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话说1936年9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国民党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请潘汉年回保安，以讨论统一战线及西南问题。
接着，毛泽东给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17师师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交给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和中共中央交通员孙作宾，要孙作宾“面陈孙军长”。
原来在1936年4月间，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运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后，省委机关和工作人员随时有被破坏和被逮捕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孙作宾和严克伦即赴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孙作宾在6月底临行前，杜斌丞先生特地转告他说，杨虎城和孙蔚如都要求你们给共产党中央传话，说他们的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孙作宾立即找孙蔚如面谈。孙蔚如说：“现在日寇侵华日急，蒋介石不谋攘外，反而假‘安内’之名进行内战。去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今年又发表‘五五通电’（即毛泽东、朱德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笔者注），我都反复看过了，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孙作宾对孙蔚如的谈话由衷赞许，并请他给毛泽东写封信。孙蔚如婉言解释说：“我过去在陕南驻军时，曾给红4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孙作宾到陕北后，先在安塞真武洞见了叶剑英，在保安见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向他们汇报了陕西省委连遭破坏和几次组建临时省委坚持斗争的情况。然后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安排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在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一孔石窑里接见了孙作宾，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你们在地下工作辛苦了！”孙作宾向他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政治态度。当汇报到孙蔚如不愿写信的原因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很讲信用的，张国焘那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他答应一定给孙蔚如先生复一封信。到了9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就给孙蔚如写了一封要孙作宾面交的信，他写道：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
9月间，毛泽东为了加强高级干部的学习，在和周恩来、博古致红军西方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刘晓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说：
“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10本，先交富春，停3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10天寄一次。”
9月7日，毛泽东致电红28军军长宋时轮并转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说：哥老会首领回族人马怀蔺在宁夏有群众基础，我们应优待和帮助他，委任他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1路游击司令。马怀蔺由保安赴定边，应派兵沿途接送。
马怀蔺，原名马相如，1892年出生在宁夏吴忠大寨子一个殷实而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父母主张“耕读传家”，将其送进学堂和清真寺读书念经。马怀蔺中学毕业后，不但文采出众，而且中文、阿文、书法也都很好。青年时期的马怀蔺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动荡时代，辛亥革命的火种传到吴忠后，他毅然加入了哥老会，秘密组织回汉人民开展反清斗争，成为吴忠地区的首领。1928年马怀蔺在绥远结识了刘志丹、高岗等陕北共产党人。就在不久前，马怀蔺动员好友金三寿（建国后为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存标、金风岐几位青年投奔红军，他们到了盐池县王乐井乡郑家堡子，游击队员将他们引见了三边特委军事部长高岗。高岗高兴地对他们说：“太欢迎你们了，中国革命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你们代表着宁夏的回族人民来参加革命，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向党中央作汇报。”很快，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指示说让他们尽快到保安来。不久，马怀蔺等人到了保安高桥，见路边沿途贴着“欢迎回族领袖马怀蔺”等大幅标语，都特别兴奋。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接待了他们。郭洪涛对马怀蔺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回族同志来参加革命，精神难能可贵，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视你们，将来解放宁夏也要依靠你们回族群众的力量。”马怀蔺说：“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我们一定依靠党的领导，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两天后，郭洪涛带着马怀蔺和金三寿、马存标等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穿着灰白色旧军服，抽着烟，踱着步正等待客人。郭洪涛走上前说：
“主席，他们来了。”
然后转身向马怀蔺介绍说：
“这就是毛主席。”
马怀蔺几个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握手说：
“欢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他把客人让进窑洞里，坐在几个小马扎上，给每人递了支烟，指着警卫员端上来的水杯，风趣地说：
“放心地喝吧，回族同志们，杯子是涮过的。我可不是马鸿逵说的‘魔鬼’，你们回族人说的依布里斯，要杀回灭教，也不是传说中的神。我跟你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我只是要和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回族人民，一道来砸烂当今人吃人的旧制度。”
毛泽东见客人们有点紧张，又说：
“你们不要拘束，不必客气，随便谈谈。”
他在谈话中又询问了宁夏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回族人民的信仰，生活习惯等。他还问马怀蔺：
“将来我们解放宁夏，你看要多少人马？”
马怀蔺回答说：
“有一个军就行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不行吧！”
马怀蔺说：
“宁夏的回民多，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去的军队再多也不行。红军是仁义之师，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老百姓肯定欢迎红军。”
9月8日，毛泽东阅读陕西当地的报纸，看到报纸内容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5周年了，邵力子主政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却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本传前面曾多次说到邵力子是共产党员，可他后来何以会主政陕西呢？原来早在1926年8月，邵力子和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向邵力子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你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邵力子按照这一指示，正式退出了共产党。1933年4月，邵力子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毛泽东回想起邵力子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现在怎么会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便提笔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做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泣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10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
顺颂勋祺！
毛泽东
尔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王均各写了一封信。他在给朱绍良的信中写道：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附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启
他在给王均的信中写道：
治平（王均字治平——笔者注）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10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即朱德，和王均是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同学——笔者注）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量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顺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说：
“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一下。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红2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国民党军王均部。红4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另由周恩来指挥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与南京的谈判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已派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9月9日，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准备以两个军西渡黄河，以主力跟进，实行其“西进计划”，要自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9月10日，毛泽东尚不知张国焘还坚持“西进计划”，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告之国民党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3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4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2方面军提前北进。红2方面军应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指示红1军团第2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为红2方面军移至通渭以北休息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