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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话说斯诺经过几次采访,毛泽东的个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尔只有林彪插嘴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点相一致,虽然他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斯诺在保安还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广泛交谈。他还参观了红军大学,采访了红军战士,观看了红军剧社演出的文艺节目,又到农村与农民交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为了全面、准确地报道苏区的情况,他决定和海德姆一起到前线去,在红军中进行广泛采访活动。毛泽东为了便利斯诺二人的采访活动,派人给他俩各送去一套红军服装。斯诺在临行前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斯诺说没有了,他对毛泽东给他们准备红军服装表示感谢。他说:

“我们穿上这套红军服装,工作就非常方便了。”

毛泽东说:

“穿上这套服装,老百姓就会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不会把你们当成‘洋鬼子’看待了。”

斯诺拿出照相机,对毛泽东说:

“我想给你拍两张照片,可以吗?”

毛泽东说:

“行啊!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斯诺请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照了一张全身像。斯诺拧过胶卷后,要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像,毛泽东说;

“好!你就照吧!”

斯诺说:

“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

警卫员李长久连忙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帽子太小,毛泽东戴不上。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说:

“戴我这顶照吧!”

毛泽东把斯诺的帽子戴上试了试,虽然小了一点,还算能戴上。于是,斯诺就以石窑为背景,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照片——《毛主席在保安》。

后来从7月底到9月中旬,斯诺、海德姆由黄华陪同,在甘肃、宁夏红军前线部队采访、考察,他们多次同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蔡树藩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进行交谈。斯诺获得了许多资料,拍下了许多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蔡树藩是这样写的: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的红军将领。”

斯诺还记载了采访徐海东的情形。他问徐海东:

“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

徐海东答道: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4方面军。”

斯诺看着徐海东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他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3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毙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

“66个人?”

斯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徐海东继续说:

“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5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到了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百里、南北3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斯诺在前线1个多月的采访期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一再问起斯诺的行止。

且说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了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强调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过去确定的3条,即: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还说:

“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重点在敌军较多的庆阳方面。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李富春等人说:

你们两个月来英勇地战斗,已完成了在西方创建根据地、在东方坚持游击战争、在南方发展统一战线这三大任务的第一阶段要求。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

7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2、红4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询问红2、红4方面军两部的行动情况。电报中说:

“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及林育英、李维汉、杨尚昆、冯文彬、伍修权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了加强白区的组织建设、党的领导、情报工作、外交工作等。

会议决定:整个统一战线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毛泽东负责,白区工作由博古负责,西北白区工作由李维汉负责。

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在预旺地区集结休整,准备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西征战役胜利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歼灭、俘获国民党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各200多公里的新苏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材;为迎接红2、红4方面军北上,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8月1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签署通令,决定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红军大学和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由周恩来指挥红29、红30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保安城卫戍司令。

毛泽东还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对红4方面军第3次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表示祝贺。还通报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副总司令王均部的布防情况,又说:

“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4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后,宜迅速北进。2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除包座到哈达铺之外,最好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8月3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赞同来电中提出的进军洮河、岷州、西固,出击天水、兰州的行动计划。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8月5日,红2、红4方面军分3路纵队,分别从包座等地出发,挺进甘南。

第1纵队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组成,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由包座、旺藏寺北上。

第2纵队由红4、红31军组成,在王树声领导下北上。

第3纵队由红2方面军组成,策应第1、第2纵队。

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与杨尚昆为总政治部出版《长征记》征稿,致电各部队说:

“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

8月初,国共双方南京谈判告一段落。周小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此前,潘汉年自莫斯科回沪,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进行了谈判。此时也转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保安召开会议,研究周小舟、潘汉年带回的信息:国民党方面希望共产党方面派出正式代表就国共合作问题谈判。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

周恩来说,同南京方面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二、明确表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

“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我们还可以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同时分别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目前阶段,我们要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我们则一面坚持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8月9日,毛泽东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致信张学良,建议东北军根据红2、4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的发展及日军对绥蒙进攻等情况,同红军合作开创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援绥,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并建议张学良不要去南京,防备蒋介石的暗害阴谋。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蒋介石对抗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我们3月提出谈判5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答复时提出4项办法:1、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3、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4、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4条,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4条是:1、尊奉三民主义;2、服从委员长指挥;3、取消红军改编国军;4、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4条同5月的4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

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蒋介石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地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中间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地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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