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1935年11月——1945年8月14日）

第1章

“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话说1935年11月2日，毛泽东等到达陕甘晋省委和苏维埃驻地陕西甘泉县下寺湾，与彭德怀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说：

“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15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貌。”

此时，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从富县（解放前为鄜县）稻左堡赶回下寺湾。他们先碰见了贾拓夫，又见到了李维汉，被李维汉引领到毛泽东和张闻天处。毛泽东告诉程子华，他准备下午到红15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立刻派人到前线富县张村驿，要徐海东马上返回甘泉道佐铺的军团部。

徐海东自从读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15军团决定打个胜仗，庆祝两军大会师。此时张村驿战斗刚刚打响，徐海东立即命令停止进攻。他骑上马向军团部疾驰，由于心急，把警卫员和通讯员都远远甩在了后面。

从张村驿到军团部驻地道佐铺有65公里，徐海东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当他跳下马时，大白马如从水中捞出来一样，他自己的衣衫也湿透了。他走进窑洞，刚洗过脸，毛泽东就到了。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行人是在程子华、郭洪涛陪同下，从下寺湾越梢山来到道佐铺红15军团部的，和毛泽东等人同来的还有贾拓夫、李一氓。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问道：

“你是海东同志吗？”

徐海东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是徐海东。”

毛泽东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

徐海东连声说：

“还是毛主席你们辛苦啊！”

毛泽东很喜欢徐海东那朴实、爽朗的性格。他一直面带微笑亲切地看着徐海东，赞扬红15军团在劳山和榆林桥的战斗打得好。徐海东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谈话转入正题，毛泽东主持召开双方联席会议。徐海东首先向毛泽东等汇报了陕北的敌情。毛泽东要看地图，张池明马上送来一张军用地图。

张池明，1917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学名张家相，后改名张赤民，抗战后期才更名为张池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

毛泽东和众人认真研究了直罗镇一带的地形：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东距富县西离合水各约50公里，形同锁钥。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占据该地，就可以以此为据点，东西互相沟通，完成其构筑葫芦河封锁线的计划，因此这一带是其必争之地。但是，直罗镇距东北军后方比较远，它如果深入此地，又势必疲劳孤立，补给增援也会发生困难。据此，红军可乘其立足未稳，有把握将其歼灭。所以直罗镇也是有利于红军围歼东北军的一个好战场。

毛泽东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东北军。其作战原则是：将东北军先头部队诱入直罗镇，乘其立足未稳，集中红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之，得手后，继续围歼其后续部队。同时派出兵力牵制东北军，阻击其西援，以保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3次围剿，现在要消灭富县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前，必须先拿下张村驿一带的反动据点，创造战场，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通道。”

他又引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说：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

徐海东表示，一定要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第3次“围剿”。

毛泽东临别时，送给徐海东一部电台。他对徐海东说：

“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的下寺湾听取了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的政治、军事及“肃反”运动的情况汇报。

这西北苏区的情况说起来还挺复杂的，牵涉到一些领导人之间数十年的恩恩怨怨，笔者不得不在这里交代清楚。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北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两块根据地，一是谢子长开辟的“陕北”，一是刘志丹开辟的“陕甘边”。由于这两块根据地的自然条件、队伍来源不同，领导者的出身也不同，因此他们在工作方针、斗争策略方面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两个派系。尽管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两个派系之间还是产生了不少矛盾，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而积怨甚深。

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为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19年他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2年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办的军事干部培训学校——学兵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后改为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丁镇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刘培基（前清秀才）都是私塾先生。1921年刘志丹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初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第1团2连，后转入炮兵科，1926年毕业并随军东征。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谢子长与白明善、唐澍、李象九、阎红彦等人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第3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发动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武装暴动——清涧起义，在西北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阎红彦率一队人马活捉了县长张反之。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9岁时曾上过半年私塾，后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1925年4月，他经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清涧起义后，部队改编为旅，李象九任旅长，孟澄斋任参谋长，下辖3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分别担任营长，全旅近千人，一千多支枪。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惊恐，急令高双成率部围攻。由于起义部队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冲出外，其他人员冲散，辎重全部丢失。11月，曾去省委汇报的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革命军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沿途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

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3旅，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在华县瓜坡镇宣布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尔后，起义部队在华县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刘继曾为政治委员，王泰吉为参谋长，吴浩然为军党委书记，原第3旅旅长许权中为总顾问。全军千余人，设4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在榆林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任陕西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8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

1931年2月，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到山西组织红军游击队，后入吕梁山区组建游击队，4月下旬，他与吴岱峰、拓克宽、杨重远一起在孝义县娄底村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9月，拓克宽牺牲后，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率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10月初，阎红彦与吴岱峰等率部突袭玉家湾，进攻瓦窑堡，后转移到延川永平镇休整。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英雄。

1931年10月间，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指示，和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等将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及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共800余人，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谢子长的陕北游击队与阎红彦的晋西游击大队合为第1支队，阎红彦任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为第2支队。11月下旬，谢子长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党委书记，刘志丹、阎红彦、荣子卿为党委委员。

1931年底，“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来到甘肃正宁县，在三嘉塬一带驻扎。眼看农历新年就要到了，部队里还缺衣少粮。为了弄些年货，刘志丹的部下2支队的赵连璧（被民间称为神枪赵二娃）带了一部分人去打土豪，没收土豪白洋1000多元，还有几匹骡子，几头肥猪。他们给2支队每人发了几十元白洋。

大年初一这一天，谢子长为贯彻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清洗内部不纯分子的指示，开始对部队进行整训。在整训中，他和刘志丹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干革命必须打出红旗，而刘志丹却要坚持“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尔后，谢子长在一个打粮食的场上开会，他站在辘轴上刚说了一句“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马上就有人上前把刘志丹的枪给下了，接着又去抓赵连璧。这赵连璧是双手使枪，他将两把盒子枪一摆，意思是你们要干什么？旁边有人“啪”的一枪就把赵连璧给打死了。

这次流血事件是西北3支游击队在大联合后的首次冲突，此后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在一年之内竟轮番换了4任总指挥。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有史料称为陕甘游击总队），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李杰夫任政委。阎红彦任第1支队支队长。

3月下旬，刘志丹到西安找陕西省委申诉，详细汇报了谢子长、阎红彦缴他的枪、杀死赵连璧的“三嘉塬事件”。不久，陕西省委来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5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新任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进军陕北。

6月，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以甘肃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

8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进行“左”倾整训。阎红彦因对“左”倾冒险主义给部队作战带来的损失提出意见，被中共陕西省委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有反革命嫌疑”，被撤销了总指挥职务。

8月30日，谢子长出任陕甘游击队第4任总指挥。

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12月24日，陕甘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部队开到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进行整训。杜衡指责谢子长和阎红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等错误，撤销了二人的领导职务，并决定给他们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二人离开部队，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阎红彦自此离开了陕北。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0月间他到了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研究班学习军事，直到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他才被派回到陕北，本传后边另有叙述。

再说杜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由他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并指定选举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为团长；刘志丹任第2团政治处长、参谋长。

不久，刘志丹创建了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5月，杜衡（后不久叛变）再次来到红26军，按照“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创建苏区。红26军2团从陕甘边根据地南下关中平原，在渭南、华县地区被国民党军击败，损失惨重，只剩下刘志丹、王世泰等数十人，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9月，刘志丹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恢复红26军。刘志丹先后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

就在这11月间，谢子长在上海受训结束，回到了陕北，被中共北方代表委派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壮大了第2、第3支队，并和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一起组建了第4、第5支队，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郭洪涛，1909年11月16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东区姬岔乡黑圪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郭洪涛任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

1934年4月，刘志丹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5月，刘志丹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不久，谢子长率部南下，在甘肃华池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42师会合。这是陕北两个派系的第2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