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气魄，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以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全文如次：
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1932年9月26日）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对全苏维埃与红军第4次“围剿”的策略，在他行动中表现是：以优势的兵力向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急攻，而对我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非常积极地准备着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很快地向中区实行大举进攻。在此时期，对于赣东北与湘鄂赣进行积极的摧残，以便利其大举进攻中区时无侧后的顾虑。
二、在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10天为一期）战备的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来夺取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三、执行和实现这一任务，须有具体准备工作，特别是布置战场的工作，对于军事上的要求，更须积极准备。现详细规定是：
（一）预定战场的地区。预定我军目前的战场是要适合两个要求：
１、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要迅速地肃清宜乐、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区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的迫近宜、乐、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
２、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乐、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4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乘胜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乐、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
（二）战场布置的组织：
１、我军的工作部署，每个军要以师为单位分开，要派一师为掩护队，各师分在适当地区工作及训练，其分散要领如下图：第某军布置图（略）。
２、掩护部队必须派出有力部队担任（要有战斗指挥比较强的率领），要进出工作部队的前方约一天或半天行程，先要占领巩固阵地（施行必要的工事）。其主要任务是掩护后方工作部队的安全。其部队除派警戒部队并须以一小部向前游击外，主力须适当集结在一地从事训练，在情况许可下可以派出工作小组在驻扎地邻近做群众工作。在派小游击队向敌人方向游击时，不能削弱其掩护作用。各军掩护队得到紧急敌情，不但须迅速通报本军各部队，还须直接通报邻军各部队。
3、工作小组。由各师（或军部）直接派出该师工作人员，有时可附属必要的警戒队，直接保护工作小组之安全工作。各师（除工作小组）须尽量的集结训练，如以各种原因不能全师集中而要以团为单位分驻时，各团驻地最好能向敌方前后重叠起来（前后距离各团不能超过10里以上）。如地形不许可，必须摆成一横线或梯形时，各团距离不能超过5里以上。
４、各军团要根据过去作战经验，针对着本身弱点加紧各种训练，各军团要自订军事训练计划。师以上各级指挥机关应经常派出巡视人员到下级去巡视，严厉地督促执行任务，并将巡视结果报告上级。
5、参谋旅行团。参谋旅行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之，任务是：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所到地方必须将工作结果制成书面及图表，准备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详细工作计划另定）。该团应该调查和登记事件规定如下：
（１）社会调查：人口数目及乡村中革命领袖姓名。房屋多少。给养状况。特别出产。当地阶级关系。有无各种斗争历史。有无反动政治组织。
（２）地理调查：四至道路状况。附近河川状况。桥梁船只数目。森林。地势。
（３）军事调查：附近地主武装。地方武装。前面敌军及团匪情况。
６、各军团如遇敌人集中向我进攻（敌人小游击队的进扰不在内），须有掩护有计划地向着指定地点（东陂、新丰市、甘竹）迅速集中准备作战。
（三）工作期间内主力的行动：我为要布置战场计，在工作期间，我军主力应集结在工作地区适当位置，施行训练为有利。
（四）部队分散和集中：
１、作战区域的划分：如附图（略）。在工作开始，应择取在我军军事交通的需要上，沿着路线附近先行工作，然后再向其周围推广。其主要道路（如图所示）各军团及军可按规定地区妥为分配后报告总司令部。（１）第1军团以东陂为中心，其工作区域包含水口、登仙桥以东，苦竹坪、东陂、朱坊以北，五六七都、水南以西（附图）。（２）第3军团以新丰市为中心，在水南、朱坊、五六七都以东（不包含朱坊、水南）新丰市之东北工作，包含有朱坊、甘坊、三溪、杨坊、党口、神冈等（附图）。（３）第5军团以甘竹为中心，东至罗坊、白舍、瑶陂，西至洽村、沙坪（附图）。（４）第22军以南村为中心，东至水口、苦竹坪，北至登仙桥、罗山街，西至增田以西直至水南，南与苏区打成一片（附图）。
２、方面军的集中计划另行规定。
四、各部队在工作期间，应设递步哨以便取得互相密切联系，特别是在最前线的掩护部队，当其派出的游击队得到敌情时，须马上用电话互相通报（横的电话线须迅速架设）。
五、工作期间总军医处应在水口设立临时医院，收容工作部队伤病兵。各军团应在军队未分散以前，对于军队卫生如传染病的隔离及对饮水注意放毒等加以详细的说明。
六、各部队进入工作地区后，应将该处给养状况详细调查电告总部。如给养不够，须从工作区以外设法筹办，以免工作区顿起粮食恐慌。
七、工作期间总司令部在吴村。
总 司 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训令》勾画出了第4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中心是将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者的力量结合起来，做好充分的战备工作，将战争的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在有利的条件下，有把握地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后来红1方面军第4次反“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布表明，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预见，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但这一《训令》却使苏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他更加恼火，因为《训令》不仅在当前的工作部署，就是在未来的战场预见上，都与他们的指示大相径庭。
9月29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我们4人并刘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金出发，星夜兼程，计划（2号）晚可到前方。”
1932年10月1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前方负责人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负责人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主持了会议。
现存于世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称：这次全体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任弼时、项英等人明白，毛泽东是前方军事方针的主要决策者，所以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批判毛泽东说：
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而毛泽东却对中央主张攻打中心城市赣州持消极怠工的态度。其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毛泽东等人执行“进攻路线”不坚决而“遂未坚决布置”。“前方同志表现得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打漳州胜利了，但却在战略上“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乐宜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
任弼时、项英指责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是“向偏僻区域发展”的“上山主义”；毛泽东的诱敌方针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方针、原则，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对这些错误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
在任弼时、项英连珠炮地攻击和指责面前，前方军事领导人大多都噤若寒蝉。
周恩来一面主动承认责任，表示，“后方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一面批评毛泽东说：“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指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同时，他也认为“对毛的批评过分”。
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申明自己的观点，同错误意见进行了说理斗争。但是，他在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强烈的攻击氛围中，独木难支，因之，他的辩白显得是那样无力。
任弼时、项英等提出：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他红1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战争的领导总责。
王稼祥表示不同意撤销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他说，应该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军事领导岗位上，指挥红军作战。
原来，王稼祥经过了一个时期与毛泽东的相处和了解，逐渐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建军思想深为敬佩。他义正词严地说：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周恩来既不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也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他提出另外两种方案：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非常愤慨，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所提的第二种方案。他说：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和全部授权，那我也就无须自己去“负全责”。
会议上“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因此，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
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接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电。
原来在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前方来电开会讨论了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一次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的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做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的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做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望。”于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0月7日在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说：“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10月8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也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说：“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不再坚持留毛泽东在前线做“助理”的主张了。
毛泽东心情十分郁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提出请病假到后方治病。苏区中央局予以批准，前提是要他在“必要时到前方”。
周恩来专程到曾栋材家的黄泥小屋探望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对他说：
“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10月10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复电中报告说：
“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
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布了一个似乎是正常工作调动的通令，全文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红1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怀
10月14日，红1方面军发布战略计划《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计划后边的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周恩来在计划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战役计划》决定：红1方面军乘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尚未就绪之际，出敌不意击破敌之一面，消灭建、黎、泰地区敌人，占领该地区，以利尔后反“围剿”作战。
王稼祥将战役计划交毛泽东审阅后，又谈到了毛泽东即将要走的事情，心情很沉重。毛泽东劝慰他说：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高尚情操。此后，王稼祥逐渐从教条主义宗派中分离出来，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终生不渝。
欲知毛泽东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进行辩护，着实令人钦佩。他那一番话，今天读来，仍然使人觉得是那样的真挚感人。他所说的两个“众所周知”，丝毫没有功利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诚、无私、不唯上、只唯实的伟大形象，跃然纸上，流芳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