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26军42师党委和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指示，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26军1933年5月南下失败的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并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发言中也严厉批评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

红26军一些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使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刘志丹说，现在大敌当前，关于这个党内认识问题，稍后再说。这样，会议就没有再争论下去。会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陕甘边党政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阎家洼子会议是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派系之间矛盾的延续。

8月下旬，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率红42师第3团及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陕甘边苏区的第1次“围剿”。

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曾去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谢子长。据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见面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刘志丹坐在谢子长旁边，拉着他的手，说你得好好养伤，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这个事，一个是研究怎么粉碎第2次围剿，他们两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很多事情都讲在一起了。两个人讨论到联合作战的问题，并准备成立西北军委。对于军委主席由谁来担任，刘志丹和谢子长各执己见。两个人争来争去，谢就说这个主席要刘志丹当，现在这个伤势情况，他也不能活动，也不能工作，这个主席由刘来负责，统一由刘来指挥就行。刘志丹就不赞成，说不行，还是谢做这个主席。两个人为这个事吵了不少。最后谢子长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指定刘志丹做军委主席。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二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统一领导。

由此看来，谢子长和刘志丹之间的矛盾基本化解了。但在谢子长身后，两个派系之间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

后来在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为谢子长墓撰写了277字的碑文。1942年，边区政府为纪念谢子长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1935年5月，红26军与由陕北独立师改编的红27军84师会合，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担任总指挥。8月，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到黄河东岸，粉碎了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红25军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落脚点。

此时的刘志丹再也想不到，一股暗流正在向西北苏区涌来。朱理治、聂洪钧分别受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委派，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先后来到了西北苏区。

朱理治、聂洪钧受命来陕北的起因有二：一是早在1934年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说：“42师一贯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地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地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第二个起因是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1934年10月26日也向北方代表孔原并上海中央局写了《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延川县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3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陕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

朱理治提出的“左”倾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这使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其后，由朱理治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就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人参加。会议秘密通过了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但此时的红26军和红27军都由刘志丹统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还没有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的实力，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就使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持。

此时的红25军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这支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一路转战，一路“肃反”，在1935年4月到了陕南后，还误杀了杨虎城17路军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由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队有了猜疑。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延川县永坪，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

9月17日，朱理治在红25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的支持下，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3人为“中央代表”，夺取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中共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红15军团。

9月18日，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由红25军改编的第75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由红26军改编的第78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后崔田民代）；由红27军改编的第81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参谋长李宗贵，政治部主任张树才。全军团共7000余人。

此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采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从鄂豫皖带来的极左思想和“肃反经验”，以红25军为后盾，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帜和“反右倾”的幌子，进行“肃反”。

10月6日，戴季英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逮捕入狱，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是反革命。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曾表示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可后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原红26军和陕甘边被杀干部就多达200余人。

这便是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来到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示说：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立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他马上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去陕北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安定县瓦窑堡，接管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他还嘱咐王首道：

“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汇报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鉴于西北“左”倾主义乱抓乱杀的严重局面，提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把遵义会议未解决的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毛泽东说：

“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去，中央机关也要向瓦窑堡转移。政治问题以后再说。”

周恩来的提议被搁置下来。会议接着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和部队的建制问题。毛泽东说：

“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比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3次围剿问题。同15军团会合后，15军团编制应保存，26、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1军团，成立1方面军。”

众人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彭德怀

成员有：王稼祥  聂鸿钧  林彪  徐海东  程子华  郭洪涛

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根据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博古、邓发、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刘少奇、李维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去安定县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作战部队南下和红15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3次围剿。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布告说：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由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担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部部长，由罗梓铭担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毛泽东又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通令说：

“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9同志为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接着，毛泽东在下寺湾召集陕甘支队战斗部队和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他详细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说明了整个战役的部署和战法，给各部下达了作战任务。他还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拳打洪教头的故事说：

“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毛泽东这番深入浅出的话，使大家充满胜利的信心。

11月4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南下到达甘泉县桥镇，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前进。

11月5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将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合编为红1军团，共7200余人，由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

红15军团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调中央红军的周士第为参谋长。辖第75师、第78师、第81师和1个骑兵团。

命令任命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还任命了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22人。

全军共5个师又4个团，约1万多人。

徐海东从红15军团每个连队中抽出3挺机枪和一部分其它枪支弹药，又从经理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药品，支援红1军团；并将在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入伍的解放战士（指被俘后经过教育加入革命队伍的士兵，后同），全部补充给红1军团。徐海东还强调说，红15军团要学习中央红军的好作风，要搞好团结，不要搞宗派、拉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