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一再叮嘱汪锋：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正确的分析判断，谈判时多鼓励抗日士兵，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了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要把各方面工作都想到想细，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与汪锋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汪锋表示，自己长期在陕西省委军委会工作，对17路军的历史和各层人士都非常熟悉。困难和危险是存在的，但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尽力搞好这次谈判。

此后汪锋在红1方面军前线总指挥部住了4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

11月下旬，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红1军团供给部长杨至诚为解决全军团过冬问题，正急得团团转。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要解决过冬问题，至少缺2000到3000块银元。毛泽东看了报告，叫来杨至诚，商量说：

“我们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杨至诚说：

“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毛泽东说：

“他们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或许会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对杨至诚说：

“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先去跑一趟，咱们不借3000，也不借2000，来一个折中2500。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说罢，他提起笔写道：

海东同志：

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

杨至诚带着借条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纵马来找徐海东。二人寒暄过后，杨至诚将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十分不安，连连说：

“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

杨至诚说：

“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很困难，要是……”

徐海东说：

“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得多。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款过去。”

徐海东送走杨至诚，找来供给部长，将毛泽东写的借条递给他看。此时红15军团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和添置冬装。徐海东说，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钱送给红1军团。供给部长说：

“老军长，这钱是该借，可是我们过冬也需要钱，你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动情地说：

“我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了11省，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饿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

供给部长见徐海东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匆匆告辞，带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了病，毛泽东几次催他去看病治疗，可吴吉清却满不在乎，以为是不服陕北水土，自己这么年轻，顶一顶就能过去了。谁知到了第5天，他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疼爱地责备他说：

“强汉抗不过病！”

毛泽东马上派医生给吴吉清打针吃药，第2天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他就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1方面军野战医院。医生诊断吴吉清患的是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赶到医院看望吴吉清，吴吉清怕毛泽东被传染，苦苦请求他赶快离开，没想到毛泽东却坐了下来，安慰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

吴吉清入院七八天，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医生误以为他没有生的希望了，就将他送入了太平间。前来探望的同事发现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拿起电话对野战医院负责人说：

“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治好。”

他搁下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把自己的备用药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获得了第2次生命。

11月28日，毛泽东起草并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全文如下：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蒂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地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受尽了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出席红1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直罗镇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役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

毛泽东还说：

“如果没有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的‘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的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算是举行了奠基礼。”“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现时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分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份去。”“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5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

鉴于牛元峰被打死一事，毛泽东提出了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杀、优待释放。

红1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后来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了直罗镇大捷。电文中还说：

“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第3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故意夸大南下途中的个别胜利，并且还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汪锋，要他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见杨虎城等人。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以后，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策应北伐战争。蒋介石、冯玉祥叛变革命后，杨虎城向贺龙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组织，未被批准。在杨虎城的西北军里，有不少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过杨部的政治主任。1931年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省，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将他的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

后来汪锋与杨虎城见面后，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均应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汪锋与杨虎城3次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再说12月6日，毛泽东为会见林育英，筹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离开了东村红1方面军司令部，经甘泉、安塞去瓦窑堡。

12月8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林育英等人，约定12月10日在安塞见面。

12月11日，毛泽东一行人晚一天到了安塞。据随行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文中回忆，当晚毛泽东等人夜宿于离安塞城八九里的一个小村子。

这时，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等人已在安塞城等候毛泽东，双方竟未接上头。

12月13日，毛泽东一行径直到了瓦窑堡。

瓦窑堡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清涧县，西连安塞县，南接延川县和延安市，北界靖边、横山、子洲县。城内只有三四百户人家。

毛泽东在瓦窑堡的住处开始是被安排在二道街，他来后又搬进了中山街北侧中盛店院内。这院里共有8孔窑洞，分为两排。第1排靠东侧第1孔窑洞是通向后院的通道。毛泽东住在第2排靠西侧的两孔窑洞中。这两孔窑洞之间有一个通道，西侧第1孔为会客室，有木桌、木椅、条凳和地炉，第2孔是卧室兼办公室，有炕，窗前有木桌椅。

安排已定，毛泽东会见了不久前回到陕北的原陕北第3号领导人阎红彦。

阎红彦是在1935年4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和刘长胜一起带着密电码，回国寻找战略转移中的中央红军的。他们一路寻访，好不容易在北平打听到了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便直奔陕北而来，终于在12月间到了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和负责人。

12月14日深夜，张闻天等人收到毛泽东已经回到瓦窑堡的电报，遂立即返回。

12月15日，林育英回到瓦窑堡后见到了毛泽东。

本传第二卷中已经说过，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曾请恽代英派人协助文化书社办一个织布厂。恽代英很快便让林育英到了长沙，协助文化书社办厂。毛泽东由此结识了林育英。二人没想到多年后竟是在陕北重逢，说起青年时期的旧情，自然是十分高兴。

此后，毛泽东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在11月10日结婚了，便立即赶往张闻天夫妇家里，非要闹一闹洞房不可。他一进窑洞就大声嚷开了：

“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张闻天是一个文文气气的书生，一碰到开玩笑的事，嘴就笨多了，不知该如何说好。还是刘英伶俐泼辣，她说：

“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

“那就不承认！”

毛泽东不依不饶，闹了一阵子，又说：

“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们这叫作：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说：

“我可不是美人啊！”

毛泽东说：

“怎么不是？洛甫是开明君主，你就是开明娘娘。我就自封个毛大帅吧！”

尔后，毛泽东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5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人“案件”的情况汇报。他气愤地说：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恩来带着刚刚被释放的刘志丹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早早站在门外迎接，一见刘志丹来了，就笑着走上前去和刘志丹握手，拉着刘志丹往里走，边走边说：

“志丹同志，快请到窑洞里坐，里面有火。”

刘志丹热泪盈眶地说：

“毛主席，你好啊！我们终于盼来了主席！盼来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把刘志丹让进窑洞，落座后，他说：

“志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

“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

“我们找你可费劲啦！原来你却在牢房里，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还给你戴上了手铐脚镣！”

周恩来看着刘志丹憔悴的样子，也说：

“‘左’字号的班房也厉害得很嘛！”

刘志丹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吗？”

毛泽东说：

“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

“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使我们回到家了嘛。”

刘志丹说：

“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说：

“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正说话间，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真娃（即刘力贞）来了。刘志丹看到多日不见的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毛泽东吩咐贺子珍接待同桂荣母女。贺子珍生病正躺在床上，急忙起来招呼客人落座，端上茶水。细心的同桂荣问贺子珍：

“毛主席为啥冬天还拖着单鞋？”

贺子珍说：

“他的脚在长征时冻下病，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

同桂荣向贺子珍要了张纸，剪下毛泽东的鞋样，说是要为他做一双棉鞋、棉垫。就在这时，刘志丹要告辞了，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感谢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跟着主席和党中央革命到底！”

在数十年后，习仲勋、马文瑞等和刘志丹一起被关押的原西北苏区领导干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是无限感慨，他们都曾这样说过：“那时，多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苏区，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们哪会有今天啊！”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重视和使用原西北苏区那些开拓者？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初到陕北，为了不让尾追之敌祸害西北苏区，亲自策划并指挥直罗镇一役，一战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尔后他又连续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全部释放原西北苏区和红25军中被“左”倾路线执行者关押的数百名领导干部；二是释放了东北军中的被俘者，并派出汪锋等使者，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三是致电张国焘等人，通报了陕北的大好局面，意在争取红4方面军北上。这一切无不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的胸襟和高瞻远瞩。而早已陷入困境的张国焘却在复电中狂妄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两相比较，二人的优劣、胜败立分矣！对于他们后来各自的结局，读史者切不可以天命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