去攻打乐安的吴奇伟第90师予以解释。电报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

1、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和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3、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即中央苏区——笔者注),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进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我们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之准备。)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

4、中局如同意这一布置,请即刻复电,以便明晨开动。如必要我们待机攻宜黄,则只能在此等候不动,因开进宜黄而不能打,将更加错误。

5、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30日开为好,3天赶到宁北的小塘。

6、如何?待复电。

周、毛、朱、王

这是前线军事领导人第1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9月26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除了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外,也不同意立即举行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其理由是:

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所以“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当即联名复电中央局,坚持说:

待去闽西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中央局全体会议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10月10号以前为妥”。

这是前方军事领导人第2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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